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长安之后，他认识了富平侯张勃。张勃欣赏他的才能，就借机会向朝廷推荐了陈汤。但陈汤没有顺利当官，而是走了一段冤枉路。原来，在等待分配期间，陈汤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民风，孝道是衡量一个人品行的标准，陈汤应该马上回家给父亲奔丧。但是他没有回家，因为这件事，他被人检举为缺乏起码的孝道，不遵守常规行事。举荐他的张勃，也被罚款，陈汤则被拘捕下狱。
好在陈汤这个人气宇不凡，谈吐也有大丈夫的风范。后来又有人为陈汤说情，终于被任为郎官。男儿志在四方，陈汤主动请求出使外国，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校尉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
历史上的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每当他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都会登高远望，认真观察。
当时的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陈汤就预言“如果他再发展下去，必定是西域的祸患”。果然，郅支单于先是征服了北部的小国，后来连汉朝的大使也被他杀了，明显在挑衅汉朝。陈汤于是劝甘延寿说：“我们现在趁他们还没有安稳的城池，一举拿下，正好建功立业。”
甘延寿要奏请朝廷同意后行动，陈汤说：“这是一项大胆的计划，那些朝廷公卿都是些凡庸之辈，一经他们讨论，必然认为不可行。”但是甘延寿还是觉得不应该擅自行动。不巧他因为大病一场，陈汤就假传圣旨，调集汉朝屯田之兵及车师国的兵员。甘延寿一听，立即制止陈汤这种举动，因为假传圣旨是要杀头的，但陈汤愤怒地手握剑柄，以威胁的口气呵叱甘延寿：“大军已经汇集而来，你小子还想阻挡大军吗？不抓住战机出击，还算什么将领？”甘延寿只好依他，大张旗鼓向北进发。
在陈汤的指挥下，汉军获胜，甘延寿、陈汤先斩后奏，给汉元帝写了一个报告：“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责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它伴随着每一个生命的始终。事实上，只有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才有可能被赋予更多的使命，才有资格获得更多的荣誉。
大丈夫的气概有很多种，最为青年敬佩的就是感慨救国、舍生取义。鲁迅说：“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有这样的英雄气概和将军谋略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陈汤就是其中之一。他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仅让整个大汉扬威边陲，也一吐炎黄子孙的霸气与豪气。如今的中国，也需要陈汤这样的豪爽男儿！
做人不可无傲骨
苏武，西汉大臣，字子卿，杜陵人。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匈奴向汉朝求和，于是，汉武帝就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苏武接受任务以后，带着使团及丰厚的礼物出发到了匈奴。
不料，反复无常的匈奴单于不但不感谢，反而受坏人挑唆，把苏武等人扣押起来，要苏武投降。金钱、高官厚禄、冻饿折磨，这些都没能使苏武屈服，他坚决不投降。
没办法，单于只好下令将苏武送到北海边上（现在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去牧羊，并且对苏武说：“等公羊何时生了小羊，就送你回汉朝去！”公羊怎么能生小羊呢？用意十分明白，单于是坚决不放苏武回汉朝了。
北海一带，荒无人烟，终年白雪覆盖。苏武只能以野鼠洞里的草籽充饥。
每天，苏武一边牧羊，一边抚弄着出使时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旌节，心中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夜晚睡觉时，他将旌节紧紧抱在胸前。就这样，日复一日，艰苦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后来，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匈奴又与汉朝议和，但单于仍不让苏武回汉朝，还谎称苏武已经死了。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千方百计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朝使者，还为使者想出了一个要回苏武的妙计。
第二天，汉朝使者去见单于，按照常惠的计策对单于说：“你们匈奴既然要诚心跟汉朝结好，就不该再欺骗我们。苏武明明没有死。有一天，我们皇上在上林苑里射猎，射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系着一条绸子，那是苏武写给皇上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在寒冷的北海地方牧羊，你们怎么说他死了呢？大雁能带信，这是天意，你们怎么可以欺骗天呢？”
单于听了，不觉大吃一惊，只好承认自己说了谎话，而后又说：“苏武的忠心都感动了飞鸟，难道我们还不如大雁吗？”说完，他立即向汉朝使者道歉，并答应赶快派人把苏武从北海地方找回来。
苏武回到了阔别20年的京城长安，汉昭帝接见了他们，还叫他到先帝庙里去拜见汉武帝的灵位，并把那根光秃秃的旌节交还到汉武帝灵位前。
