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秉深知侯参有恃无恐，放纵作恶，是因有侯览及中常侍具瑗为后台撑腰。于是他再次上疏参奏。上疏中说，宦官本只应在宫禁中司阍计夜而已，而今则弄权乱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生活起居效法王公贵族，财富拥有几与国库相当。侯览之弟侯参自取祸灭，其人必有自疑之心，为防止突发事变，对其“宜急屏斥”，逐出京师，对此恶人，不是恩情所能感化的，“请免官送归本郡”。由于杨秉见于未萌，急国家之急，仗义执言，桓帝不得已罢免侯览，同时减削了具瑗的封国。
杨秉在个人生活方面对己约束极严。不饮酒，早年妻子去世之后再也没有续娶。在他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都称赞他的为人是“淳白”的。晚年，他从容地总结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一个封建士大夫，在财势熏天，人欲横流的社会，对醇酒、美色、金钱毫不动心，终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清白的人格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其高风亮节，足以光耀千秋，名垂青史。杨秉在生活方面能作到“三不惑”，故在政治上才能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勇于斗争，表现关心国事的大智大勇，大公无私之精神，此即古人所云“无欲则刚”。
杨秉卒于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享年74岁。
（3）杨赐：为国直言上书。
耿直清廉的家风是代代相传的，杨秉的儿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
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建宁初年，汉灵帝刘宏已当受学之年，朝廷下诏选举精通儒家经典并素有重名者，三公一致推荐杨赐，为皇帝的讲学老师。
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杨赐为司空，后拜光禄大夫，五年拜为司徒，当时朝廷对拜官授爵，视同儿戏。皇帝又好微服出游，四处闲荡。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犹江河日下。杨赐上书抨击朝政，指出朝廷用人，不论德才，“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身后有权势者作后台的，十日之内竟能多次升迁，而保持自然本性，清白廉洁之徒，虽勤政爱民，忠于职守，但多年不得晋升。辛苦操劳与安闲放逸没有什么差别，正人君子与贪邪小人混为一谈了。杨赐上书批评了灵帝，并望其迅速改弦更张。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虹霓昼现于嘉德殿前，灵帝对此十分厌恶，召杨赐与议郎蔡邕入宫，使宦官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以祥异祸福之事。
杨赐借机上书进谏，认为虹霓昼现于殿前是因为“方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鸿都门下，小人成群，只凭雕虫小技而得宠于一时，旬日之间，即已飞黄腾达，而徒令正人君子，终年辛苦于田亩。德才兼备的杰出人士“弃捐沟壑”不见天日。天下形势之岌岌可危，莫过于当今。皇帝当今急务是图复兴之道，留心国家大政，罢斥奸邪阴险之臣，征聘任用修身洁行忧国忧民之士。
杨赐的对策上书，触怒了宦官曹节，著名学者蔡邕为此得罪，远徙朔方，杨赐只因有“师傅之恩”才免于治罪。
杨赐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病逝。皇帝在策书中称他九德纯备，三世宰相，辅国以忠。“师范之功，昭于内外”。称赞他是士林学习之典范楷模，于朝廷内外为人敬仰。葬礼十分隆重，仪仗辉煌盛大，朝廷公卿以下都参加了葬礼。
（4）杨彪：终生不畏强暴。
杨门第四代，即杨赐之子杨彪“少传家学”。举孝廉，秀才之后，公府征召皆不应。灵帝熹平年间，因其人“博习旧闻”。知识渊博，通晓典章制度，被朝廷征为议郎，后迁侍中。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年冬天，代黄琬为司徒。时董卓专权跋扈，祸国殃民，关东各路诸侯起兵讨伐，一时声势颇为浩大，董卓恐惧，欲迁都长安，以避其锋。百官慑于董卓淫威，无一人敢发表反对意见，杨彪挺身而出，他说无故迁都百姓必然惊动，导致天下大乱，并告诫董卓：“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董卓大怒，将杨彪罢官。
杨彪从献帝入关后，不久复为京兆尹，后为太尉，在李郭二贼祸乱关中之际，杨彪以仁人志士身份挺身而出，“尽节卫主，崎岖危难之间，几不免于害”。在此危急动乱之际，一直追随献帝。须知在当时，维护皇帝的权威，有利于反对分裂割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之后，曹操在政治上已形成“挟天子令诸侯”的局面，其专权跋扈不臣之迹已昭然若揭。杨彪对此局面，深感不安。曹操也视杨彪为异己，必欲除之而后快。适值袁术僭号称帝，曹操即借机陷害，“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要以谋反的罪名杀害杨彪。孔融闻知来不及穿朝服，到曹操那里为杨彪鸣不平，孔圣人的这位二十代孙，东汉大名士气愤地说，自杨震起，中经秉、赐至今杨公，四代人皆以清白廉洁著名，是海内各界所尊敬瞻仰的人物。《周书》上说父子兄弟之间罪不相及，况且怎能因袁术称帝而株连杨公呢？曹操诡辩说，杀杨彪是国家的意思，孔融愤然反驳说，如横杀无辜，人心丧尽，天下必将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以罢官相抗议，曹操虽专横残忍，终觉理亏，且虑及孔融、杨彪的声望及影响而未敢加害。
