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王室遭到犬戎入侵，幽王被杀，太子宜臼立为平王。平王在一些贵族和诸侯的护卫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从此，王室力量衰微，再也无力控制诸侯，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动乱时代，史家称为春秋时期。在诸侯扩大势力、争夺地盘的混战中，逐渐形成了五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秦、晋、齐、楚、吴，史称“春秋五霸”。以后，晋的大权又旁落到韩、赵、魏、智伯四家手里。到了公元前475年，即周元王元年，历史便进入了战国时代。
这是一个动荡痛苦而辉煌，残酷邪恶而伟大的时代，历史就是这样把那么多极端的东西绾合在一起。“强存弱亡”，这一动物界的进化规律用在此时似乎也特别合适。经过春秋时期近400年的争夺，战国初期见于史料的还有20多个国家，其中最强的有七个——秦、楚、齐、韩、赵、魏、燕，即常说的战国七雄。
战国的历史基本就是七雄争战史，其余越、周、宋、卫、中山等小国弱国只不过是夹缝里求生，仰大国鼻息而得存罢了。
正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风华正茂的屈原走到历史的前台。
公元前322年，屈原大约18岁，他在京城郢都的政坛上出现。这次从政，究竟是怀王的发现，还是家族的推荐，现在难以得知。但若据楚国的历史惯例和屈氏一族的地位分析，很可能是家族推荐在前，怀王赏识于后。
刚刚步入青年的屈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意气风发，仪容高雅。寅年寅月寅日生的特殊生辰，使他自觉肩负重任，不同于常人。他特别注重修饰打扮，头戴细而长的“切云高冠”，身穿宽袍大袖鲜艳的楚服，腰佩装饰精美的长剑，胸前还挂着宝珠一类的饰品。
由于屈原能经常接近君王，出入宫庭，随时了解国家大事和高级机密，文学侍臣极有机会展露才华，进呈自己的政治见解。加上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交往频繁，在外事活动中，不论客方的使者和主方的官吏、君王，往往并不直接端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而是继承西周和春秋时期赋诗讽谏的习惯，即主人和客人各选《诗经》中一首或几首能曲折表达自己意图的诗，令乐工演唱。这颇有点类似于猜谜游戏，如果对《诗经》不熟，或思想不敏锐，双方就无法沟通。春秋战国时期，点错了诗弄得对方莫名其妙和答错了诗搞得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时有发生。
这种时候，文学侍臣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些场合，其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才华得到楚王的赏识，于是被任命为太子老师。在太子老师任上，屈原写了著名的咏物之诗《橘颂》。
大约公元前319年，年仅21岁的屈原，登上了楚国统治阶层的最高一层台阶，出任左徒。
关于这一时期，《史记·屈原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屈原）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屈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深谙治国之道的栋梁之才。他的权力也极大。在内与怀王直接商议国事，决定政策，发出号令。对外代表国家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全权处理外交事务。而战国时期外交极其重要，它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完全是国之重臣。
这个时期楚怀王给予屈原高度的信任，屈原便正好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同时施展才华，努力去实现他宏大的政治抱负。
屈原的理想可以概括为：美政。他曾在《离骚》的结尾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是屈原一生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贯串在诗中，统率他诗歌创作的灵魂。
美政理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这是学者们较统一的看法。屈原在诗中每每要求君王了解民心向背，体察民生艰难，关心百姓痛苦，同享人民欢乐。民本思想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因此屈原的思想和儒家思想有某些共通之处，如都主张继承前代治国的成功经验，举贤授能，实行仁政。但屈原与儒家又有明显不同，他对儒家的“君君、臣臣”那一套从来是不屑于遵守的。譬如孔子对国之大臣，都不非议；屈原则不然，对当朝奸佞，明确指斥，痛加针砭，白纸黑字在诗中骂他们是小人、众女、萧艾、乌鸦等等。孔子对于国君之过，讳莫如深，甚至不惜代君受过。如鲁昭公娶吴国女子为妻，鲁吴两国同是姬姓，这是明显失礼的。别人有意问孔子，孔子还说是知礼，结果遭到大臣的讥讽。屈原可是不管那些迂腐之礼，对君王他“惜”、“伤”、“怨”，甚至指斥其“悔遁”、“不寤”。而屈原与儒家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如何实现民本，即如何治国上。儒家主张“礼制”，而屈原主张“法治”。
乘骐骥以驰骋兮，
无辔衔而自载；
乘汜以下流兮，
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
辟与此其无异！
这是屈原绝命诗《惜往日》中的最后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法治思想。
屈原明确指出，靠“心治”而不靠法治，是楚国将要灭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强，是兴旺还是将要灭亡，有无完备的法制是关键。
屈原主张“励耕战”、“明赏罚”、“举贤才”、“反蔽壅”、“禁朋党”，都是一些有效的法家政策。但屈原又不是纯粹的法家。屈原主张行德政，讲仁义道德，法家反对讲这些东西；屈原称尧舜，主张继承传统，法家反对法先王；屈原推崇前贤，以他们为榜样，法家鄙薄圣贤……，凡此种种，都说明屈原既非醇儒，亦非纯法，他在儒法两家中各取认为合适的部分，自成体系。说他是儒法结合，倒还较为接近。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像屈原这样的美政理想，也曾遭到一些非难。
有说思想保守，过时了的；有说不及秦法改革彻底的；有说属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的……其实恰恰是这些非难脱离了战国时代和楚国社会的实际。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符合秦国僻处关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连年争战的特殊形势。秦法苛酷的一面并不可取，当时就遭老百姓的痛恨，商鞅车裂，秦人不怜，就是明证。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推行秦法，自以为奠定万世基业，不料二世而亡。
楚国地大物博，境内民族众多，若一味严刑峻法，不讲仁政，恐怕用不着等到秦来统一天下，楚人就先把自己的王朝推翻了。屈原并不是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从政治国经验，其民本思想是希望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免受敲榨勒索、颠沛流离之苦。他虔诚地希望国家强盛，有着卓越的政治眼光，这在外交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公元前318年春。屈原受怀王派遣出使齐国，商议结盟之事。
屈原在各国的大殿上娓娓陈述齐楚结盟的重要性。他并未否认和回避两国的冲突及不愉快的历史，甚至还承认现在仍有利益方面的矛盾。这种坦诚的态度使齐国君臣自觉层层心理设防成了多余的事。接着，屈原鸟瞰天下大势，集中剖析了秦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秦国几代君王的主攻方向是中原，而“善魏攻齐”的连横计谋是该国的外交主线，以齐一国之力难挡秦之强敌。只有与楚结成友好同盟，才能扼制秦的势力，打击他的气焰。为了两国的稳定与发展，楚国愿意尽释前嫌、捐弃宿怨，与中原各国戮力同心，共击强秦。
屈原第一次使齐，果不负众望，马到成功！
其后，公元前318年，楚、齐、魏、赵、韩、燕在楚都开会，顺利结成“合纵”联盟，公推楚怀王为六国“纵约长”。不久，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发兵攻秦。虽然实际与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三国，并被秦打败。但秦国由此再也不敢轻易东侵，转而向西南发展。
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使楚国如虎添翼。年轻的屈原准备高扬起这双翅，让楚国在神州大地腾起、翱翔。正当他进一步着手施展宏图时，一场灾祸突然降临到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