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华夷“国际”秩序与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华夏文化由一个中心向四夷单向性辐射状传播的文化心理。既然数千年来只有“用夏变夷”，而从未听说“以夷变夏”，既然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已被礼乐教化的价值尺度判别为夷狄，那么，中国之外的“夷狄之俗”，决不应该是沐浴于至善至美的儒家声教之中的中国人所需效法的对象。在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中出现了一股排斥西学东渐的保守思潮。我们可以从当时一位名叫李士的士大夫撰写的《劈邪说》中，清楚地看到上述文化心理对西学传入中国的严重阻碍作用。李氏的论点是：（利玛窦）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复载之中，上古结绳而治，不曰缺文，中古礼乐代兴不无因革，诚以政教之大源在人心，而在此焉故也。是以诸子百家，虽间有及于性命，尚以立论不淳，学术偏杂，不能入吾夫子之门墙，而况外夷小技，窃淆正言，欲举吾儒性命之权，倒首而听其转向，斯不亦妖孽治乱之极，而圣天子斧钺之所必加乎？《圣朝破邪集》卷五，李士：《劈邪说》。李氏在这段感情激越的议论中，对西洋近代天文律算之学之传入中国，颇有切齿之恨。在李氏看来，这种外夷小技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吾儒性命之说”的悖离。因而只有把它们作为妖孽加以处理。康熙时代，另一位正统派人士杨光先反对西洋历法的著名论断是：“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抢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清〕夏燮：《中西纪事》卷二《滑夏之渐》。
杨氏这种不近情理、自塞自闭的典型言论，只有透视传统士大夫正统派文化心理中的消极面才能理解。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不应把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与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的正统士大夫的思想完全等同起来。正是春秋战国开放性的文化精神氛围，涵育了孔子的原始儒学充沛的生命力。但是儒学在秦汉以后经历了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两次重要的蜕变。尽管从历史上看，这两次蜕变在当时也有过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就儒家文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而言，董学与程朱之学则连续地强化了传统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千百年来，由于自然经济的自足性，以及历代中原王朝为防范游牧民族入侵和抵制佛教影响的需要，上述传统的保守文化心理发展到“华夷大防”的森严地步。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一代复一代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来看待不断变化中的外部世界，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上的惰性，我们可以称为文化心理定势定势（attitude），也称心理定向反应或心态。它指的是人们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准备的心理状态。它影响或决定了同类后继心理活动的形成与趋势。具体地说，人们是按某种固定的态度倾向去反映现实，并对外部刺激作出有准备的反应的。定势的积极方面是使人们的心理活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消极方面则是导致对外部事物抱有成见、偏见或心理上的惰性。。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发现，这种文化心理定势，对于中国士大夫应付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来说，将具有何等严重的消极影响。
1.3拒绝向天子跪拜的蛮夷
鸦片战争以前，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文明已经渐渐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为了扩展他们在东方的市场，开始与古老的中国打交道。既然由于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内夏外夷”、“华夏中心”、“用夏变夷”的观念已凝聚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心理定势，那么，近代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伊始，就不可能摆脱“华夷”二叉分类法的思维框架来认识和理解西方人。在中国士大夫官绅眼里的欧洲人，既然来自荒远无稽之地，其语言、服饰、饮食、习俗又与沐浴于礼乐教化之下的中国人大异其趣；既然礼乐教化又是判断文明野蛮的唯一尺度，那么，就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言，把这一类人归入夷狄之列则是自然而然的了。《皇清四裔考》把英吉利称为“红毛蕃种”，称“康熙间，英吉利始来通市。雍正七年后，互市不绝”②《皇清四裔考》，引自姚莹：《康纪行》卷十二。。此后，一位名叫陈昂的广东碣石镇总兵官在给皇上的奏言中称：“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即英吉利）诸国，种族难分，声气则一。”②这位总兵大人在道光以前可以称得上当时拥有对英国知识最多的中国官员了。这段话正是近代中国人由于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的影响，把西方各国视为荒远夷狄的观念的典型反映。
另一方面，自从15—16世纪以来，处于重商主义发展时期的葡萄牙、荷兰的商人，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剽劫行旅、掠夺良民的海盗冒险行径，更进一步加深了明清以来的中国人把欧洲人视为没有开化的蛮夷的印象。这种坏印象又加强了原有的文化心理定势和成见。17世纪以后，以经商赢利为目的的欧洲各国的专利公司，取代海盗冒险式的葡萄牙商人而在东亚、南亚地区开始频繁活动。此时中国人把西洋人视为蛮夷的观念业已牢固形成，这类西方商人为了在中国沿海做成生意，也往往以商人特有的投机心理，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和方式。他们以谦卑的口气，自称向心归顺的远夷，迎合天朝中国人的上述华夷等级观念，以求得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通商贸易的好处。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一位法国商人请求当时的两广总督扩大通商关系的禀文，就是以这样的口气来写的：窃哩等生长外夷，自粤海开关以来，向慕德化，无不携带货本，远涉重洋，到粤贸易。荷蒙皇恩宪德，体恤至周且备，无不感勒心版……洋商把自己附会于蛮夷的投机态度，多年以来一次又一次地迎合了士大夫官绅唯我独尊的文化心理。
