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村宗庵（1736—1806）是江户时代一位商人兼随笔家。他所著《谭海》第七卷也有一篇故事属于“奸夫盗银”一族。
津村宗庵，名教定，字正恭，号兰川。生于京都，移居江户。所著《谭海》以抄本流传，有宽政七年（1795）写的跋，其中说：“其始也偶然笔之，中则荒于其业，终则勇于其成，既而二十年成十五卷”。据此《谭海》起笔于安永四五年之交，即1775与1776年之交。津村喜好文事，博搜文献，广交文友，书中杂录40岁以来即1776年以来的见闻轶事。传本较多，其书今收于《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8》。
属于“奸夫盗银”故事的是卷七的《武州农夫妻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武州熊谷地方。武州是武藏国的别称，大部分属于今天的东京都，奇玉县，也有一部分属于今天的神奈川县。这篇故事较之《本朝藤阴比事》的那一篇描写细致生动得多，很注意在细节上体现那一时代的风土人情。它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武州熊谷的农夫，和母亲妻子三人住在一起，日子过得不顺心，准备只身到江户干上三四年挣些钱归来赎回抵押的土地，过点安稳日子，于是他把母亲托付给妻子就上了路。
一天晚上，他想在桶川过夜。因为是一人独行，不能住在站上，就到不远的一户农家，请求借宿。那家人家是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一起度日。那女孩格外伶俐，善解人意，照顾客人很周到，很遭那农夫喜欢。第二天农夫为了感谢她的厚意，特地用纸包上二百文钱硬塞到她手里。
农夫到了江户（今东京），到新吉原妓院丁子屋干舂米的活儿，一年赚钱二两金子，一领到钱，就寄给家里。由于他肯干又可靠，几次换活儿，钱也涨了，从妓女嫖客那里也不少得赏钱，六年光景，就攒了一百七十两，就想赶紧回家把抵押的土地赎回来，让母亲妻子放心过日子，而后再回来干。主人同意以后，他便先把行李寄走，把钱放在贴身的地方，踏上归程。
谁知在半路，从板桥那儿就叫两个可疑的汉子给盯上了，农夫看出那两个人贼头贼脑的，就想把他们甩掉，于是钻进一家酒店，付钱温酒，结果贼人也跟了进来。农夫瞅准后门溜出去奔跑起来，好容易到了桶川，日头还高，赶到一家新开的客店，草鞋也没脱，钻进一间屋子就睡下了。不到半夜，就听见有人使劲打门，大声喊道：“今晚上要是有一个人来这住宿，就跟我们说一声！”农夫从纸窗缝里一看，原来进店的正是那两个贼人。
这家店里，有个二十一二的和善的女子，这时走进屋来。两人一见，都觉似曾相识。原来那女子正是几年前遇到的好心的小姑娘。原来她双亲死后，便来这里帮工。农夫把自己碰到贼人的事情一说，那女子告诉他，那两个是这一带有名的恶棍，闹不好会惹下大麻烦。为了保住钱财性命，农夫听了女子的主意，先将钱存在女子处，女子摘下别在发髻上的梳子，两人约好，将来以梳子为证还钱清帐。女子悄悄开门，放出农夫，按她指的路，赶回家里。
村里人见农夫平安回来，都奔走相告。待夜深人静，农夫便拿出梳子跟母亲妻子说起路上经过，说天亮派个人去还梳取钱，说着把梳子放在神棚里。第二天起来打开神棚一看，那梳子却不见了。到处都找遍了，全无梳子的踪影。
没办法，农夫只好找了两三个好友，当天傍晚赶到桶川的旅舍，说明梳子虽然丢失，但跟谁也没有说起过，理当把钱交还。没想到那女子说，刚有人来过，清楚说就是你派来的，已经把钱交给他了，梳子就在我这里。那农夫大惊，大失所望。那女子想了一会儿，说你回去不要声张，过一阵以久居江户庆祝归来为名招待全村老少，定下日子就偷偷来告诉我，到时候我去认人。那绝不是远处的人所为，定是村里人干的。
农夫心悦诚服，回到村里。一两天走遍全村，问候乡亲，发出邀请。宴请当天，村长为首全村的人都到了。宴席间，那女子指着坐在村长旁边的男人说，取钱的就是他！原来那正是村长的儿子。农夫不禁踌躇起来，想酒席后再说，那女子道：“不可，酒席后便没了证据，马上抓住他，他若抵赖，我出来作证！”
农夫于是抓住村长儿子，将前前后后都讲了，村长大怒，要他交出证据，农夫叫出那女子，当场作证。村长派人回去一搜，果然翻出金子一百七十两。这时村长之子却不知去向，农夫之妻也不见了。
村里人都说，自从农夫走后，那村长之子便与他老婆格外亲热，这虽然无人不知，却没想到有这种事情。
那农夫单身一人，老母无人照料，幸好与那桶川那女子有缘再会，虽然年龄相差一些，两人终究结为了夫妇。
这个故事虽然仍然保留着携款远归、埋钱户外、枕边泄密、奸夫盗银的大故事线，但在最关键的断案手段上摆脱了佛经的窠臼，更多地注入了江户的风情。江户吉原一带是妓院集中的地方，也是许多市人故事搬演的大舞台。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那些从乡村带着摆脱贫困梦想进城打工的农民身边显得自然而平常。作品为了反映这些离乡背井的农民的家人分离的困苦，还特意增加了农夫母亲这样一个人物。故事中的奸夫，不再像《本朝藤阴比事》里的帮工，而是有权有势的村长儿子，更增加了故事的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那客店机智的女子，取代了佛经中大药菩萨和家犬的作用。如果没有客店在前近代商业和人员城乡流动中发挥的重要桥梁功能，作者也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构思。在日本，温泉或旅店的女老板，被称为“女将”，她们必须见多识广，八面玲珑，熟悉社会各类男女，周旋于各色前来寻欢作乐或游历四方的客人中，善于调处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机立断，化险为夷，才能既保全自己，又赚得钱来。作品中设计的客店女子，便有“女将”的影子，但又不是“女将”，还保持着农家女子的纯真。
佛经中的大药，是救苦救难的佛菩萨。他能为人解除病痛，驱除烦恼，救命消灾。在江户时代的假名草纸和读本等通俗小说中，他的地位被客店女子所取代，也就彻底完成了这个母题的世俗化还原工作。
加藤周一在谈到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时说：“町人的抬头有两种意义。成功的町人吸收了传统文化，武士化了。做官的下层武士，接受了町人社会的价值体系影响，从而町人化了。而德川时代的一切艺术家差不多都出现在武士化的町人和町人化的武士所造成的接合点上。”（《艺术家与社会——艺术家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第124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江户作家虽然常常在讲述自古相传的故事，但其中的人物却徒有往日的衣装，而他们的所思所愿，都已经町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