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此时，一、确立了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即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而又以“仁”为主导的反映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整套伦理观、政治观和社会观。二、确立了“忠君尊王”思想。三、确立了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中庸”的思想。用现代语言说，既要反对“左”（“过”），又要反对右（“不及”）而选择合于情理的正常（“中庸”）道路的思想。四、确立了既要能坚定地按道理办事，又要能在不违反道理的根本前提下权衡轻重得失而随机应变，即把“道”与“权”变通运用的思想。用现代语言讲，就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的思想。五、确立了坚信自己的信念（道）必胜，在任何艰难困苦安危成败的情况下都不动摇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八个字。六、确立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命”的不彻底的近乎二元论的“天道”观（自然观、宇宙观）。孔子在三十岁时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当时的黑暗混乱割据的局面不允许他这样正直主张行仁政的人走进贵族统治集团。他在鲁国做官只有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的四年左右的时间。一次是当了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宰，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一次是鲁国的小司空，相当于工程管理局的助理局长；最后一次是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公安司法局长。孔子不愿为保自己的“乌纱帽”而丧失人格，他从官场里退了出来，但仍然想要实现伟大的仁政抱负，他开始访问列国诸侯。他率领几十个弟子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六个国家，当时交通条件很艰难，他走走停停，奔波不息，访问了六国国君，到处碰壁。在陈国，断绝了粮食，弟子及从人都不免露出不满的情绪。但孔子却很镇静，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唱歌不止。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使弟子们大为感动，深受教育。
孔子和各国国君志不同，道不合。周游列国十四年，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鲁国，结束了流浪生活，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了。孔子回鲁国后生活了五年，在思想、学问、品德修养诸方面都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这位古稀老人依旧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依旧想为自己的理想的实现而做一番事业，依旧是朝气蓬勃地自我鞭策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夫人亓官氏，在孔子六十七岁时去世，孔子的独生子孔鲤，在孔子七十岁时去世，时年五十岁。夫人、儿子的死，孔子很悲痛。但其弟子颜回和子路之死，孔子比丧妻丧子更沉痛。颜回死时四十一岁，孔子时年七十一岁，他悲痛欲绝。第二年六十三岁的子路死了，孔子七十二岁。弟子颜回、子路相继病故之后，孔子病了，临终前的七天的清晨，他扶杖站立在门前，意态逍遥，很有感慨而又自信地自吟自歌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用现代文表达便是：高高的泰山啊，快要崩颓！挺直的梁柱啊，快要折断了！圣明智慧的人，快要枯萎了吧！七天之后，孔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被安葬在鲁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按照丧父规格服丧三年。“心丧”
完毕，相聚痛哭一场，然后挥手互相告别。有的弟子留下守墓，其中子贡在坟地上盖了一座茅屋，独自晨昏相依，整整守了六年，才依依离去。之后，孔子弟子和其他鲁国人前往坟地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此，这里就命名为“孔里”。在鲁地，世代都把过年作为传统的祭奠孔子日。当年孔子所住的堂屋，弟子们的内室，都被后人当作圣庙，收藏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籍，直到汉代二百多年了，仍然保留着这些实物。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赞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子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实现仁政德治的优秀人才；主张文质彬彬与德才并重；他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孔子的教育体现民主平等精神的师生关系。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主要功绩就在于整理传播和保存了为后人所尊称的“六经”，这“六经”（《乐经》失传），便是中华文化的总结和源头，是二千五百多年来中国立国之本，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独特的东方文明。