历史学家吴晗曾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其中提出做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明是非、知荣辱，不拿原则做交易。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赤胆忠心，苏武用不屈的铮铮傲骨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有识之士深为忧虑。
李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东汉向来有着清议之风，即对时政或者人物进行品评，非常重视个人的名节操行和儒学修养，这对他们在社会的地位或者是朝堂上的进退有着重要的影响，李膺就是在这种风气中长大的。
他个性孤傲，为人清高，同时又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永寿二年（156年），鲜卑侵扰云中，桓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一到边境，慑于他的威望，鲜卑望风臣服，可见他的名气很大。那时候的东汉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
文人与专权的宦官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朝堂之上，是宦官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格局。崇尚清议之风的太学学生只能抨击时政，发挥舆论的作用，并依附外戚，与宦官展开激烈的争斗。可惜宦官羽翼已丰，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官僚和太学生，说他们结党营私。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做官。史称“党锢之祸”。这场灾祸的燃点是一个名为张成的江湖术士推算近期将要天下大赦，指使儿子故意杀人。司隶李膺不顾大赦之令依然将他正法，没想到张成广交宦官，甚至与汉桓帝也有交情，于是宦官教唆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太学生游说外戚，借他们的力量向桓帝求情，而李膺等人受审时，故意牵扯出部分宦官子弟，宦官惧怕牵连，也向桓帝请求赦免党人。因此此次以党人获赦而告终。但是桓帝死后，宦官们怂恿年幼的灵帝发动了新一轮的党锢之祸。
案情牵涉到李膺，有人劝他逃走。李膺回答说：“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死生听从命运，往哪里逃呢？”
李膺被捕入狱时，被牵连的同党陈实自动投狱：“我不就狱，众无所恃。”千年后的谭嗣同也秉承这种精神：“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这原是清浊之战，黑白之辨，只可惜正未胜邪。
东汉的士人们认为自己代表着当时社会的良心，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要求掌权之人的行为符合他们的规范。但是由于自身没有权力，只能依附于皇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一种身份来认可，这就是道义的承担者。他们陶醉于这种精神导师的身份，可以指点旁人的得失，所以把下狱甚至殉道作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是一种涅盘式的光荣。
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表现出担当道义的勇气和责任心，在后来的流传中渐渐成型，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口号也是顺承了当时的这种精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聪明与智慧的化身。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四书五经，无所不晓。
47岁时，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上《出师表》，表明自己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
为了统一中原，诸葛亮曾经多次兵出祁山，前几次出兵，都是因为粮食不济而退兵，第五次他接受了以往教训，非常重视粮食供应。他设计了一种叫做木牛（改进的独轮车）的运输工具，用它把粮食运到斜谷口囤积备用。
234年，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粮，做好充分准备后，约孙权同时对魏国发起进攻，两面夹击魏国。他率领10万大军出斜谷口，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构筑营垒，准备长期作战；分一部分兵士在五丈原屯田，跟当地老百姓一起耕种，以为久计。司马懿率领魏军也渡过渭水，筑起营垒准备和蜀军长期对峙。魏明帝命令司马懿只许坚守，不准出战。
与此同时，孙权应约派出三路大军进攻魏国，配合蜀国的行动。魏明帝亲自率领大军南下，大败吴军，诸葛亮只好孤军作战。蜀军很想跟魏军速战速决，但司马懿固守营垒，坚守不出，决心要打持久战。双方相持了100多天。
有一次，司马懿虚情假意地接待前来下挑战书的使者，问道：“你们丞相很忙吧，身体还好吗？”使者回答说：“丞相很忙，军营里大小事都亲自过问。
他每天早起晚睡。近来胃口也不太好，饭量很小。”使者走后，司马懿对将士们说：“诸葛孔明食少事多，怎能支撑长久呢？”不出司马懿所料，诸葛亮就在这年八月病故，年仅54岁。
诸葛亮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对蜀汉集团的忠诚。为理想、事业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在诸葛亮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为后人做了最好的表率。
