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云南土著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的一般概况需要作提纲挈领性的历史透视，以便理解从中亚迁徙来的穆斯林所形成的居住点与当地文化环境的反差和交互作用。人们不禁要问：历史资料所描述记载的13世纪的云南土著居民民族隶属于何种类型的文化和宗教？这一部分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元代刊印的一本地方简志。作者李京，字景山，生于元宪宗元年（1251），他于大德五年（1301）奉元朝政府之命去云南“宣慰乌蛮”。作为这项使命的一部分，李京在云南土著居民集中的区域作了广泛的旅行。在其公务委任期间，他与这些土著居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在他亲自观察和调查的基础上，他对“种人”、风俗习惯、地理、地形和云南的资源做了很多笔记。根据这些笔记和参阅了更早的文字记录资料，李京完成了四卷本的《云南志略》。在中国史学史中，李京的有关云南的土著民族的著作和当时的记录与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钱古训的《百夷传》以及马可波罗的游记等著作相比被认作是最详实和最可靠的资料。基于李京在云南的长期亲身经历，其书提供了详细和广泛的信息和资料。当然，作为一个汉族绅士，李京对土著居民抱有强烈的文化偏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在称呼这些少数民族时使用的名词，比如“蛮”、“野”、“僚”等以及描述它们生活习惯所流露的口气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位官员，他又不可能对云南当地土著居民的宗教特征有一个透彻认识和全面了解。
但是，有关记载元代迁移云南来的穆斯林方面的社会生活资料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正史中真可谓凤毛麟角。这在有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也许这种现象要归结于中国史家们对穆斯林这样的外来民族抱冷漠的态度。尽管如此，来自于回回社会中的考古发掘和发现、碑记铭文、地方志、家谱和古建筑或多或少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所引人注意的有关回回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侧面。所以，笔者的方法是将历史批判主义和民族的历史调查研究相结合，以便向读者展示中亚穆斯林移民的文化遗产如何在云南文化环境下互相吸纳和反应的问题。下面从几个方面对云南元代土著文化作一简介。
一幅多民族的镶嵌画
佛教和白人
在蒙古人入侵云南前夕，白人（白族的先民）早就信仰了佛教并将它与白人的部落社会结构整合一体。云南在南昭国和大理国时期，其西部地区的土著居民的主要民族部落是白人和罗罗。在大理地区，“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罗贤佑：《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95-99页。元朝时在大理任官的郭松年也记载：白人“其俗多尚浮屠法”，“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僧人）所诵经律一如中国”。郭松年：《大理行记》，载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根据李京的观察来看，白人普遍信奉的是内地传入的禅宗，而不是大理国的密宗。
白人风俗琐记
青年人在婚恋上有相对的自由。青年人在恋爱中进行吹芦笛唱山歌等社会娱乐是常事。“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白人“食贵生，如猪、羊、鸡、鱼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罗贤佑：《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95页。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们要举行祭祀祖宗的活动。形式是过火把节。那天的整个夜晚，人们“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罗贤佑：《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95-96页。
巫术和罗罗
