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过去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出了一位新的使节罗尔美前来北京，请求中国允许扩大广州通商贸易等事宜。中国方面又一次把对方这次外交行动理解为对方向心效顺的新的表示。礼部官员们原先已为接纳这位新的英吉利贡使而拟定了全套日程安排。其中包括：凡未曾谙熟三跪九叩之礼的外夷贡使及随行人员，抵京后由专人教习其叩跪之礼，使其不致在皇帝陛见时仓皇失措，显得没有教养。来使进京第一天（预定为八月初七日）安排贡使朝见皇上，第二天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第三天向皇上辞行。同日，赐游禁苑万寿山。第四天于太和殿颁赏，并由礼部设宴遣行等等嘉庆帝致英王敕谕（八月三十日），引自《中西纪事》卷二《滑夏之渐》。。户部尚书和世泰奉旨专程赶到天津，负责料理英吉利“贡使”从大沽上岸后一切有关事宜同上，卷二《滑夏之渐》。又见王之春编《国朝柔远记》。。中国官员事先曾向皇上保证，英吉利贡使的觐见必可如仪完成，整套节目将有条不紊，切合给予一个夷狄之国的贡使应有的礼遇。当年马戛尔尼觐见先帝时的唐突行为决不允许在这次觐见时再次重演。
然而，这位尚书大人的锦囊妙计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疲劳战术。是日，罗尔美特使乘船抵达大沽，刚一上岸立即被载往北京。一路上，木轮马车在半夜的坎坷不平的驿道上颠簸不堪，疲劳已极的特使请求停车宿夜。这一要求自然不会得到允许同上。。经过一昼夜马不停蹄的震动和摇晃以后，凌晨，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尘垢满面的英国特使发现自己被带到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之前。透过蒙蒙的晨雾，他看到一群身穿盛服的满清官员正准备上朝。朝廷大臣们满心以为这个不肯行跪拜礼的贡使，经过长途跋涉和一整夜没有合眼的颠簸旅行之后，一定神志不清，加之圆明园内这如此壮观的朝会场面，也会使这个夷狄之国的贡使仓皇失措，于是大概就会毫无主张地听从礼部官员的摆布德庇时：《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62页，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4页。。三跪九叩之礼便会如仪完成。
嘉庆皇帝已经升殿，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等待着英吉利贡使行跪拜礼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然而，罗尔美与其副使马礼逊却坚决不肯入殿。中国官员则坚持他们必须立即入殿并下跪。双方再次相持不下。当时的窘状是可想而知的了。和世泰等中国官员更是心急如焚，以致中国大臣们几乎达到动手拖拉罗尔美入殿下跪的地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3页。。
罗尔美也确实有充分理由拒绝立即觐见皇上。他表示，他准备觐见中国皇帝时交递的国书与身穿的礼服，都放在远远落在后面的辎重车上，而身上穿着沾满泥垢的便装觐见中国皇帝显然是很不礼貌的同上。又见王之春编《国朝柔远记》。。因此，他要求改日觐见皇上。这一理由显然无懈可击。
嘉庆皇帝已等得不耐烦了。那位自作聪明的户部尚书和世泰在弄巧成拙之后，恐怕皇上追究其料理不善的责任，便向皇上谎称贡使与副使自称同时生了病，因而不愿入朝云云《中西纪事》卷二《滑夏之渐》。又见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皇上听罢大怒，立即下达逐客令：凡该使臣带来的“贡礼”一概不收，派人伴押这位桀骜不驯的“贡使”出境。然而，当罗尔美及其使团狼狈离京之后，嘉庆皇帝又派钦使赶至北京郊外的良乡，追上英国外交使团，开恩酌情收下部分“贡礼”，并赐给英吉利国王若干赏赍，以示宽大；同时还让罗尔美带去一份给英王的敕谕。
这份敕谕的大意是：皇上对远隔重洋的英吉利国王“笃于恭顺”“输诚慕化”，并遣派贡使来天朝效忠之事，“深为愉悦”。但对贡使在即将觐见的庄严时刻竟双双称病的无礼行为加以谴责，又考虑到不能因使臣失礼而抹煞该国王在数万里外奉表纳赆的一片恭顺诚意，因此，特将贡物中的山水画、肖像画酌情收纳一二件，以表示对该国归顺诚心的嘉赞。同时，皇上还赐给白如意、大朝珠、大荷包各一件，以示怀柔远夷之意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十三。。
该敕谕中更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话：“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也不视为珍异，只要尔国国君能使尔国百姓和睦安泰、保护好尔国疆土，朕就予以嘉许。以后尔国也不必时时派遣使臣不远万里前来朝贡，以免长途跋涉之苦。只须尔等倾心效顺天朝，就可算得上向心王化”云云《粤海关志》卷二三。。
罗尔美特使的外交活动，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四年。这是继1793年马戛尔尼特使之后又一次彻底的失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大清帝国的外交胜利。
以文化史角度来看，清朝君臣与英国使节关于觐见礼仪的争执，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等级秩序和观念与现代国际外交观念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这种文化观念冲突发生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与一个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武装起来的殖民帝国之间。从而不祥地预兆着：当一个沉湎在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中的古老民族不得不进入国际化竞争时代的时候，它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1.4一个深深沉睡的古老民族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悲的莫过于在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了。现代的中国人自然会问：是什么原因使清王朝那些知书识理的皇帝、百官和士大夫们，对国际社会的知识竟幼稚到如此地步？为什么当时上自君王下至庶民百姓，竟无法分辨出近代英国与传统夷狄存在着如此明显而根本的区别？为什么从尧舜禹时代就产生的文化心理和习惯性的文化偏见，到19世纪时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强有力地主宰着人们的头脑，以致于人们的观念、判断、决策、理解，与国际现实之间的严重的悖离竟达到嘉庆诏谕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荒谬程度？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华夷观念在19世纪的强化，这种以笑剧形式表现出来的悲剧序幕，是在清王朝自17世纪以来采取空前严厉的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当一个民族把大门反锁，并杜绝了自己的耳目视听，从而人为地堵塞了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来源时，一方面，它便有了比以往更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处于“声教迄于四海”的天下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当这种作茧自缚使它陷于种种历史性错觉的时候，它将不得不承受现实冷酷的报复。
至少在明末清初以前，华夏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的渠道没有完全堵塞。就以明代万历年间而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可以与中国士大夫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私下自由往来，他的居室里往往宾客满座，以致时时到了没有闲暇的地步。这种文化交流至少使中国士大夫中的部分人士对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定限度的了解和文化好奇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华夏中心论的意识畸变到盲目自大的愚妄地步。
