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中国的嘎德忍耶与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大拱北尊崇阿里是嘎德忍耶的教主，认为阿里是“主的机密中至机密的人，跷蹊中至跷蹊的人”。其教众认为嘎德忍耶“道出什叶真实无妄”。另一个支派韭菜坪门宦尤其尊重阿里、法蒂玛和侯塞因，为他们礼拜。教徒在仪式中赞颂这三个人的名字，并敬香，诵都阿（祈祷文）。他们称法蒂玛为“罕格（真理）老母”。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前引，第683页。
4．库不忍耶
库不忍耶道乘源于波斯。根据东乡族一部分人的民间传说，元明之交时，40个谢赫（晒海）古土卜（阿拉伯语车轴，门枢；苏非圣徒中品级最高的人）由苏非哈木则带领从西域到河州来传教。他们随身带有手抄的《古兰经》，传教凭证手杖和天房的画像。据说，哈木则能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40位谢赫古土卜在该地区建立了许多苏非据点。其中的13位包括哈木则在此定居，他们的后裔就成了今天的东乡族人。马自祥：《东乡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7页；马中义：《东乡族自治县伊斯兰教简况》，油印本，引自李兴华等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第242-244页。这则传说非常接近于甘肃大湾头地区的东乡族群众有关库不忍耶教理在明代时期在此扎根的流传说法。在库不忍耶门宦的道谱里，人们一般认为，库不忍耶的道乘是于17至18世纪期间渗透进中国的。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前引，第452页。
库不忍耶门宦内部的传说认为，阿拉伯圣裔穆呼引的尼他和伊斯兰教历6世纪中的一位著名人物同名。这位人士以行奇迹而知名。三次来中国传教。他首先在中国南部沿海传授库不忍耶教理，然后到华中传教，最后经天山回部来到中国西北。马自祥：《东乡族》，第63页；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第452页。很可能他是经波斯来中国将库不忍耶的教理传入。穆呼引的尼定居甘肃，在东乡族人中传教，由此发展了库不忍耶门宦。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大约有2至3万的东乡族穆斯林是库不忍耶，参见马自祥：《东乡族》，前引，第64页。宁夏固原回族中有库不忍耶派（在哈木则的故事中，他确实到过这个地区传授库不忍耶教理），然而当伊合瓦尼派兴起后，他们接受了伊合瓦尼的主张而融入了该派。勉维霖：《宁夏苏非派起源初探》，西北五省自治区伊斯兰学术讨论会论文，引自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第705页。
5．苏赫拉瓦迪耶
纳吉姆丁·拉齐（卒于1256年）在巴格达发展了苏赫拉瓦迪耶学理。在他之后，哈基姆·阿塔和和卓艾合买提·亚萨维是苏赫拉瓦迪耶的代表。当天山南路回部纳格昔班底教团的和卓玉素甫吸收和融合了哈马丹尼的高念法时，他还发展了纳吉姆丁·拉齐的苏赫拉瓦迪耶苏非学理。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第22页。然而，苏赫拉瓦迪耶进入中国可以从安集延，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来的苏非中发现。他们于18世纪将苏赫拉瓦迪耶教理传入了天山南路回部地区。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第496-497页。
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调查和中文资料记载，中国西北有一批苏赫拉瓦迪耶教团成员。李兴华和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0，830页；第833-834页。这些教众也许融合于今天新疆的依禅派中了。
6．沙孜林耶
沙孜里生于摩洛哥，他成人后经常在突尼斯沙孜里村附近的山洞中静坐沉思，由此他为沙孜林耶教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广州的清真寺碑文记载沙孜林耶（疏嗣琏耶）教团谢赫（晒祺）尔卜道拉喜·舍尔巴勒于光绪十二年（1866）从麦加来到中国在回回穆斯林中传教。他也许经波斯由海路来中国东南沿海，后来到河南、陕西和甘肃。传教两年后他回到广州继续传授沙孜林耶教理。他殁于光绪五年（1889）。《尔卜道拉喜墓碑》，见中元秀等编：《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153页。20世纪上半叶当伊赫瓦尼运动在西北兴起时，宁夏固原的沙孜林耶教众和一部分库不忍耶支持者采用了伊赫瓦尼的主张而加入了该派。勉维霖：《宁夏苏非派起源初探》，西北五省自治区伊斯兰学术讨论会论文，引自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一书，第705页。在新疆，沙孜林耶教派在依禅派的名目下继续实行他们的苏非修行生活。和在20世纪80年代在新疆进行过调查的李兴华教授的谈话；参阅《尔卜道拉喜墓碑》。
7．切斯提耶
维吾尔穆斯林很可能通过三条渠道与外来的切斯提耶教团发生了联系。根据对维吾尔族苏非的调查表明，18世纪中天山南路的回部出现了切斯提耶分支。切斯提耶传入那里的三条路线是：一条是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另一条是从印度由毛吾拉·尼阿吉·穆衣尼丁·切斯提传入，第三条是由加拉里丁阿吉从伊拉克传入。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第496-497页。据说叙利亚人阿布·伊沙克在呼罗珊切斯提村建立了切斯提耶，而和卓穆引丁·哈桑·切斯提将切斯提耶学理介绍进了印度并在那里发展了教团。穆引丁·切斯提生前访问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经学院，还在巴格达、尼沙浦尔、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城市居住过。《切斯提》，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新版，第2卷，第49页。切斯提耶教团今天仍在新疆活动。
补充性的评论
波斯苏非和中国塔利格的联系还可以为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所佐证：中国的苏非教团和门宦在它们的宗教仪式和教义学习中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波斯文的典籍和文本。这些波斯文教材包括鲁米的《玛斯纳维》，哈菲兹的 《诗集》和《蔷薇园》，德黑兰人纳吉姆丁·拉齐·阿萨德的《归真要道》，加米的《昭微经》、《费隐经》、《黄金传系》和《真义探讨》；波斯人穆罕默德·阿齐兹·奈萨菲的《研真经》和《论起源和现有》；嘎拉尼斯·奈萨菲的《认识真知和宣道的指南》；阿塔尔的《圣人使徒记》等。巴赫蒂亚尔：《中国》，参见若皮（Roper， Geoffrey） 主编： 《世界伊斯兰文献纵览》（World Survey of Islamic Manuscripts，伦敦，1994年，第4卷）；还参见《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第5卷有关中国的波斯文献条目，前引；金宜久：《中国的苏非主义和经堂教育》，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王建平：《和谐与冲突：对云南社会中的穆斯林社团的历史透视》（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国际书社（International Bookshop），1996年。中国各苏非教团的经学院和麻扎附属机构中还流行着波斯文语法的教材。
