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当了阳羡的长官，在财物上还是不够清廉，孙策就加强了对弟弟的控制，不时亲自查弟弟的账目。孙权身边有个叫周谷的人，很懂得巴结孙权，投其所好，专门为孙权在借贷往返的单据上做手脚，使孙策查不出任何问题来，孙权自然高兴。
孙策死后，孙权掌管了大权。当家才知柴米贵，于是，孙权想起年少时办的那些事，更想起了当年“卡”自己的吕范和讨好自己的周谷。照一般人来看，这回孙权该重用周谷了，一定得给吕范穿“小鞋”了。
可是孙权不是昏庸愚蠢的人。他认为，周谷私改账目，欺骗孙策，是心术不正之人，不能重用；而吕范一心为公，忠诚可靠，是个值得重用的人才。孙权以公取贤，使吕范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普通的将军一直升到大司马，为孙权破曹操于赤壁、杀关羽于麦城、治都于建业，直接或间接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吕范死后，孙权每路过其坟墓，都会呼唤吕范的名字，“言有流涕”。
正直的人永远追求真理，也永远忠实于真理，真理不会因为愚昧而磨灭。
正直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都会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卑不亢，既不献媚于当权者，也不会背弃良知，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做人原则。
坚持真理，不为外力所左右
只要是原则性的问题就要坚持，哪怕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各种巩固统治的措施。他派人修订刑律，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但隋文帝本人却不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往往一时气愤，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
这种情形让大理寺的官员赵绰很为难。大理寺少卿赵绰认为维护刑律的严肃性是他的责任，所以常常因为隋文帝屡破刑律而与他发生争执。
有一次，两个犯人按律只应打板子，可隋文帝却坚持要将两个当事人砍头。赵绰就上前劝阻。
隋文帝不耐烦地说：“这是我下的命令，不关你的事！”
赵绰说：“陛下叫我当大理寺官员，现在遇到不依刑律杀人的事，我怎么能不管呢？”
隋文帝顿时火了，说：“你想撼动大树吗？”
赵绰不管隋文帝怎样威吓，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隋文帝气得发抖，吩咐左右将赵绰绑了一同问斩。左右侍从遵旨脱下赵绰的官服，摘掉他的帽子准备行刑。这时隋文帝想到杀赵绰太没道理，于是派人问赵绰：“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赵绰跪在地上，挺直了腰说：“臣一心执法，不怕一死。”
隋文帝想赵绰能忠于执法，毕竟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就把赵绰放了。
皇后也很赏识赵绰的正直，命令内侍赐给他一坛美酒。
大理寺官署里有一个官员叫来旷，听说隋文帝对赵绰不满意，想讨隋文帝欢心，就背着赵绰给隋文帝上了一道奏章，认为大理寺衙门执法太宽。隋文帝看他说得还中肯，就给他提了官职。
来旷野心很大，竟诬告赵绰徇私舞弊。隋文帝有些怀疑，便派人去查，却没有此事，隋文帝大怒，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要立刻处死来旷。谁知赵绰却说：“来旷有罪，但不该判斩。”
隋文帝很不高兴，头一扭，回宫去了。
赵绰紧紧跟在后边，再三解释要按律法行事。隋文帝被他说得哑然失笑，同意赦免来旷死罪，改判革职流放。
有赵绰这样的贤臣辅佐，隋文帝更是吸收陈后主亡国的教训，发现官吏有贪污奢侈行为都要严办，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隋朝统治从而进入兴盛时期。
真正的强者，不会畏惧外在的压力，而能够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高尔基也说过，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必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一个品格高洁的人就如同青松那样，不管外面的风霜如何欺压，都敢于挑战，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去生长。
森林中的树木总是比外面的灌木丛中的树木要挺直得多。灌木丛里的树木之所以长得歪歪扭扭的，是因为那里的树木只要吸取旁边散落的阳光就可以了，所以也就很容易顺着风改变自己生长的方向，而森林里的树木必须努力地向着天空、向着太阳靠拢才能够触摸到阳光，也因此，它们能够长得如此挺拔。正直就像太阳，只有心中有这个信念，才能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戴胄秉公处理
戴胄，字玄胤，谥号忠，相州安阳人。隋末入仕，归唐为秦王府曹参军，太宗立擢大理寺少卿，数犯颜执法，帝益重之，历迁尚书左丞、民部尚书，以检校吏部尚书主选事。他为人正直、公正，是唐太宗的一位良臣。
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带刀进入皇宫，在宫门口站岗的监门校尉未发现。按照唐律，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都违犯了法律，可是，当朝宰相封德彝却说，长孙无忌是一时疏忽，不能算犯法，校尉麻痹大意，应该杀头。
