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县城（古称筠州）唐代时已盛行佛教，仅在县城便有四间佛寺，已传诵五祖弘忍所倡的《金刚经》，佛法已深人民间了。
离下卢村三十里，有金台寺，寺中有古井，传为天竺僧人所凿。寺前有墟，惠能也常来趁墟，卖掉上山砍的柴，换些铜钱，买米回家。
寺中香火旺盛，时时传出僧众的诵经梵音。惠能虽不认字，却能听得明白僧人们所诵的经文大意。
惠能因为不认字，令心境更加清净，故记忆力极强。僧人们诵过的经，他反复地听，自己也能背诵出来了。
这使得寺里的僧人感到惊奇，日子长了，惠能也与僧众相熟了。僧人们也让他在旁听他们诵经。
很快惠能与僧人相交知己，每次卖罢柴，停了担子走进寺里，与僧人们讨论佛义。对僧人死记硬背佛经，咬文嚼字解说佛经，他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文字不过是了解作佛的途径，佛说“依义不依语”。也就是说读佛经不必执着在文字上，自己的心悟才是自己学佛的目的。
在寺门前的放生池，他看到寺里大雄宝殿倒映在水中，看到了佛的莲花座，看到佛的金相。他豁然开朗，明白了母亲的手指不是火，连石也不是火。母亲的手指只能告诉他，那就是火。只有在需要火时，用手将石相击才会生出火来。人的心就是池中的水，只有水面波平如镜，才能映出佛来，佛也就在心中了。……
语言与文字，只是表义的工具，而实义却不在语文中。语言文字并不是传递思想的唯一方法，中国的禅宗就不立文字。
菩提之道，以心传心。禅宗最经常讲的“拈花微笑”，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大梵天王献金色钵萝花以表敬意。佛陀一言不发，拈起金钵萝花向大众展示。
在场的听众不解其意，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后来摩诃迦叶就成了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的传法弟子。
心灵最高层次的沟通，是不须借助语言的，就像释迦佛与迦叶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这是无说而说，无言之道，是通过眼根与耳根方面，获得信息，体会佛的无言妙道。
到了摩诃迦叶破颜含笑以后，佛开口说了几句法语，这是以言遣言，无言之道。
金台论经可谓是惠能顿悟禅宗的雏形，这使得不得不佩服这位目不识丁的智者。他对佛义的理解，金台寺的僧众是闻所未闻，为之耳目一新。
古人说：“大道本无言，因言而显道，真心本无相，即相而明心”，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文字，方块象形，为仓颉所造。据传说，仓颉造字，有鬼夜哭。仓颉为黄帝之史，有四目可通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始创古文。
中国文字，古文蝌蚪，鸟兽蹄迒，史籀大篆，皆有具象。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
中国文字以象为本，以图象形。至于鬼为何夜哭，后人附凿牵强地说，是因为仓颉把天地之间的秘密都泄漏了，所以鬼才在半夜哭泣。
从心灵沟通到语言沟通，再到不得不借助文字，其实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大概这正是鬼半夜而哭的原因。
初民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载道理，中国最古的四本书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按照《尚书序》的说法，《三坟》《五典》是记述三皇五帝的德行的，称为“大道”和“常道”。
后来的书籍就开始记述一些历史，人伦，民风，政务等等。儒家有四书五经之说，其中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和《春秋》，如果加上《乐》就是六经。它们各有各的用处。
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其义是《礼》用来节制百姓，《乐》用来表达平和的情感，《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易》用来说明变化，《春秋》来阐明仁义。
孔子曾对他的弟子说：“余欲无言。”
弟子说：“这怎么办，夫子你若不开口讲话，弟子就得不到教益了。”
孔子说：“不要紧，你看天，天年复一年并没有说话，可春夏秋冬四时的节气，不是照样运行得很好嘛？天日复一日也没有讲话，万物不是也生住异灭，辗转循环终而复始嘛。你们看，天何言哉。这就充分说明了，无言才是真正的大道。”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但语言文字对信息的承载能力，要表达一个超越常人的“道”并非易事。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很多名词，往往词不达意，不一定是这个名词指定的对象。
或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所以即使大智如老子这样的圣哲也遇到了语言障碍。这并不是老子的表达能力不行，而是常人无此概念，无相应的“名词”去描述“道”。
摩诃迦叶尊者领悟到佛拈花意旨，突然破颜含笑起来。这就是他与佛一个是机，一个是教，机教相当，碎啄同时。他能够深深地彻底领悟我佛拈花的微妙法门，默契了佛的心宗。
所以到了大迦叶尊者微笑之后，佛马上开口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与摩诃迦叶。”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不过是中国古代注重心性之传统文化的产物。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两者看似相反，实亦相通。不立文字着重于禅宗的哲学智慧，属于体知，意思是说禅宗的真理不能拘守于文字。
但不立文字并非不关文字，不离文字着重于禅宗的经验知识，属于认知，禅宗真理要为人知还是不能离开文字。
不立文字所破的文字，与不离文字所立的文字，从最终所要传达的意义上，都是一脉相通的，那就是不要拘泥、执守于文字。
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其实是“说不得”；但“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去说”，那又非得“不离文字”，这正是禅宗所要摆脱的悖论。
佛法主张“不可说”，这本身是一个自语相违的悖论，因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已作了“不可说”这种说明。
为摆脱这种逻辑矛盾，禅宗主张“绕路说禅”，即认为不可说的东西并非不可说，问题在于如何说，如何运用禅语言的特殊功能。
后期禅学的诗化，似表明禅境与诗心一脉相通，这只是禅语言艺术的一端，至于禅语言中还有各种机锋、反诘、突急、截断、擒纵等等，各有其特定的表达功能。
禅宗不仅立了文字，而且讲得还很系统，这是“不可说之说”，其中蕴含“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说”，在不可说中说，通过说不可说之说传释自己的禅体验，唤起他人的禅体验，这是禅宗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