孔子思想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但积极因素是主导的。孔子思想是炎黄子孙的凝聚力量。他对中华精神的影响主要有五：“吾从先进”的大一统思想；仁学体现的民族精神；积极有为的经世风格；发扬教学为先的传统；和而不同的损益精神。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杀身成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独富独贵，君子耻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已成为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准则。因为孔子主张仁政，他对军事思想注意不够。从人类的根本愿望来说，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所以孔子思想符合人类的美好愿望。
孔子思想是东方思想的主体。孔子思想一直是朝鲜的统治思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略有改变，但韩国仍然把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等看作是自己的传统美德。韩国政府将《易经》的八卦图当作为国旗的标志，说明孔子儒家思想对今日的韩国影响仍然很深。
日本的文化教育是从公元285年（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孔子《论语》传入日本开始的，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日本设立五经之学，之后中国的经典《周易》《尚书》《三礼》《左传》《孝经》《论语》在日本成为学校必读教材，官吏的选拔考试内容都是儒学和汉学。孔子在日本的地位不断提高。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后称文宣王。奉儒学为圣教，全国各地都要祭孔。武士的道德武士道与儒家思想极为密切：其道德规范即：忠、义、勇、礼。“得主尽忠”“舍生取义”“见义不为无勇也。”“非礼勿视、听、言、动。”有的就是孔子原话。
西方学者认为：除中国本身外，在世界上日本是研究孔子儒家思想成果最多的国家。当今日本朝野人士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景仰已成为中日友好的标志。近年来，全世界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战后的日本，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奥秘何在？新加坡前驻日本、韩国大使黄望青教授回答道：“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东方文化与西方科技的巧妙配合。”所谓东方文化，就是指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黄望青教授又说：“同舟共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古训加上公而忘私，这些都是东方的美德，也是日本学自中国的文化遗产。”孔子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统治思想，它在越南影响很深。二战后，越南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但对孔子思想仍并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孔子能够成为中国思想家，是时代历史的产物，也是与他个人的勤奋分不开的。孔子思想，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品格高尚的伟大人物，他不仅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箴言，同时还在实践中留下了值得敬慕的人类的优良品质。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谦逊虚心、严以律己、坚持道义、知难而进。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杰出人物。孔子生前处处碰壁，他的思想遭到各国君的拒绝，但他死后，却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和世界的许多国家。
家风清廉刚正、青史千秋留名——杨震及其子孙事略
杨震，东汉后期，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为当代名臣大儒，明经博览，无不穷究”。（以下如不另注，皆引自《后汉书·杨震列传》）被誉为“关西孔子”，一生忧国忧民，清廉正直，抗节不屈，死而后已，尤为可贵的是杨氏一门，五代忠正廉洁，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称得起秉天地正气而生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是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和杨修。
杨震八世祖杨喜曾在楚汉大决战中为打败项羽立过战功，封赤泉侯。高祖杨敞，是汉昭帝时丞相。封安平侯。父杨宝，是研究《尚书》的专家，因时乱，隐居教授，终身不仕。
（1）杨震暮夜却金。
杨震少年时代即好学不倦。其为人品格与学术造诣，在知识界影响极大，名重一时。他潜心学术，隐居教授二十余年，州屡次请召，均称病不就。其耿介卓立不群，一尘不染的节操，在青年少年时期则已养成：“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殖，以给供养，诸生尝有助种蓝者，震则拔，更以距其后，乡里称孝”。断然拒绝他人帮助，看似古怪不近人情，但却说明他有顽强奋斗之精神与独立不依的自立能力。杨震“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直至年届五十，乃走上仕途，可谓大器晚成。大将军邓骘闻知杨震是当代名贤，诚恳邀请再三，“乃始仕州郡”。后几经升迁，当了荆州刺史，任职期间，按朝廷“察举”制度规定。他曾推荐儒生王密当了昌邑县令。几年之后，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王密闻讯，深夜来访，拿出十斤黄金，赠送恩师，以报荐举栽培之恩，态度十分诚恳。杨震对此举十分不满，他说：“往昔我知你才德尚可，才荐你当了县令，可是你竟为何不了解我的为人。”王密回答说：“黑夜之中不会有人知道，恩师只管放心收下。”杨震面带愠色，十分严厉地说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作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当官，当以清廉为本，如若以人不知则收受贿赂，岂非伤天害理，欺世盗名！你不该辜负我的教诲荐举！”一席话说得王密十分羞愧，只好持金退出。
