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守礼（1505-1578），字与立，德平（今分属山东商河、乐陵、临邑诸县）人。以功迁兵部主事，又改礼部主事。当时一些王府近族为请封事，多向礼部官员行贿，后查出有十余万两，而受贿者独无葛守礼之名，遂以清廉名。后连任多职。因严嵩当道，遂以病辞归。1567年起为户部尚书又因不与权臣同流合污，寻以养母乞归。后起为刑部尚书、左都御史，请仿古代井田制，治理旱灾。后因张居正当政，被免职。其为官三起三落，周旋于权臣相轧之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
家训原典
予在仕途三十年，今得优游林下，与世味淡然相忘，似皆得“简静”
力。士大夫但有为名、使人喜之心，做官就要矫激自炫a，以急人知，煦煦行惠b，至违道以要虚誉c。居乡必不能修己远利，表正风俗；即知自好，亦多甘为乡愿d之行。俟命君子e，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盖以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对“不自失”而言耳。顾居乡无难，只要在家读书静坐，不管闲事，敦伦理，屏嗜欲，勿干请有司f，禁绝假托用势者耳。
若做官，要做人，事事念念，为义为公，成败利钝，皆无足计。须先知内外检点，卓然自立，不依阿淟涊附人g，持法公平，宅心忠恕h；勿恃一守而轻侪慢民i，勿为宦成而肆志傲物。兢兢翼翼，作事谋始。凡自我行，务上有益于朝廷，下有利于生民，而无求赫赫之名，其庶矣！大凡人能清约，既能秉正，事无不可为。夫出处j一机，尔辈自今，即学廉静无欲，异日居官，自当得力，使人称为清白吏子孙可矣。
《池北偶谈》
注释
a矫激自炫：故意违反常情以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矫激即矫情。
b煦煦：惠爱貌。邹韬奋《患难馀生记》第一章：“所谓善意，决不是指煦煦小仁，或施以利诱。”
c要：同“邀”，请求，谋求。
d乡愿：外似恭谦谨慎，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君子。语出《论语·阳货》：“子曰：‘乡原（愿），德之贼也。’”
e俟命：指听命于天而不汲汲以求。
f干请：有所求而请托于人，即走后门。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
g淟涊（ti2nni2n）附人：性格软弱懦怯，轻易依附于人。
h宅心：存心、居心。
i轻侪（ch1i）慢民：轻视同事，怠慢百姓。
j出处：指进退。“出”指做官，“处”指居乡。
译文
我在仕途三十年，现在得以退归林下，平平淡淡忘却世俗喧嚣，似乎都得益于“简静”的修养功夫。士大夫只要有追求名誉、博人欢欣的想法，做官就会刻意违反常情来显示自己，急于让别人知道，从和煦慈爱地行好事，到违背常理去邀求虚誉。居于乡里一定不能修养自己远离利益，为本地风俗作醇正的表率；即使知道洁身自好，也大多甘心像外表正经却毫无原则的老好人一样行事。听命于天的君子，所说的那种无论处在什么生活境遇都能安然自足，就是从立身做事，自有法度，不丧失自我而言的。其实居于乡里不难，只要在家静坐读书，不管闲事，注重伦理教化，摒弃过分的欲望，绝不去请托、求取于当权的官吏。如果做官，要先做好人，事事怀着为义为公之念，成功失败，利益得失，都不值得计较。一定要先知从内到外言行谨慎，卓越独立，不唯唯诺诺地依附于人，执掌法度要公平，存忠厚宽恕之心；不要自恃节操高洁而轻视同事慢待百姓，不要做了官了就任性高傲。小心谨慎，恭敬诚挚，做事从开始就认真谋划。凡我的作为和决定，务必对上有益于朝廷，对下有利于百姓，而不求赫赫的名声，就差不多了。大凡人能清净俭约，做到公正公平，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做官和居乡的机要，你们从今就开始学习廉洁清净没有欲望，将来做官，自然会受到好处，被人家评价为清白官吏的后代就可以了。
评析
葛守礼是明嘉靖、隆庆朝最有名望的大臣之一。清初王士禛在其读书笔记《池北偶谈》里记录了葛守礼家训12则，此为其一。其中论为官之道，多有可取之处，不只是家训，直可以“官箴”视之。
家训首先提到，士大夫无论在仕途，还是居林下，都要以“简静”
自持。所谓简静，即简约虚静，主要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而是就一个人应有的心境或心态而言的。这种简静之功，相似于诸葛亮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中的淡泊宁静。具有这种心境，便能处简约，耐得住寂寞，外无功名利禄之心，内求品德修养之道，立身行事，自有法度，成为顺天命而动的“君子”，唯有“所得”而无“所失”。
明代中后期，吏治涣散，官员腐败，在朝则弄权，在野则渔利（如礼部尚书徐阶，做官时唯知逢迎帝意，与严嵩争权，退休后又横行乡里，大量兼并土地）。所谓“清官”，也多是自恃公平而执法严酷、自恃廉洁而傲气凌人（即清·冯班《钝吟杂录·家戒》所云：“廉者量多窄，其病在酷而无所容”），矫激自炫、违道要誉者也不乏其人。对此，有识之士是不以为然的。明人张侗初《却金堂四箴》指出：“士大夫当为此生惜名，不当为此生市名。敦诗书、尚气节、慎取舍、谨威仪，此惜名也；兢标榜、邀津贵、鹜矫激、习模棱，此市名也。惜名者静而休，市名者躁而拙。”（见《从政遗规》）。可见，如何正确区别市名与惜名，做“清白吏子孙”，是当时正直的士大夫治家教子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葛氏以“简约”“清静”教子，并不是要他们做凡事模棱、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相反，他认为这种人乃是孔孟所说的“德之贼”，即“乡愿”。他要求子弟：对待凡是只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要清心寡欲、清静无为，远离世味以修身远利。这种“不管闲事”，却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无争。凡是与国与民、与义与公相关切的，就须“秉正”
直行，无所顾忌。而要做到仗义秉公，就需要首先于家于己能做到“简约”“清静”。故他教子从“简约”做起，以“秉正”为归。正是在严格区分公与私、正与邪的前提下，方体现出“简静”“清约”、“廉静无欲”
的历史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