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丽堂皇的殿宇中，有谁会明了一个十来岁孩童的内心世界？也许他自小熟稔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成了他生存奋发的信仰，虽然为奴，虽然身为阉宦，但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乃至对他委以重任——出使西洋。
郑和离京赴码头之日，朱棣像武帝送张骞出使西域一样，走下龙椅，君臣依依话别，最后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朕等你回来。”
其实，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第一次出海，郑和带着他的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到了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如此庞大的船队，足可称霸沿海各国，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宗旨却是和平外交。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着的大批金银财物当做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庞大的船队，而且郑和的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
在郑和之前，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甚至一个使团能够在对海洋的探索上超越他和他率领的天朝舰队。云帆高张，纵横海洋，波涛见了也低头，平海盗，和诸番，他把大明王朝一系列刚柔并济的外交政策铸就成一种海洋辉煌，如同太阳那夺目的光彩，在历史上闪耀着永恒的璀璨。
如果将郑和与世界航海时代的几位西方著名航海家的航海规模相比，则中西高下立见。1492年，晚87年，哥伦布才开始航海，帆船仅3艘，最大的排水量不足250吨，水手约88名；1497年，晚92年，达·伽马才开始航海，船也不过4艘，最大排水量120吨，船员约160名；1519年，晚114年，麦哲伦才环球航海，船也就5艘，最大排水量130吨。郑和的船队才有真正的浩荡与气势，船队排开，绵延数里。他率领规模空前的舰队在蔚蓝色的海域中叱咤风云长达28年之久，区别于西方航海的掠夺和杀戮，郑和则传播着文化与和平，与千年前被施以宫刑的司马迁被后人并称为“国史之光”。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10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七次航行，成为中国航海史上的奇迹。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明朝与周边的众多国家都建立并保持了朝贡贸易关系，其联系范围之广，超过以往历代。“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达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如果说大唐是以广阔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那么大明就是以积极的行动去开拓国际空间。
600多年前的帆影已消失，600多年前的波涛仍澎湃，万里海路依然见证着郑和的魄力与意志，气势恢弘。
蜜蜂的天职是采花造蜜，猫的天职是抓捕老鼠，蜘蛛的天职是张网捕虫，而狗的天职就是忠诚地服务主人，造物主对每个物种都有职责上的安排。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天地的精英，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职责和功能。人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尽忠尽责，你的人生才会精彩。
于谦临危不惧保京城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代名臣。
于谦自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
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关心人民疾苦。
1449年8月，明朝50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明英宗被俘，京城里人心惶惶。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大臣商量退敌对策。
有的大臣主张先逃到南方去，避过此劫后再做打算。
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要求给予有力回击，他说：“京城是天下根本，人心所系，难道大家忘记了宋朝南渡的事例了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皇太后和郕王委派于谦指挥军民守城。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皇太后让郕王朱祁钰做了皇帝，又封于谦做了兵部尚书。
于谦欣然受命，当即立下军令状：“不见成效，甘受处罚！”接着，他便开始部署内固京师，外筹边镇。
1449年10月，瓦剌军兵临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
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22万人。
瓦剌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其首领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瓦剌军首领也先的弟弟索罗和大将毛那孩首先中炮身亡。这一战，杀得敌兵溃不成阵。也先见势不妙，企图撤兵，明军紧逼不放，瓦剌军死伤惨重。从此，也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立下了汗马功劳。
于谦临危不惧的精神不仅鼓舞了士兵，更打退了敌人。一代文臣能有这样的勇气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林则徐虎门销烟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海外通商甚少，乾隆年间，更是下令除了广州一处外，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统统关闭。在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中，中国总是处于出超的位置，即每年有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已经称霸海上的英国自然不甘心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决心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市场。
鸦片的存在，像一只咬人的小虫子，终于让睡眼惺忪的清王朝开始注意到外面的别样天地了。如果依然对它置之不理，自己必将被咬得遍体鳞伤。禁烟，是清王朝为了保全自己江山的本能反应，但是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此。林则徐被誉为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此后，整个社会都围绕“禁烟”的话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成为近代“经世致用”的先声。沉溺于中庸之道的老学究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身边的世界。
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尖锐地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国几无以御敌之兵，且无以充饷之银。此言并非耸人听闻。在输入鸦片的过程中，它们所掠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财富，还贪婪地吸取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行尸走肉，这样的人如何能上战场保家卫国？道光皇帝看后辗转难眠，这才下定禁烟的决心。
1839年6月3日，销烟池边，500多名役夫一筐筐地将鸦片倒入两个大的生石灰池中。池中事先已经放入了卤水，将鸦片浸泡了半日。溶入石灰后，池中的水沸腾咆哮起来。林则徐在一旁冷静地指挥着。不知他是否预料到此后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会为此发生多大的转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让他毅然点燃了销烟的熊熊大火。