唐太宗居然点头同意这么办，这时，戴胄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这样量刑不公平。
他说，长孙无忌带刀入宫，监门校尉没有发现，两方面都是由于一时疏忽，如果量刑，应一视同仁，怎么能重此轻彼呢？戴胄说得理直气壮，有根有据，唐太宗只好答应重新商议。
再次商议时，封德彝仍是力主原判，戴胄便据理辩驳，寸步不让。指出：
长孙无忌和校尉，论其过误，情况相同，而监门校尉是由长孙无忌带刀入宫的缘故而致罪的，“于法当轻”。现在，轻罪反而重判，重罪反而轻判，“生死顿殊”，很不合理，坚决要求据法重新判决。唐太宗觉得戴胄说得有理，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把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都免罪了。
长孙无忌是国舅，又是有卓著功劳的开国元勋；封德彝是当朝宰相，大权在握，更有皇帝偏袒；监门校尉则不过是在宫门口站岗放哨的小官；戴胄自己也不过是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可是他坚持秉公处理，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唯公平合理，才能得到李世民的首肯，除了戴胄，像包拯、海瑞这些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也都是办公平事的，人们口碑流传，同样说明了公平之可贵。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听取臣子的意见，是唐太宗闻名的一个特点，也是最让他“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一个特点。因为大臣的建议，他放弃了很多决策，哪怕有时候让他下不来台。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一个老臣因为贪污获罪入狱。看到昔日的战友已经成了佝偻老人，儿女成群却家境拮据，唐太宗就命人送了一些财物过去，悄悄饶了他的罪。
这件事情被魏徵知道后，马上开始谈论治理国家的大道理。唐太宗都已经送出去财礼了，也只得收回，维持原判。不过这也避免了其他老臣贪污犯罪的事情发生。
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和资源，所以在作出决策之前，必须重视别人的意见，唐太宗就是这样做的。唐太宗因为善于纳谏，因而成了一代明主。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全面了解情况，才能明辨是非；如果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一个兼容并包的人，无论是什么人的批评或者建议，他都能洗耳恭听。正如明朝陈继儒所说：“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积铢累，自成富翁。”
一个人不怕犯了错误，就怕不肯虚心接受人家的劝告、意见和建议。当局者迷，需要旁观者来谆谆告诫，方可脱胎换骨、初露锋芒。
正直使心灵接近真实
房玄龄刚开始在隋朝做官，当过县尉，因为触犯法律，被除籍流放到上郡，并在渭北遇到了李世民，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被封为秦王的十年里，房玄龄一直随身相伴，并且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贞观元年，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团的官僚统治机构，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提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主张。房玄龄领受旨意，精简机构，推荐贤能，把唐朝中央各官府的文武官员从2000人减为643人，并在全国合并州县，以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得力官员分巡各道，执掌政务，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元朝人注解《贞观政要》的时候，称“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而省官之实施，功在房玄龄，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
李世民登基之后，房玄龄一直身居要职。他在任宰相第15年时，萌生退意，但是太宗非常器重他，不但不答应他隐退，反而，加官升爵为司空，总理朝政，负责编修国家史料。不怎么作诗赞扬臣子的唐太宗曾三次写诗称赞房玄龄，有《威风赋》《赐房玄龄》和《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
贞观二十二年，司空房玄龄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但是唐太宗决定要再次讨伐高句丽。病床上的房玄龄闻知此事后，对儿子说：“现在天下和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只是皇上想再次讨伐高句丽，这是国家的大害。皇上愤怒时作出了这一决定，臣子没有一个敢冒犯威严进谏劝阻。我知道它的害处而不说出来，就会含恨而死。”于是上奏章劝谏。太宗见到奏表，赞叹说：“这个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在忧国忧民。”房玄龄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李唐王朝尽心竭力的大臣。