杨震为官清正廉明，后转任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他自律极严，而且对子孙亦严格要求，“子孙常蔬食步行”。杨震的一些故旧长者及亲朋好友，见其公而忘私，全不为子孙们的生计前程打算，就竭力劝说他为子孙们置办一些产业。杨震执意不肯，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要留给子孙们的产业，就是“这是清官的后代”的好名声。这高尚的荣誉称谓，不是比高堂华屋、千顷良田还要丰厚，值得珍视吗？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樊丰、周广乘安帝东巡泰山之际，假传诏书，“竞修宅第”。被杨震识破，拿得诏书，准备安帝回来时告发。樊丰等人得知，惶慌不安，遂设计陷害，诬告杨震对朝廷不满，且是邓氏故吏，有怨恨之心。昏君安帝不辨清浊善恶，即时下诏。“收震太尉印绶”，耿宝也趁机落井下石，“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怨恨，有诏遣归本郡”。
杨震被罢归故里，京师舆论为之震动。其门生故吏及好友齐集城西几阳亭为之送行，群情激愤。杨震慷慨悲愤，对其诸子门人说：“死者士之常分……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一代忠臣，愤不能为国诛除奸臣，怀着满腔忧愤“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弘农太守秉承樊丰旨意，竟使其“露棺道侧”，并株连诸子。当年冬天，安帝死去，顺帝即位，樊丰、周广因罪恶累累，即行诛杀。朝廷为杨震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又任命其两个儿子为郎官。算是对冥冥之中的社稷之臣的一丝安慰。
（2）杨秉：酒色财三不惑。
杨震五子之中，以中子杨秉最为出类拔萃。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直至四十多岁了，才经司空的荐举，拜侍御史，后相继任豫、荆、徐、诸州刺史，迁任城相。杨秉不但继承了其父的学问、气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继承了其父的清廉刚直品格。“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故吏以钱百万赠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身为封建官吏，能按自己实际工作日子去领取俸禄，余禄一文不取。这是当今从政者的优秀范例，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汉桓帝即位之后，杨秉被征为皇帝侍讲，后历任太中大夫、左中郎将、侍中、尚书。在朝尽职尽责，对顺帝的微行及宠信外戚权臣梁冀，而导致吏治腐败，昼夜不安，忧心如焚。他上书桓帝说：“瑞由德至，灾应事生”，“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一旦“有非常之变”，猝然发生，奸臣势必窃权，而国将不国。杨秉已预见到梁冀有阴谋作乱的可能，故上书进谏，但桓帝置之不理。
杨秉一生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延熹三年（公元160年），白马令李云因上书言事而获罪，杨秉为之力争，然终被免官，放归田里。身处于逆境之中，但仍保持平生清贫廉洁之本色，“雅素清俭，家至贫寒，并日而食”。生活之贫困竟至两天吃一天的粮食。当时任城故孝廉景虑持钱百余万相赠。然而杨秉“闭门拒绝不受”。贫贱不能移，士穷节乃见。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杨秉为太尉。当时宦官势力如烈焰飞腾，他们随意保任亲信及子弟作官，其人数之多竟至“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杨秉联合司空周景上书，指出当今朝廷内外官吏，多不称职，所征官员，都没经过严格认真地考核，致使“盗窃纵恣，怨讼纷错”。宦官的同宗旁枝及亲属宾客布满朝廷各衙署。有的年少庸人也身荷重任，执掌大权。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四方愁毒。为了防止吏治状况进一步恶化，杨秉上书中提出：“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即不许宦官子弟当官掌权，并要求彻底清理冒滥及诸劣迹官员，“退贪残，塞灾谤”。获得桓帝批准。
杨秉检举揭发州牧以下贪官冗官五十余人，上奏朝廷。并予以严肃处理。
“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杀掉一批，罢官一批，全国为之震动。整顿吏治，清除贪官污吏，并非痼疾顽症。决定性的因素是皇帝要有实现廉洁政治的愿望和决心，而主持执行的大臣又必须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硬汉。苟能如此，无论官场如何黑暗，形势复杂得多么盘根错节，腐败势力是必定要瓦解的，因为腐败不得人心。
东汉的灭亡，宦官专权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宦官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宦者列传》），手中掌握生杀大权，口中所云即是王法。大宦官单超，具瑗等“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引文同上）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奸邪狡猾，倚势放纵，广收贿赂以巨万计。封高乡侯。
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赃罪，暴虐一州”。“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后汉书·宦者列传》）太尉杨秉对侯参残民以逞之暴政忍无可忍，上疏参劾，并令用囚车将其押送京师。侯参自知罪恶深重，于途中自杀。杨秉为益州人民除一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