元代的罗罗是今天的彝族的先民。李京在与他们的频繁交往中为我们记载了他们的奇风异俗。在婚俗上，“凡娶妇必先与大奚婆通。”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罗贤佑：《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96页。大奚婆是男巫。这种对新娘享有初夜权，表明巫教在罗罗社会的势力和影响。“酋长无继嗣，则立妻女为酋长。”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罗贤佑：《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96页。罗罗在性方面的相对开放也为元人周致中撰的《异域志》和《马可波罗行记》约勒（Yule， Sir Henry）译并作注：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马可波罗行记》），伦敦（London）：约翰·穆莱公司（John Mullay Company），1903年，第2卷，第54页。所证实。有关罗罗的丧葬仪式，“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毕，……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罗贤佑：《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96页。罗罗相信巫术。在得病的时候，他们因不懂医学而请求大奚婆（男巫）用鸡骨占吉凶同上。关于使用鸡骨占卜的描述还可以参见杨兆钧先生主编的《云南回族史》，前引，第35页。在部落生活中，巫医的权力很大。许多罗罗崇拜祖先。
图腾崇拜和“金齿百夷”
“金齿”意思是人们以金片装饰他们的牙齿。百夷即众多的异族部落。这两个元代使用的词都指今天云南的傣族先民。在金齿百夷婚姻关系上，氏族和姻亲的界限不分。这说明，他们仍实行近亲婚姻制度。新娘是否处女并非是严格的先决条件。青春期前的少女可以与男孩有性关系。如果双方愿意，他们可以结婚。然后，姑娘上男家去呆上五六天。在此期间，她的丈母娘每天晚上替她洗脚。然后，姑娘被送回她父母家。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7页。“妇女……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而男子则“不事稼穑，唯护小儿”。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7页。金齿百夷的男人们施行文身、剃胡、剃须甚而眉毛和睫毛的习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人们就嘲笑这样的男人太女人气。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7页。李京说，“金齿百夷，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8页。他们以刻木画符的方式订立经济契约。关于金齿人刻木画符缔约，马可波罗有同样的描写。参见约勒的书，前引，第2卷，第84-86页。
末些蛮的风俗和万物有灵宗教
元代所谓的“末些蛮”即今天纳西族的先民。在末些部落之间“少不如意鸣钲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8页。这说明末些部落仍存有母系制度的残余。在男女性关系上“淫乱无禁忌”。关于葬俗，“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8-99页。李京大概率先地评论道：末些人不拜佛和神。但是，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他们要登上山顶祭天。祭天仪式场面相当庄严整洁。仪式中，成百的男女手挽着手，他们欢快地围着圈子，跳呀，唱呀。仪式的主祭者即巫师，在末些人中称“东巴”。所以，他们的宗教被称为“东巴教”。东巴教是一种多神教，除了崇拜上天以外，末些人还崇拜自然，诸如山脉、水、风、火等，把它们看作是神灵。同上，第99页。
其他种族部落
其一是土僚蛮
“土僚蛮”是云南仡佬族和壮族的先辈。这两个民族自元代以来是从土僚蛮部落发展起来的。土僚蛮习俗中有如下与众不同的地方：人死后，其尸体置放在棺材里。然后棺材被悬挂于“千仞颠崖之上”。同上。马可波罗也引证过这种悬棺崖葬法。约勒，前引，第2卷，第122-123页。
其二是野蛮
“野蛮”在南昭国被已知为“裸形蛮”。云南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就是从野蛮人部落中发展出来的。他们“不事农亩，入山林采草木及动物而食。”李京：《云南志略》，同上，第99页。
其三是蒲蛮和斡泥蛮
“蒲蛮”，即今天的布朗族和崩龙族的先民。元时的斡泥蛮是今天哈尼族的祖先。“蒲蛮”、“斡泥蛮”和前面的“野蛮”在宗教和习俗方面并没有为李京留下具体记载。然而，复杂的民族组成形势和像镶嵌画一样的人文纷繁现象在李京的描述里是不言而自明的。
蒙古人统治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宗教传统或多或少地继续被遵循到清朝前期。中国所发生的朝代变迁和兴亡盛衰并没有根绝这些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的宗教传统和习俗。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相对的闭塞隔绝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穆斯林移居云南时的当地土著社会文化环境在一些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中仍存留至今。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生活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云南宗教所所长杨学政根据他在不同少数民族的十多年的社会调查后出版了《云南原始宗教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此书中描写的今天的一些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习惯与李京在6百年前记述的内容非常相象。