房玄龄去世后，配享太宗庙廷。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为房玄龄墓刻碑，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句话是：“道光守器长琴振音，方嗣虞风仙管流声。”唐代文学家皮日休更是写下诗句：“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
正直的人追求真理，忠实于真理。在英语中，“正直”一词的基本词义指的是完整。在数学中，整数的概念表示一个数不能被分开。同样，一个正直的人也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他不会心口不一，想一套，说一套。生而为人，正直是必备的一个条件，因为它能使心灵无限地接近于真实。
君主更要有“公”的精神
贞观六年（632年），有些臣僚以为如今功成业就，天下太平，应该率领百官封告泰山。李世民先是反对，在大臣的反复要求下，他也心动起来，但最后由于魏徵的坚决反对，就没有去封禅。
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不计较恩怨亲疏；不计较出身和经历；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逞。
李世民不仅注意选拔人才，还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君主，也能随时用隋亡的教训来提醒自己。他对大臣们说，国君事有不当，务必畅所欲言。
在他身边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徵。“居安思危”、“善始克终”是魏徵要求李世民时刻不忘的座右铭。凡是居安思危，影响善始克终的言行，魏徵总是尽力谏止。
法律是一切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保障，这就是唐太宗所谓“国家纲纪，惟赏与罚”。谁执行制度，遵循礼教，卓有成效，就按法赏赐；谁违反制度，超越礼教，就据法制裁。
李世民即位后，根据武德时期的法律，删繁就简，将刑罚变重为轻，重新整理成新律。到其子李治统治时代，又加以详尽解释，就成为流传到今天的《唐律疏义》。这是流传至今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是此后历朝制定法律的蓝本。李世民开创了后代所谓“九卿议罪”的先例。
唐太宗认为，天下一切事务都由他一人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规定，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廷争之臣。魏徵、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民主气氛形成的基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在唐太宗的眼中，安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
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减、赎、当、免”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其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矣。”
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如果他们犯有“十恶”罪，危及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依法追究责任。
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对待诤言、逆言，唐太宗一直保持重视的态度，他认为隋炀帝就败在独断上。但他又不是一个“耳根子软”的皇帝，“一怒则诸侯惧”的威仪还是一直存在的。由于李世民执行“赏不避仇敌，罚不庇亲戚”的原则，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不得不收敛手脚，不敢过分欺压佃民。
李世民的太平盛世与他的“公”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用人上，还是国家大事上面，都体现了“民主”这一思想，他尊重百姓，体谅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他被后人推崇的原因。
魏徵直言劝谏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有一年，唐太宗派人征兵。宰相封德彝建议：把16岁到22岁的人全部征来当兵。魏徵觉得这样做很是不妥，他严肃地对唐太宗说：“若是把16岁到22岁的人全部征来当兵，那他们的地谁种？国家又从哪里征收租、赋、调和徭役呢？”
唐太宗听了，恍然大悟：“你说得对。”于是他没有采纳封德彝的意见。
唐太宗曾经问魏徵：“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徵说：“多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就会明智；而如果只听一方面的意见，肯定就会昏庸。”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隋炀帝等人的例子，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听了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