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私塾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
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留下的西溪私塾，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
塾师学生入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
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蒙学
蒙，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
古代“蒙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有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公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平民子弟得以入学。
最早出现的蒙学教材是南朝梁代的《千字文》，由周兴嗣所撰。以后有南宋初钱氏所著《百家姓》；南宋王玉麟所撰《三字经》；明朝萧有良撰《龙文鞭影》；明未清初程登吉撰《幼学琼林》。其它还有《千家诗》、《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千金裘》……“蒙学”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统一定型的教材，简称为“三”、“百”、“千”。
蒙学教育的学习方法主要是识字、背诵和书法。背诵的内容是字句和平仄都对仗工整的对联。通过背熟牢记大量的对联和典故，去领悟中文的声律规律。这在无形中又进行了“美育”。学生在背诵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中文的韵律美，而学作对和学作诗的过程又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古代的书法训练，分为三个阶段：描红、影本、临帖。开始学写的是楷书。写字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修养”的过程，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写字的姿式，要求“身正、笔正、心正。”学生在习字过程上养成了良好的坐姿，为日后的身心健康和为人处事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千字文》
《千字文》是我国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梁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共1000个字，均为四字一句的韵语，基本上无重复的字。
《千字文》不是简单的单字堆积，而是条理分明，通顺可诵，咏物咏事的韵文，其内容涉及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所选千字，大都是常用字，生僻字不多，便于识读。因流传甚广，以致文书编卷，都采用“天地玄黄”来代替数字。兄弟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满汉、蒙汉文的对照本字。由于历代不少大书法家都曾书写，更使《千字文》至今仍是学习各种书法的范本。
从隋代开始，《千字文》大为流行，背诵《千字文》被视为识字教育的捷径，一直沿用至清末。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三字经》
《三字经》是我国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流传非常广泛，知名度极高，几乎家喻户晓，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由来已经难以确切地考究，据说源自中国宋朝时期，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1140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内容全为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一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三字经》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双重功能。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此书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
《百家姓》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它采用了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什么文理，但是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
《百家姓》是从宋朝的时候开始流传下来的。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宋朝统领天下的赵氏皇帝的姓，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周吴郑王等也是当时的一些名门旺族。
王明清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百家姓》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中共收录姓氏496个，其中单姓440个，复姓56个。其中收录的姓氏今天基本上都流传了下来，且其人数占现代汉族人数的绝大部分。
秀才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
汉武帝改革选官制度，令地方官府考察和推举人才，即为察举。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命公卿、诸州每年各举荐秀才一名，意为优秀人才。东汉因避光武帝名讳，遂改称茂才。
三国曹魏时沿袭察举，复改称秀才。至南北朝时，举荐秀才尤为重视。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宋代为士子和应举者的统称。明代曾一度采用荐举之法，亦有举秀才。
明清时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也称为“相公”，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桃李满天下”的由来
