四、储南强肯定施壶是真的传世供春壶。1955年5月1日，八十高龄的储南强先生由洪玉林的学生倪根泉介绍和陪同，特地专程从宜兴到上海拜访施镇昌，要求看供春壶。储老见到施壶后十分赞美，尤其欣赏壶身上刻的篆书“供春”二字。从此储与施结为好友，经常互通书信，互赠珍品，还邀施夫妇到宜兴储家作客，并由其女儿储烟水陪同参观善卷洞。储老在与施的谈话和书信中，均一再肯定施壶是真供春壶。如储老见到此壶后说，他昔年访问供春壶时遇到阴雨，所以诗中有“风雨凄凄访供春”之句，不料今天来访供春壶，又适阴雨天。储老应施的要求写信介绍施去苏州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参观他捐献的供春壶，并托人传话，要施务必把参观后的感想告诉他。施参观后作诗一首寄储，讽喻该壶是赝品。诗曰：“供春传器世无疑，学使风流草篆奇。难得高人重检点，瘿松老去又生枝。”按：学使指吴颐山，“供春”两篆字即为吴所书。
储老不久复信，表示对施的诗讽咏佩服，仰慕施藏有“名壶”，并随信寄去清人张叔未的《清仪阁杂咏》抄件数页。
储在张的诗句“供春无字留人间，鼻祖今传时少山”旁边画圈，并在上端写了批语：“岂知我公竟得供春壶，叔未有知，必羡煞羡煞！”据施家后人言，因事隔多年，储老给施的信件已多散失，但此件尚存施家。
据说，施当时误认为该壶就是储老原来收藏的那一把壶，可能是储在抗日战争期间逃难时失去，辗转为自己购得，因此曾再三考虑，拟将交此壶奉还储老，以全友谊。但不久储南强谢世，此事就被搁置达30年之久。
五、施壶与储壶的比较及鉴别。施镇昌的家属按照施的遗愿，准备在真伪供春壶一案弄清之后，把自己的壶捐献给国家收藏，使这件珍贵文物得以永远保存，而不致毁于后代之手。因此，于1980年将壶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研究鉴别。经与该馆收藏的储南强捐献之壶相比，施壶较大，储壶显得矮小。施壶的造型和工艺水平均优于储壶，前者的年分也超过后者。两把壶的鋬后均刻有篆书“供春”二字，但施壶上的勾划清楚，鲜明易辨，储壶上的字模糊难认。施壶的壶盖作瓜形，盖内刻有篆书“玉麟”方章。储壶的壶盖是椭圆形的，壶盖止口上刻有“重为制盖者石民”及“题记者稚君”等铭文。玉麟壶盖的造型和制作水平均优于石民所制壶盖。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的范世民、石志廉先生，将两把壶一起提请北京、上海部分文物工作者作进一步研究鉴别。一般都认为，储壶靠不住，施壶比较好；但也有认为两把壶都不是明代的，从乾隆到民国初年说法不一。范、石两位先生说，现今懂得旧紫砂壶的人极少，又未找到其他仿制供春壶可供比较，故对施壶的真伪尚无法判断，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范先生说：储壶原是一级文物，现在连二级、三级也不是了。
1979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办规模空前的“宜兴陶瓷展览”时，宜兴陶瓷公司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一些行家见到了施壶。据称，宜兴紫砂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先生曾经见过储南强捐献的供春壶，认为从工艺和技术角度看，该壶不可能是明代作品，而是近代或现代作品。1981年9月，储烟水女士曾对施家人说：储老当年在苏州购得的供春壶是没有壶盖的，所以后来请裴石民做了一个，你们施家的壶有黄玉麟盖，那肯定就是吴愙斋藏的那一把供春壶。关于供春壶传器和其他作品资料，这里还可以提供两条张岱的《琅环文集》中的铭文：
一、《龚春壶铭条》云：
“古来名画，多不落款，此壶望而知之为龚春也。使大彬冒认，敢也不敢？”这把“望而知之”的龚春壶，在紫砂陶的著述中向来没有人提及过，想来制作朴雅古茂，远出时大彬之上，才被定作供春壶的。遗憾的是该壶的形制，没有详细载明，使我们无法想见其梗概。
二、《李锦城龚春台铭》条云：“诸妙毕备，惭愧惭愧！”并加注：“道子收藏，泥细为面，出款占荦，……大非今人所及。”
按台有烛台、檠台，又有台盏。台盏是一种带有托碟的茶盏。供春此台，当是茶盏。
过去我们不知道供春除制壶之外，兼擅杯碟之属。大家以为，宜兴紫砂器的制作范围遍及到其他用品方面，是万历以后的事。从这条铭文看，早在供春时代，已经开此先河了。
（参见刘汝醴《宜兴紫砂史》，1978年油印本）
二、紫砂壶生产营销历史
紫砂壶生产始于北宋中叶，至明代正德年间开始兴盛，涌现出许多民间艺人。其中供春就是把紫砂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而成为最早的著名民间艺人。至明万历年间，名匠辈出，各人自立门户，争奇斗胜，在制品的烧制技术上也得到改进，使产品增加了色彩和光洁度。万历以后，紫砂工艺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而进入百品竞新的兴盛时期，除生产茶壶，还生产文房雅玩、香盒等工艺品。明末，紫砂壶最先被葡萄牙商人带到欧洲，称为“红色瓷器”。（参见（《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从明代万历起到清末，紫砂壶生产营销在国内盛行了300多年。在国外，它也大为艺术界所珍赏，几乎是“茗壶奔走天下半”了。