杨彪对曹操的专权跋扈及残忍屠杀手段，终不心服；见汉朝衰微，亦无心于仕途，遂称脚疾行动不便，家居十年之久。曹操终因嫉贤妒能，将杨彪之子杨修杀害。彪晚年爱子遭杀害，心情悲愤，形体消瘦。“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石单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曹操听了，心中为之一震，面色变得十分严肃。
杨彪的晚年生活是忧郁、孤独、凄凉的。曹操死后，曹丕废汉自立，称为文帝，欲以杨彪为太尉，彪固辞得免。对汉朝政权来说，他保持了始终如一的忠诚。六年之后，病逝家中，终年84岁。
自杨震中经秉、赐、至扬彪四代都是汉朝名臣，在政治上都忠于汉王朝，杨氏的政治命运和汉王朝的兴衰相始终。汉朝衰微乃至灭亡之后，杨氏亦自然从高门名族的政治舞台上跌落下来。至第五代杨修，只作了个曹操的丞相主簿。
（5）杨修：机智聪明遭忌。
杨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是个很聪明的人，“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曹操）所器”（《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世语》）。修任主簿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同上注引《典略》）。杨修在丞相府任职，上下内外都很得意他，正在与其兄争太子地位的曹植与他交往甚深，杨修不知不觉的卷入了这个争斗的旋涡之中。他为曹植出了几个主意，效果很好。可是后来被曹操发现，心中忌恨他。《世说新语·捷悟》篇中，前四个故事，都是写关于杨修的聪明与曹操对其忌恨的。
关于杨修被杀的原因，各书多有记载，《汉书·杨震列传》中记有三条，一是曹操将由汉中撤军，但犹豫不决，而杨修由曹操的教令“鸡肋”一词，便猜知曹操心事，使操大为恼恨。二是杨修为曹植预作答记，皆中曹操之意，后知其情，更加忌恨。三是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虑为后患”，于是借故把他杀了。杨修死时正值45岁的壮盛之年，可惜一代人才竟作了专制独裁者刀下的牺牲品。曹操当年曾欲借袁术这个社会关系问题杀杨彪而未得逞，怀恨在心，十几年后仍以这个问题，将其子杨修杀害。
杨修在德业诸方面的建树和影响均不及其祖辈先人，这不是杨修个人无才德，而是时代使然。杨修的被杀乃是一个聪明敏感的文化人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必然结局。封建帝王独裁，往往要杀戮那些才华能力超过自己的人。曹操在三国时代固然是一位杰出人物，但对其残忍、杀戮、嫉贤妒能的地主阶级本性是应予批判的。
《汉书·杨震列传》评论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为东京名族”。杨氏几代人“能守家风、为世所贵”。这个家风就是指由杨震开创而形成的忧国忧民、刚正廉洁、公而忘私、嫉恶如仇而言。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应该光大发扬的精华部分。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家教家风的继承和传授，先辈对后人在心理、性格、操守等方面的遗传影响，熏陶和制约，对后人的成长及在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杨震留给后代子孙的珍贵遗产就是他所说的：
“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杨震以其一生的光明磊落，清廉正直的高风亮节，为后世子孙做出了惊世骇俗的榜样。而其子孙后代确也能够弘扬祖风，光耀门楣，个个光明磊落，代代青史留名。
法律、纪律、道德是一种约束，荣誉、地位也是一种约束。先辈在社会上享有殊荣，受到朝野的敬重，后代子孙生活在并不富裕的家境里，在物质方面没有骄奢放纵的条件，无祖上遗产可以享用挥霍。他们人人都须依靠自食其力，自我奋斗以求立足于社会。相反在精神、思想、道德、气节诸方面又受到来自舆论和自身两方面的严格约束，压力和期待，以保持先辈家风家教为荣，以玷辱祖上名声为耻。故其后代能够弘扬祖风，传其廉正清白的家风。
其次杨氏诸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少传家学”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甚至是文化名流学界泰斗，他们的文化道德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震及其后代，自幼继承家学，吸收了儒家学说中最有积极意义的部分，成年之后又以学者的身份从政，故其在浊世中能保持头脑清醒，持身严谨。如此，良好的家教家风就可以世代相传。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名相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聪颖过人，博览群书。