另见张桥辉和陈麟书的《宗教人类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桥辉作为云南少数民族的学者，也作了不少的社会调查。比如，纳西族的东巴教，傣族实行的佛教、彝族奉行的巫术以及与缅甸接壤的少数民族的有灵宗教和图腾崇拜，所有这些为李京所记载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存留到咸丰年间云南回民起义前夕，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留至今。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将云南标签为“最佳文化实验室”费孝通和张诗颐（Chang， Chih-I，音译）合著：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5年，第9页。，因为它有复杂的民族和闭塞的生态环境。这样似精致的镶嵌画般的民族文化又为云南复杂的地形所联结：云南是高山峻岭地区，它又为狭长的深深河谷所切割。从峰巅到河谷的气候又是那样千差万别，迥然不同。它的平均海拔高度是6千英尺，它的植被和植物及生态资源跟地形和气候息息相关。在高山和山脚之间，河谷与平原之间，它们真是千姿万态。戴维斯（Davies， Major， H. R.）：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ze（《云南：印度和长江的联结点》），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9年，第303-304页。
二、穆斯林定居点的文化氛围
1．宗教生活
从中亚移居来的穆斯林生活在国家指定的且具有战略形胜位置的区域内建立的军营或军民屯田营中。不管这些移民的社会背景如何，清真寺是他们定居点的宗教生活中心。从穆斯林围绕清真寺而居的特定地点来看，这些移居者的心愿是不想被他们的邻居所同化，而是想在定居区内保持自己的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伊斯兰教是他们的文化生活的核心部分。根据地方志和云南志，中亚的穆斯林在云南定居以后，大约至少有20多座清真寺建立于各地的穆斯林居民点。临安有500多穆斯林，其清真寺始建于元皇庆（1312—1313）年间。《临安清真寺并置常住碑记》。该碑竖立于1752年，现在云南建水县城区清真寺内。参见笔者手抄件。赛典赤当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昆明有12所清真寺，其中两所在《云南通志》有记载李元阳纂：《云南通志》，纂于1572年，刊印于1576年。第23卷。在大理，纳速拉丁资助建造清真寺一所。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第1卷，第58页。怯烈也在大理建造一座清真寺参见《大理西北门清真寺碑记》，笔者手抄件。嵩明的积德村在明代以前就有穆斯林兴建清真寺一所。嵩明县积德村《重建清真寺碑记》，此碑坐立于清真寺大殿抱厦右墙侧面，参见笔者手抄件。据碑文载，寻甸的上元村的清真寺建于元代。参见《寻甸府上元庄清真寺重建事绩》，此碑此碑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坐落在清真寺大殿抱厦右墙侧面。碑文某些部分已无法辨认。回回学者在他们的历史调查中指出，早期修建的清真寺，特别在农村地区的屯田营中修建的清真寺都是比较简陋朴素的，外形像草棚。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定居点中的清真寺被当地的土著群众称作“回子房”（回回人居住的屋子）马绍雄和马守先：《云南回族的渊源和回族社会的形成》，载《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合期，第58页。在中亚穆斯林移民定居点中迅即修建清真寺一事显示出这些移居者有强烈的伊斯兰教信仰并且要求在他们的社团生活中遵循伊斯兰教传统，比如礼拜、斋戒、念《古兰经》和履行其他宗教功课等。
回回人从中亚迁徙到云南的时候，在他们使用的语言中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存留了一些古波斯语词汇。比如，每天的礼拜名称诸如邦代达（bamdad）、披申（pishin）、底格尔（digar）、沙姆（sham）、伙扶滩（khuftain）等马注：《清真指南》，1683年首次刊印；1885年于成都重印；1989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由郭璟等注，第124-126页。这些称五番礼的词汇，甚至连伊朗穆斯林在好几代以前都停止使用了。在我与英国、丹麦和瑞典生活的伊朗穆斯林（一些是老人，有一位来自马什哈德）的交谈中，他们告诉我，他们并不熟悉这些五番礼的老波斯语的名称。伊朗人今天使用五番礼的阿拉伯语名词。然而，在与挪威卑尔根市清真寺的来自巴基斯坦的老伊玛目交谈中，他告诉我，巴基斯坦北部乡村的穆斯林仍使用这些老波斯语名称称呼五番礼。这也许就是证据：一些定居点的中亚穆斯林移民就像在其中亚的故乡那样继续遵守每天的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