“桃李”，比喻培植的优秀人才。赞美某人的学生或经他提拔的人才很多，就叫“桃李满天下”，或“桃李盈门”、“桃李满门”、“满门桃李”。
春秋时期，魏国大臣子质学富五车，知识广博，曾经提拔和保举过很多人。后来他得罪了魏文侯，被罢了官，只好投奔北方的一个老朋友简主。《韩诗外传》（汉韩婴撰）卷七，有相关的记载：“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焉，去而北游，谓简主曰……”
见到了老友简主，子质开始诉苦。他气愤地说：“我以前在魏国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现在我落难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帮我，真是太没有天理了！”
简主听后对子质说：“春天种了桃树和李树，到了夏天可以在树荫下纳凉和休息，秋天还可以吃到可口而又甜蜜的果实。但是，如果你在春天种的是蒺藜（一种带刺的植物），那么到了夏天你不能利用它的叶子，而秋天长出来的刺，反过来要扎伤人。你过去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值得培养和提拔的！君子培养人，好比种树一样，一定要选好对象，然后才能加以培植。”
听了简主的话，子质不住地点头。
简主的家境并不富裕，子质不愿给朋友加重生活负担，便想开个学馆，收一些学生教读，借以糊口。简主很支持他，就腾出两间空房作为教室，子质所收的学生不分贫富，只要愿学的都可以拜他为师，一视同仁。
这个学馆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李子树。凡是来上学的学生都跪在桃李树下认先生。子质指着已结果的两棵树教导学生们说：“你们都要刻苦学习，要像这两棵树一样开花结果。只有学问高，才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
为了把学生教育成有用人才，子质认真教学。在他的严格管教下，学生们都发奋读书，学到了不少真本领。后来，这些学生先后成才，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为了感念子质先生的教诲，都在自己住处亲手栽种桃树和李子树。
子质到各国游历时，碰到了在各国当官的学生，并看到了学生栽的这两种树，便自豪地说：“我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啊！一个个都很有作为！”
从此，当先生（老师）的就以“桃李”代指学生，并把学生多称作“桃李满天下”了。
“小学”的由来
“小学”二字最早并不专指学校。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小学了，不过那时的叫法多样。
“小学”这一名称，来源于汉代。班固据刘歆《六艺略》在《汉书·艺志》中把古字书及汉时所作字书列为“小学”类，并且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据此，“小学”初指学童开始读书识字所用的识字课本。
古人非常重视“识字”，认为掌握了一个字的音、形、义三方面才算是认识了一个字，所以把学童的识字及有关的类书，称作“小学”，意思是这是塾师讲授、学童学习的基础课。
由于秦王朝的焚书和秦汉之际的长期战乱，汉代我国文化传统几乎中断，古籍和古字书中的文字本来是儿童就能认识的，可当时大多数人却已不认识。因而学习研究古文字就成了某些人的当务之急或专门职业了。汉代人把这种学习和研究古文字，也叫作“小学”。从此，“小学”这一名称就成为一门研究文字的学科了。直到清末，章太炎才把它改为“文字学”。
清末有了近代小学，如上海正蒙书院小班创建于1876年。民国11年规定小学分初高两级。初级四年高级两年。只设初级的叫初小，合设初高级的叫完全小学，也叫“完小”。
“老师”的由来
现在的老师，一般指直接从事教育工作或其他传授知识技术的人，也泛指在某个方面值得学习的人。从史书中看，先秦时期就有师傅、师长、先生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至于“老师”，原是对年辈最高学者的称呼，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老，古时对公卿大夫的尊称。《礼记·王制》：“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左传·昭公十三年》：“天子之老，请帅王赋。”这里的“老”均为上公、大夫。师，用于对教师的称呼源自唐代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文解字》注曰：“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到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老”与“师”并称，慢慢地就不再管年龄的大小，一概称教师为老师了。应该注意的是，“老师”的“老”不同于“老张”、“老李”、“老二”、“老虎”等作为助词的“老”，而是与“师”两个尊称的合称。
明清两代时曾称主考官为老师；清末办学堂，称教师为教习；辛亥革命后，因教师同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免，所以又称教师为教员。
密封考卷的由来
试卷密封，古代称作“糊名”、“弥封”、“封弥”，今称为“密封”、“弥封”，是防止考试作弊的重要举措和有效方法。现在各种比较重要的考试都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或用编号）密封起来，这样，可使阅卷人在不知应试者的情况下评卷，以得到较为客观的考试结果。
封卷评定等第的办法并非近代才有，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据唐代笔记《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者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新唐书》和宋代人高承的《事物纪原》在谈到考试糊名的起源时也有类似的记载。
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学考试的一套制度。而且只是让考生“自糊其名”，既未设糊名密封的官吏与主管部门，也没有糊名的具体规定与方法。
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称“封弥”。宋真宗诏令各府州县考试均须密封，而且设立封印院与誊录院，设封印官、编排官与誊录官，专事掌管试卷的密封、誊录和阅卷保密等事宜，“弥封之法有定制”。
元朝以后称“弥封”，明清一直沿用，其目的也还是防止作弊，使判卷者无法知道考卷为何人所作。
在封建时代，科举作弊时有发生。为了防范，在封卷之外，还有许多相应措施，如在阅卷之前，有关部门还得组织人力进行统一的誉卷工作，然后才送交考官评卷。这在明代李翊《戒庵老人漫笔》、清初顾炎武《日知录》里都有记载。
密封考卷的制度至清末科举废除前，一直沿用。而密封之法不仅在中国使用至今，而且远播海外，被欧美各国广泛采用，成为防止考试作弊的有效方法。
武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