他从十七岁起结庐于南阳隆中，刻苦读书，广交名流，躬耕陇亩的十年，是他确立理想人格追求，修养自己的人格形象，研究古今学问，蓄精积智的十年。
隆中十年对他影响较大的客观原因是：其一是隆中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为诸葛亮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其次是他广泛结交名士、互相交流，提高见识。
此间名士有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及黄承彦等。尤其是庞德公诸葛亮对他十分尊敬和崇拜。之外还有庞统、徐庶、崔州平等。其三是诸葛亮访名师、求真知。司马徽为他引见了一位汝南隐士，学到了兵法阵图，安邦治国之术。其四是他喜获贤内助。诸葛亮之妻即名士黄承彦之女阿丑，阿丑相貌不俊，却极富才智，传说木牛流马即是在阿丑用“数木人斫麦、运磨如飞”的启发下发明的。
诸葛亮的理想人格是辅佐明君，成为一统天下的贤相，既有管仲治国安邦的良策，又具备乐毅兴灭继绝挽狂澜于当时的智谋和勇气。
刘备是三国时代一位英雄，刘备到荆州来，给诸葛亮出山，实现自己的理想带来了机会。当刘备三顾茅庐去礼聘，并向他求教天下形势及奋斗方向时，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大势，其大智大慧，令千古人士慨叹叫绝，这便是《隆中对》。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篇《隆中对》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及它对三国形势了如指掌的分析和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隆中对》是刘备创业的纲领，也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最杰出的贡献。
诸葛亮出山之后即逢曹操率百万大军南征，刘备兵败，无立足之地，几近陷于绝境之中，当此之际诸葛亮大智大勇提出联吴抗曹的大计，并亲赴东吴见孙权、周瑜，舌战群儒，力挽狂澜，说服孙权联合抗曹，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使刘备集团有机会向四川发展开拓疆域。
诸葛亮一生政绩卓著，其中赢得后世高度赞扬的是他和刘备的君臣关系。
刘备在白帝城病危时，嘱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流着眼泪回答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他说到做到，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他实是一代昏庸之君，蜀国大政完全落在了诸葛亮肩上，他的军事谋略，政治经验，是刘禅不可望其项背的。但他始终以贤相的身份出现，从无一丝僭越之处，以经天纬地之才而事凡庸之君，无跋扈迹象，无篡位位野心。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文中引《袁子》的话说诸葛亮“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阿斗那么平庸，天下却坐得安于泰山，没有出现逼宫杀式君的惨剧。在这方面，诸葛亮实在是个难得的人物，君主那么平庸，自己的威信权力那么高，而能作到君无猜，群臣无疑，上上下下，兢兢业业，奉公守法，在封建时代确实不易。诸葛亮堪称近代以前历史上第一“完人”。裴注中又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那么，他是不是愚忠呢？不是的。愚忠者，是一切唯君命从事，不论是非，不管曲直，是利国利民抑是祸国殃民都奉为神明，执行不误。诸葛亮并非如此，他对当时三国形势了如指掌，对蜀国内政外交，都有自己的主见，对刘禅多所匡正规劝。老臣谋国的苦心在《出师表》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劝诫后主“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他殷殷嘱咐他：“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他研究两汉的兴衰，总结经验教训。最重要的就是“亲贤臣、远小人”。
诸葛亮希望刘禅借鉴历史经验，且多“自谋”，寻求治国良策，以图振兴。在封建时代、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的统治者对待周边少数族人的态度，最能见出其人是政治家抑是凡庸短见者流，诸葛亮在隆中第一次见刘备时就指出，在西川建国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对西方少数族人应是和睦共处，对云南的夷越之人采用安抚政策。故其在平定孟获叛乱时他采用了马谡提出的策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用兵是为争取南方的民心，不得已而为之。当南方平定之后，仍用孟获为地方首领，中央政府不派一兵一卒，不任命官吏，听任其自治，维护地方安宁和平，务使人民安居乐业。非杰出的政治家，不会有此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