紫砂壶生产发展兴盛的原因，首先在于明代手工业劳动力的解放；其次是瓷器工业发展对它的影响；第三是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当然，陶都的“燃烧近在咫尺，原料就在脚下，地处三省交界，运输四通八达，适应群众需要”，则更是紫砂壶生产集中、出品精良且经久不衰之主要原因。
从明代万历年到清代乾隆中叶的100多年，是紫砂壶生产发展的兴旺期。这一时期，紫砂壶名家名器众多，风格式样丰富多彩，不仅造型范围十分宽广，而且其使用的成型工具和烧造技术也都有明显的改进和发展。这些成就，在紫砂工艺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之前后都无法与之相比拟。
这空前兴盛期的出现，主要是元代垄断工匠和技术到明帝国建立以后，逐步得到了解放，从而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高度发展的明代手工业中，陶瓷工业尤为明显。随着全国瓷器业的发展。随着全国瓷器业的发展，民窑中杰出的造瓷名工陈仲美、昊十九、周时通、崔国樊、吴明官等纷纷到陶都宜兴改业紫砂，促进紫砂工艺的发展。同时，从明代中叶起，社会上饮茶的风气和品茶的提倡，促使宜兴紫砂壶广泛流进起来，并为好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一致推崇。如冯可宾的《茶笺》说：“茶壶陶器为上，锡次之。”文震亨的《长物志》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李渔的《杂说》中赞美道：“茗壶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徐喈凤在重修《宜兴县志》中也说：“供春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唧，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在周容的《宜兴瓷壶记》中也记有：“今吴惜中较茶者，壶必宜兴瓷。”周商起来在《阳羡茗壶系》专著中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过前人处也。”由此可见，当时紫砂壶生产的发展、兴盛，也借助于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和诸多著述家的推崇。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促使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生产，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的陶业生产方式是手工工场和手工怍坊，实际上又是雇工种田、雇工制陶同属一个业户。明代中期起，出现独立的专业制陶。陶业生产集中于鼎蜀山一带，形成了手工业工场，并产生了工场主和窑户。窑户一般以独资经营为主，或以一个家族合伙经营。其时，紫砂壶生产开始盛行，名匠辈出，名壶问世，产品不仅国内市场见俏，还向日本、欧洲、东南亚各国出口。
到了清代，宜兴已发展成为全国日用陶重点产区之一。
鼎蜀山一带，已是“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
“宜兴窑”、“欧窑”、“蜀山窑”，作为明清时期三大名窑而载誉于世。当时，紫砂壶生产迅速发展，产品的式样和风格比明代更为奇特，新品种也不断增加。其中有借鉴花果造型和仿古铜器式样的茶壶，还用各种粉彩山水装饰的紫砂壶，以及各式紫砂象形果品。
由于壶艺精进，紫砂壶常被宫廷皇室选为贡品，并远销欧洲、东南亚及南美各国，时人有诗赞美曰：
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
行会和公会组织：清光绪初年，宜兴陶业按其产品质地分为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类行业，且各有行会行规。“不是同行，不得烧窑”，要烧窑就必须入行，并须交纳较高的入行费。行会内部实行统一的议价并强制执行。对紫砂壶的出品，其款式必须以姓名为记，不用商标；
技术上实行严格保密，有“传子不传女”的说法。1915，缸业（粗货业）公所、黑货业公所、黄货业公所、砂货业公所、紫砂业公所以及溪货业行会正式成立，各自生产营销专业陶器产品。紫砂业分布在蜀山、潜洛、上袁一带，主要产品是紫砂茶壶、茶具、花盆、瓶、鼎、碗、碟、文房饰品和假山石景等精细工艺品与普通茶具。
民国初期，陶都鼎蜀山一带居民。几乎是“家家制坯，户户捶泥”，“衣食所需，均惟陶业是赖”。鼎山和汤渡以生产日用陶为主；蜀山及附近一带则生产普通紫砂陶器；宜兴城内还有一些专门经营紫砂细货的商号烧造上等紫砂器，并出现利永公司、利用公司等新兴企业。民国四年，利用公司出品紫砂壶曾参加巴拿马国际赛会并首次获奖。传世作品有一个专为这次巴拿马国际赛会而造的茶壶，刻有“潜陶”的铭文。另一件由潜陶加上饰纹的样本是一件六方瓜楞壶，外施白色带开片的釉。釉上绘以蓝彩山水，并附铭记，说明“潜陶居士”在“庚申”年（1920年）做于“利用南窗”；