这种视欧美各国为洋夷的看法一旦固定下来，按照千百年以来已被中国士大夫官绅阶级视为天经地义的华夷等级秩序，洋夷来到中国，则应尽其向天朝向化输诚的义务。夷狄使者前来中华帝国，朝见作为天下共主的大清天子并吁请天恩时，竟然可以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采取什么其他态度，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18世纪末叶，一位来自英国的外交使节，第一次向中国人的华夷等级秩序提出了挑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上，这是一桩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勋爵（EarlofMacartney）为特使，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来华请求扩大通商事宜，包括请求中国开放更多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并派公使长驻中国等等。这位特使带着从英国运来的六百箱贺礼，远涉重洋，从大沽上岸。登岸伊始，运载英国礼品的车船立即被中国官员插上标明“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这位英使虽然心里明白，却假装糊涂，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深知如果要矫正，多半也是无效，反而有碍于他的外交使命的完成②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转引自〔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页。。然而，在觐见乾隆皇帝时行三跪九叩之礼的问题上，这位勋爵一开始就表示拒绝。而中国官员则极力坚持，双方相持不下。马戛尔尼表示，他愿意在符合他对本国君主所行的礼节限度内，尽其所能在觐见时表示他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他坚决反对作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或属国的事情②。乾隆皇帝在举行觐见仪式以前得知马戛尔尼这一态度后，谕令办理接待事务的大臣用下述理由来开导对方。其大意是：
凡是四方藩封之国，前来天朝进贡和观光者，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是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尔自应遵守天朝法度，如果是因为尔国有用布带札腿的习俗，不便跪拜。那何妨在叩见时暂时把布带解开，等觐见之后再把布带札上，也属甚便。如尔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礼，那就不能表示尔国王遣派尔等航海远来输诚归顺的诚意。不仅各藩国使臣会讥笑尔等不懂天朝礼仪，恐怕我朝官员也不会允许见《中西纪事》卷二《滑夏之渐》。。
乾隆皇帝对这位不懂礼仪的远夷的训诫，使用了中国皇帝最大限度的委婉口吻，表现出至尊天子的宽宏大度。但是这位马戛尔尼勋爵继续拒绝开导。他竟异想天开地建议交换一项什么书面协议，载明要有一名与他官阶相等的中国朝臣，穿着朝服，向英吉利国君肖像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他本人将对等地向乾隆皇帝行同样的跪拜礼《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0—61页。。此项建议理所当然地被朝臣拒绝。最后，这位特使在热河行宫两次觐见时，居然顽固地拒绝下跪，而以屈膝礼代替本来要他行的跪拜礼。这在中国传统历史上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656年到1795年的一百四十年里，俄国、荷兰、葡萄牙、罗马教皇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派遣使节觐见清朝皇帝达十七次之多，马戛尔尼出使可能是唯一没有行三跪九叩礼的一次〔美〕费正清、邓嗣禹：《清代朝贡制度》，第188页，转引自《日本外交史》第31页。。乾隆皇帝的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了，皇帝降旨令其早日出境，而英方提出的全部要求，按闭关自守的传统惯例，本来也是要全盘严词拒绝的。
这是大英帝国向满清王朝的华夷等级秩序的首次挑战的信号。但这个信号则完全被沉醉在“一统无外，四夷宾服”的传统美梦中的清朝皇帝和朝野士大夫们忽略了。人们仅仅把这位“英吉利贡使”拒绝行跪拜礼的动机理解为远方夷狄不开化的表现。直到很久以后，一位正统士大夫对此耿耿于怀，他以极为鄙夷的口吻来回顾这位英国使节拒绝跪拜的粗野唐突的行为。他写道：“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进贡……皇心喜其远夷之效顺，爱而畜之，隆以恩宠，而奸夷志满意溢，不思答报，反潜滋其骄悛。”方东树：《病榻罪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大清皇帝及其臣僚们正是这样，把1793年英殖民帝国谋求扩展双方贸易的外交行动，却离奇地理解为荒远极西的夷狄之国由于受到中华帝国的“王化”召感而采取的输诚纳贡行动。而且，连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也由清朝官方的译员按中国人一厢情愿的理解，翻译得面目全非。以至人们读后还会以为是英王在向乾隆单方面表示效顺和吁请天恩：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所以趁此时候得与中国皇帝进献表贡，盼望得些好处。《英使马戛尼来聘案》，载故宫博物院《掌故丛编》第八辑。因此，乾隆给英王的敕文谕道：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慕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远来，叩祝万寿，并进方物，用将忱悃，词意肫恳，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③④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关于英方提出的有关扩大通商的要求，敕谕中则是那段著名的大言高论：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外洋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③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岂亦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④毫无疑问，对于英方提出的其他各项要求，也以同理一一严加拒绝。至于那个不肯向皇上跪拜的贡使马戛尔尼，乾隆在敕文中谕道：“（该贡使）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习，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