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史上，回族人民作出了一定贡献，在有些医药学领域，回回医药学曾蜚声于世。
远在唐代，来自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的回族先民们通过海上贸易，将西域的香药传入我国。五代时的李系“土生波斯”，先世来华落居唐都长安，后因战乱，流落四川梓州（今三台县）。他着的《海药本草》收药约124种，大多数来自波斯及南海等地区，是回回医药学的根基之一。他的本根、摄养、炼丹实践等，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曾产生一定影响。
到了宋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来华经商的大使、波斯人日益增多，广州、泉州、杭州三座海岸城市为其聚集之地。当时的海外贸易以香药为主，不但种类增多，数量也遽升。在宋代的方书中，到处可见以海外香药配制的药方，如官方的成药配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就有30余种。在宋代有不少大食香药巨商，如福建的蒲罗辛、蒲寿庚等，后来他们定居中国，并做了宋朝的官。
到了元代，随着大批西域回回的迁入，加上元朝政府对各民族医学实行共存政策，回回医药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步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元代东来的西域回回中就有不少医药家。元世祖于至元七年（1270年）设置广惠司，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住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分设两个回回药物院，专掌回回药物事。
元代回回医药事业发展的硕果之一，是《回回药方》的问世。该药方可以说是一部与元大都回回药物院有密切关系的综合性回回医学著作。从仅存的19卷目录来看，包括了内、外、妇、儿、眼、骨伤、皮肤、神志、药物、食疗、针灸等科，内容十分广泛。现存的3卷正文中说有医方580余帖，由此推算，全书方剂可达6000多帖。
进入明代以后，由于明朝政府的不重视，回回医药学的经验及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回回医药便逐渐与中国传统医药相结合，成为其组成部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不少回回医药的内容。回回医药虽不能独树一帜，但其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科仍在民间流传与应用。如北京的“香儿李家”、泉州蒲氏后裔的制香业、北京“王回回膏药”、马思远药锭、定州的白敬宇眼药等。
近百年间，各地也出现过许多有影响的回族医家。如天津家传专治消化道溃疡的哈氏数代；丹药专家刘秉彝；眼科专家双鸿藻；擅长于中医内科、妇科的哈荔田；北京的丁德恩及其弟子哈锐川、哈玉民、赵炳南等擅长外科及皮肤科诸症；河南周口商水专擅妇科的“老穆仙”、穆少卿父子；西安的马芾轩擅长时疫急症；丁鸿钧、丁家驹父子擅长金疮接骨术；湖南桃江县的黄世龄精于伤科医术；常德县的马轩初精通百科草药，王静亟长于眼科；长沙的成鸿长于外科；河北沧州的王子平精于伤科正骨；山东泰安的金茂岳是外科和妇科专家；辽宁沈阳回回营杨家数代、白家数代开馆行医，颇有名气；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白贵庚、刘朝、马林等擅长于针刺、外科、喉科诸症……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培养下，大批的回族医药学专家成长起来，他们继承本民族和祖国医药学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地为本民族和各族人民服务。在全国各地的回族聚居区，先后建立多座回民医院（所），为广大回族人民防病治病，有力地保障了回族人民的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