虎门销烟，引来了几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一个中国古老文明的缺口，从此各种战乱纷至沓来。但是与之一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明形势，中国的有志之士们开始从中筛选能整治中华民族的良药，让中国这艘残破的大船卸下将腐的船桨，以新的姿态重新乘风破浪于各大洋。正如恩格斯所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做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忠于祖国，忠于自己
顾维钧，字少川。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当时的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惨败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中国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的漫长寒冬就要过去，在这“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将还中国一个公道，取消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的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国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同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左手一扬，掌心摊开，指缝一松，一块怀表吊着链子垂下来：“请允许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进入会场之前，日本的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这表实际是顾维钧捡到的，这里他只是借题发挥，此时与会代表便开始交头接耳，顾维钧彬彬有礼，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牧野先生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吧。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先生，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要偷我们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
顾维钧的语气凌厉到了极点，说话同时举起右手叉开五指朝上前方虚空处猛地一插，旋即猛一侧头，满脸的正义凛然和潜藏已久的怒火一起化为一道凌厉的剑光，闪电般射向日本代表。
接下来全场鼎沸，掌声如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蒙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然而，巴黎和会迅速把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几个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无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而在巴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代表顾维钧为争夺中国的权益而奋斗。
签字仪式上，一个一个轮番地面无表情地印上印鉴，顾维钧却一脸愤怒与沉重地站起来，他走在会场的中心，我们已难形容其心情，他说：“我很沉重，我很愤怒，我拒绝签字。”
接着全场哗然。这个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整个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时激荡的爱国热情已让他只想向那些列强呐喊出一个字——不！
顾维钧所生活的中国，被定论为“弱国”。这个定论应该不差，自清末以后，无论别人打上门来，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
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次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拒绝签字。中国在以后的日子中将一步步夺回丧失的主权。
爱国是一切美好思想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将来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忠于祖国的人必能忠于自己，而忠诚有时意味着牺牲，一个忠诚的人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背叛自己的祖国。
责任本身是一种荣誉
蔡元培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代名词，他对北大的改革也成为教育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峰。他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新式教育，而他的人品，更加值得我们敬佩。
蔡元培曾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这些位置上，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这五个方面要共同发展。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愿望。
在儿童教育方面，他提倡“尚自然”、“展个性”。他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来对儿童进行美育，让妈妈和小孩生活在美好、自然的环境之中；让小孩学习舞蹈、唱歌、手工。他不喜欢让孩子学习枯燥的计算，而是要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美好和快乐。这正是孩子们真正需要感受的。
蔡元培在家乡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积极培养家乡的青年人才。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倡导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还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
在很多人眼中，要保持自己的高洁品性，就应该远离尘世，隐居修行。这样当然可以一尘不染，但是对社会对他人却没有任何贡献。这样的人生谈不上大格局，也自然没有大愤怒。蔡元培是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很少在别人面前发脾气。但是他却有人生的大愤怒。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北大就职演说，但余热未散，他就向当时的黎元洪总统提出了辞职，为什么？虽然他写得非常含蓄，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在抗议张勋复辟。一年之后，他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提出辞呈。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政府逮捕了一些爱国学生代表。为解救被逮捕的学生，蔡元培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且在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这件事还引起一场校长辞职热潮——看到政府没有积极地挽留蔡元培的意思，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一起递出了辞职书，蔡元培的威信和人缘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迫于压力，只好放了学生。
1923年1月中旬，蔡元培再次愤而辞职，并在《晨报》刊发了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