诸葛亮为蜀汉不辞辛劳，勤勤恳恳，小心谨慎，竭尽全力，贡献出全部精神和力量，一直到逝世为止。虽然，他没能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但是，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才智和鞠躬尽瘁、忠于职守的品格，永远为后世所景仰。
责任感是灵魂的使命
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伐，要从斜谷道经陕西郡县（今陕西眉县北）直捣长安。
曹魏政权得知消息，一面派兵驻扎在郡县一带，一面又抽出5万精兵，由张邰带领，赶往西线，驻防陇右。第二年春，诸葛亮正式出兵北伐。他的部署是：
命赵云、邓芝率领部分军队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境内），虚张声势，作出佯攻的样子，把魏军主力吸引过来。同时，自己则亲自率领主力北出祁山（今甘肃西北），以便先取陇右，最后夺取长安。为了获取全胜，诸葛亮必须选择一位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将领作为军队的先锋。此时，马谡主动请求担此重任。
马谡自幼饱读兵书，平日“好论军计”，在蜀汉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时，曾献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计谋，因而备受诸葛亮的器重，两人情同父子。此人虽才智过人，但缺少实战的经验，好逞“纸上谈兵”之能。因此，刘备在临死前，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此人绝不可重用”。此事事关重大，马谡立下军令状，诸葛亮答应了他的请求。诸葛亮的主力部队突然到达祁山，打了曹魏军队一个措手不及。汉阳、南阳、安定三郡（今甘肃的甘谷、陇西、镇原一带）的吏民纷纷起兵反魏归蜀，战局对蜀军十分有利。
然而，马谡自负轻敌，他率军进至街亭时，遇到了魏将张邰所率主力部队的抵抗，便擅作主张，违背了诸葛亮原先的部署，又不听从部将王平的建议，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不下据城而舍水上山，结果被张邰军队切断水道，杀得大败，街亭就此失守。
街亭失守，使诸葛亮十分被动，一场十分有利的战局顿时变成败局。尽管诸葛亮十分爱惜马谡的才华，但是，为了严明军纪，他不得不按照军法挥泪处斩了马谡，还上疏朝廷，自请贬官三级，追究个人“不能训章明法”、用人不当的责任。
事后，部下蒋琬认为诸葛亮在天下尚未平定时杀智谋之士，太可惜了。诸葛亮却认为：孙武、吴起所以能够天下无敌，是由于执法严明；现在天下分裂，北伐战争刚刚开始，如果松弛法纪，靠什么去讨伐敌人？所以，后人对此评价甚高，以“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称赞诸葛亮赏罚分明、勇于负责的精神。
责任是流淌在一个人灵魂中的使命，而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能够为国家出力，效忠国家及人民，是无上光荣的使命与责任。
责任，是一种天赋的使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需要承担责任，没有责任感的人生是空虚的，不敢承担责任的人生是脆弱的。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行为总会对社会和他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而必须对他人或社会负责，必须按一定的社会规范去行动。如果人与人之间互不负责，互不尽义务，社会就不成为社会了。
李靖攻突厥
李靖，字药师，雍州三原人。隋末唐初将领，是唐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后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李靖善于用兵，长于谋略，著有数种兵书，唯多亡佚。
汉初之时，西北有强敌匈奴，大汉将士以天威纵横西域，向天下昭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历史似乎是一个轮回，到了唐时，西北部又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突厥。
武德九年（626年）唐朝内部发生“玄武门之变”，当时颉利认为有机可乘，就联合了其他部落的可汗联合出兵大举南下，长驱直入到了渭水河畔，20万将士声势浩大。颉利还派心腹入朝查探唐朝虚实，时刻准备进犯长安。
当时长安确实危急，长安士兵不足以抵挡突厥大军，各地救援军马尚未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李世民只得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许以重利，突厥才退兵而去。
作为堂堂大国之主，李世民怎甘心如此？随着唐朝内部的安定，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在对付突厥问题上，李靖就走上了历史舞台。
李靖是大器晚成。太宗改元贞观的时候，李靖已是50多岁的老将了。要对付棘手的敌人，老将披甲上阵。唐朝在与突厥的对抗中逐步取得了恒安、朔方等便于进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恰好在这时候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叛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一场暴风雪袭击了西北地区，突厥马羊死伤惨重，饥荒随之来临。
唐朝军队的机会来了。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另外还布置了李世勋等几位将军做附近道行军的总管，共发兵12万，都受李靖节制，分六路深入大漠，进击突厥。
李靖摸清地势，在一个夜晚，率3000名精锐士卒，袭击了突厥军队，神不知鬼不觉就到达了颉利可汗的大营，厮杀混乱之中，颉利逃亡，死伤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