盖内钤“大生”楷书印。制壶者范大生是一个多产紫砂艺人，他也为吴德盛和铁画轩陶器公司做紫砂茶壶。这个赛会中的花形壶也是大生的作品。
据说范氏家族三代均用“大生”一印（生大、子大生及孙承甫、锦甫两人）。在1920年，利永公司接管了利用公司，但其紫砂名器继续在费城（1926年）和巴黎（1930年）的国际展览会中赢得奖项。
开行设店，营销宜陶随着紫砂壶生产的不断发展，销路畅通，销区扩大，陶商纷纷在苏、浙、皖开行设店，甚至在国外开设陶瓷商店。仅1850年至1911年，鼎蜀镇窑户在江南及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器商店就有11家。
附表：
1850年至1911年间宜兴鼎蜀镇窑户在外地开设的陶瓷商店 地点店号店主开设时间 上海鲍生泰鲍家1850年 上海葛德和葛德和1860年 江苏常熟浒浦诚泰鲍家1870年 浙江常浦同泰鲍家1845年 上海福康陈子环1880年 江苏常熟浒浦陈义隆陈子环1880年 江苏江阴元隆盛陈子环1880年 杭州张万清张自清1903年 常州永大昌鲍家1910年 无锡信泰鲍家1910年 无锡鲍金泰鲍家1910年
原载《宜兴陶瓷发畏史》，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1976年油印本）辛亥革命以后，陶都大窑户在外埠新开设的陶瓷商店有几十家之多。上海有“鲍源信”、“谊大新”、“钱书轩”、“吴德盛”、“章新泰”、“利用”、“兴盛栈”等；杭州有“源隆顺”、“兴昌”；天津有“豫丰”；烟台有“同品祥”；青岛有“和盛”；无锡有“蒋义茂”、“蒋仁茂”；常州有“永泰”；南通有“瑞泰”、“盛泰”；镇江有“鲍信盛”等等。这些外埠的陶瓷商店营销区扩大，遍及东北、河北、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和湖北各省。
牙行的产生：19世纪末叶，由于宜兴陶业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牙行（即窑货行）的创设。到了1911年，鼎蜀镇汤渡一带的牙行发展到10余户；
1927年到48户。宜陶牙行分为两种：一种叫“印只行”，也叫“正货行”，行主有两种性质：一是由当地大窑户为烧窑开行相结合所开办的，一是由外埠陶器商店派人来经营的。
这种牙行专门经营正品陶器，范围大，资金足。通常一个牙行有10～15个从业人员，烧窑与开行相结合的行家不再另开设，包括在他们的企业内。另一种牙行叫“次货行”，也叫“号货行”、“炉头行”。这种行家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这种行大多数是一个人独开，也有二三人合开，不分什么老板、伙计，分拆“行佣”。
民国时期，宜兴陶瓷产品的销售，紫砂陶器可以由窑户直接与顾客交易，其余产品均须经过牙行（即窑货行）的中间关系方能成交。产品的内销形式大致有四种：（一）当地开设窑货行，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鼎山边庄的“华信孚”，潘家潭的“秦垂裕”，蜀山的“永兴裕”，白宕的“葛德和”、“鲍信盛”等。（二）外埠开设窑货行，其中有名的有杭州的“华信昌”，上海的“鲍鼎泰”、“鲍森泰”、“鲍鑫成”、“葛德和”，常州的“永大昌”，苏州、南通、镇江三地的“鲍信成”等。（三）中转销售，通过与无锡江尖咀蒋仁茂、蒋义茂兄弟俩开设的陶器行建立长期业务关系，由此销售产品。
（四）直接销售给来自各地的陶瓷商贩，如苏北帮、安庆帮、山东帮等。其中有的几代在宜兴备有船只，直接从窑场购买产品，然后长途贩运。
1917年，江苏省立陶瓷工厂在蜀山成立，招聘陶瓷专家和技术工人生产紫砂陶器，并对紫砂泥质、泥色以及造型等进行研究和改进。民国八年，宜兴地区窑货行（店）不到10家，产品销往江西、浙江、安徽、山东等省。民国十四年，窑发行发展到25家，销售区域也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那时候，紫砂壶出口外销也急剧增长。这时宜兴陶业的发展已达到全盛阶段，也是紫砂壶生产的黄金时代。据《国际劳工通讯》报道：“其营业估值约为每年四百多万元。”
民国十年，利用公司在蜀山开办利用陶工传习所，招收和培养艺徒，并建造龙窑一座，烧造紫砂产品。其时，紫砂生产分布于蜀山、潜洛、上袁等地，烧造紫砂产品的窑已有10座，年产量达100多万件。到了民国二十一年，紫砂从业人数已达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约42万元，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并直接接受日本、东南亚等国家的订货，是紫砂工艺特盛的一年。是年，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范福奎等紫砂艺人的作品“云龙鼎”、“掇球壶”、“仿古壶”、“传炉壶”等均获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