然而到了康熙中叶以后，由于清代闭关自守倾向比明代有了进一步加强，由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学东渐运动的失败，中外文化交流的涓涓细流也从此几乎全部中断。乾隆中叶，原来的四口通商改为只有广州一口通商。清代法令规定，不准中国人出洋，不准“夷商”在广州住冬，不准“夷商”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例如，一个名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习外国商人学习汉文，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处以斩首极刑转引自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清华学报》十卷一期（1935年1月）。。“夷商”在广州贸易期间生活起居都受到极严格的监视。后来又规定了“洋夷”不允许入广州城的规定。
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这种极度的文化封锁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密切结合，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渴望几乎被完全窒息了。一种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气氛弥漫在清代士大夫官绅们中间。清代雍正、乾隆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幼稚荒谬与贫乏愚昧，社会风气的闭塞，几乎达到现代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堪称学识最渊博的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称：“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五《天主教记》。又例如，就是连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其最进步的名著《海国图志》竟是根据方士炼阴补阳、取人精髓的迷信传说来记叙天主教是怎样传教的：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
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音jì，长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师）果持小刀进前，将取睛，其人奋击之，乃踉跄遁。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晴不济事也。〔清〕魏源：《海国图志》“天主教”条。现代中国人读了这段载于《海国图志》的“天主教”条的记叙，不能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竟低下到这等地步？既然当时最高认识水平的人物见解尚且如此，那么一般士大夫正统派及庶民百姓，对外部世界的愚昧无知达到何等地步，便可想而知了。把明末徐光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准与魏源相比较，也就是说，把两个时代最先进的人物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水平相比较，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一种何等严重的倒退。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19世纪中叶，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仍然是以“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这样一种判断来作为最初决策前提的。他在《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文化观念：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怀绥远，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以富庶，赖有此也。
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外国所必须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即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林公忠公政书》卷四《拟喻英吉利国王檄》。我们不应该忘记，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造成的自蔽聪明与华夏中心论的盲目自大相结合，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林则徐曾深信“英兵腿足伸展不便”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页。；耆英称英兵在夜间“目光昏暗”②③④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页。；骆秉章奏称英兵以“象皮铜片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因而只须“以长梃俯击其足，便可使其应手即倒”②。道光皇帝的批语是“众口一辞，信然”③。一位福建举人黄惠田所呈交道光皇帝的《平英策略》更是一派梦呓之言：“逆夷（英兵）由安海放桅而来，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④
这份充满无稽之谈的奏疏，竟为清朝各级官员所相信，并逐级上达朝廷。足见清朝士大夫官绅对外知识及判断能力退化到何等低下的地步。
当一个国家的命运是由这样的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时候，当一个民族中最先进、学识最渊博的人与当时最保守的人均处于这样一个层次的认识水平的时候，人们有什么理由指望一场战争能在这种条件下取得胜利？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一种畸形发展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是与清中叶大兴文字狱以后普遍麻木的时代精神气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精神气氛，使人们对专制皇权的崇拜，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皇权崇拜反过来窒息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新鲜事物的求知欲望，以及人们适应新的环境所必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力。
嘉庆二十年（1815），正是英国特使罗尔美来中国的前一年，龚自珍曾以沉郁悲愤的心情，如此描绘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极度消沉和僵化状况。他写道：那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时代，那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的时代。那是一个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旦有才者降生，那么将会有千百个庸碌无才者去督责他、束缚他、扼杀他。人们用的不是刀锯，不是水火，而是用文名和声音笑貌来扼杀他那能忧伤、能悲愤、能思虑、能有所作为的心，扼杀他那颗懂得廉耻的，没有渣滓的心。当有才者自料不能摆脱被扼杀的命运，他就早夜号哭以求天下大治，求治不得，则早夜号哭以求天下大乱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龚自珍这段话语，宛如黑暗的墓地里发自一个活人的凄厉摧心的呐喊，划破了荒野的沉寂。然而，回答他的仍然是荒野的沉寂。这个曾经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的古老的伟大民族已经深深地沉睡了。它睡得那样深沉，以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鸦片战争的几声炮鸣根本不足以使人们震醒。
当西方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同时摆脱千百年来的业已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惰性和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这是牢牢束缚着这个古老民族身上的双重精神羁绊，它们此刻已不仅仅是被动的历史沉淀物，它们简直是一种活生生的强有力的幽灵和怪物，民族的求生意志将注定不得不与这些幽怪进行殊死的斗争。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比世界上任何古老民族必然也同时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内心冲突的、异常曲折艰辛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