为什么波斯苏非如此广泛地与中国大多数的塔利格发生了联系的原因可以从这样的假设中得到解释：波斯不仅作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沟通的地理桥梁，而且事实上还成功地弥合了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大文明之间的差距，比如在宗教、哲学、文化和教育领域方面和环境的差异。波斯穆斯林所起的这种柔和作用还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波斯帝国和中国的历史交往。历史上中国和波斯之间在社会和文化范围方面所享有的共同点比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要多得多。唐宋五代时期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奇怪的，所以穆斯林商人被拘囿于中国港口和通商都市的蕃坊中，因而土著中国居民和穆斯林蕃客之间出现隔绝的界限；相反，元期的波斯和波斯化的穆斯林夹杂在蒙古征服者中的大量流入引进了带有农业生产和大一统帝国气质的新的社会文化类型，这样的文化类型对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国民来说更容易接受。所以，这样的新文化类型在波斯和中国的互动和整合作用中起着调节的作用。伊斯兰教的例子亦同样如此。中文资料已经证实了中国穆斯林社会中波斯苏非在各苏非教团和门宦形成、传播和交织中的驱动作用。波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力量刺激了中国塔利格制度和穆斯林文化的发展，同时还作为掩蔽体保护了中国穆斯林社团免于来自儒家文化思想的同化压力的逼近。因而波斯苏非主义一再地给中国伊斯兰文化注入了活力并在两个方面上发挥了功能，为中国穆斯林社团抵御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社会文化、为分散的中国回回社团在竞争的境遇中提供了适应中国环境的机会，以便生存。其结果是波斯苏非思想的精神实体有助于保存和增强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当波斯苏非主义在其复兴伊斯兰教的使命中一接触到中国穆斯林时，它对中国历史上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和说汉语的回回穆斯林呈现了特殊吸引力。这就是与其说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倒不如说是波斯的伊斯兰文化驱动了中国穆斯林社团发展的原因。
本文原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70-75页。
马来迟和马明心：东西方资料的比较研究
1998年3月至4月，应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促进和平研究所的邀请，我进行了“中国苏非教团历史中伊斯兰神秘主义和地方文化交互作用”的项目研究。在对所收集的有关马来迟和马明心的东西方资料这里的“东西方资料”在本文中界定为：东方资料是指中国学者收集和发表的中文资料以及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资料；西方资料主要是指西方学者收集和发表的西文资料，以及他们译成西文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日文甚至中文的各种原始资料和文献。研究中，我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即从分散的、不同年代、文字和途径记录及采访的有关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有关虎非耶门宦与哲赫林耶门宦关系的东西方资料和研究文献中，有不少吻合的地方，又有一些大相径庭、差异较大的疑点。此外，对于东西方资料研究中随之产生的一些新线索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所以，我将这些材料摘录下来，加以整理，在某些地方提出我自己的不成熟的见解，这也许对我们研究马来迟和马明心以及虎非耶门宦与哲赫林耶门宦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围绕马来迟和马明心的关系问题以及虎非耶与哲赫林耶两派在历史上的教争问题在中文资料中经常是众说不一，疑窦丛生。同时由于教派斗争中的史实牵涉到各派的宗教情感和教义关系，因此在叙述本派别的历史中，叙述者一般总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本派的个人见解、观点，这就使得历史记载中出现的问题和两派教争的研究变得更加日益复杂和纠缠不清，给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为不少人视作学术界的禁区而不敢问津。本文根据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中西方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零星资料加以对比和解释，供学者和专家参考，以利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笔者所掌握的汉文资料是：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有新旧两版，简称《史略》），关里爷《热什哈尔》，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简称《溯源》）与《甘宁青史略》，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简称《概论》）、《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简称《概要》），马学智《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杨怀中《回族史论稿》（简称《论稿》），李兴华、冯今源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以及《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等。西文资料有：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 Fletcher）有关弗莱彻对中国苏非教团的研究以及他的学术生涯，参见拙作《弗莱彻和他对中国纳格昔班底教团的研究》，载《回族研究》，1997年，第3期。：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亚洲腹地研究，该书的有关中国西北苏非教团部分，即引文中的“xi”部分，因弗莱彻的去世实际由他的学生李普曼J. Lipman整理）；崔明翰（J. S. Trimingham）：The Sufi Orders in Islam（伊斯兰教苏非教团）；格劳斯（Jo-Ann Gross）主编：Muslims in Central Asia：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and Change（中亚的穆斯林：认同感和变化的表现）等。
一、有关马来迟和虎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