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模型给出了清晰的结果：潜在人力资本与实际人力资本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潜在人力资本值本身不能决定实际人力资本，而转化系数与潜在人力资本的乘积在长期中很好地解释了实际人力资本的变化。我们已在第一步单整性检验中看到，lnht和Ztlnhpt都是一阶非平稳的，而lnkt与lnLt都是平稳的，潜在人力资本的对数lnhp是二阶非平稳的。因为只有同阶平稳变量才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这一步已证实平均潜在人力资本与平均实际人力资本不存在协整关系，即这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在实际人力资本lnht、潜在人力资本和转化系数乘积Ztlnhpt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在随后的协整检验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过程中，转化系数与潜在人力资本的乘积项表现出良好的性质，（4.4）式显示（对数的）实际人力资本序列与这一乘积项序列存在紧密关系，平均来说这一乘积项的增长量以1.4599的比率影响实际人力资本的增长量。同时，上一年度的实际人力资本与这一乘积项的非均衡误差以0.0067的比率对本年度的（对数的）实际人力资本增长量作出修正。
因此，以上模型证实，教育投入形成的只是潜在的人力资本，其本身并不是现实的人力资本，与之相结合的制度的自由化程度决定其转化为实际人力资本的程度，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中制度对现实的人力资本形成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一结果的现实意义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学界关于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我国很多学者在做人力资本度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时，都以教育为基础衡量人力资本，而我们的分析已证明教育的变化过程并不能描述我国人力资本的变化过程，教育与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相结合（乘积项）才能很好地描述这一过程，因此前人对人力资本存量的估量是不准确的。当然很多学者做出的，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已看到教育与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乘积Zt（lnhpt）共同决定了实际人力资本，这意味着即使平均教育水平不发生大的提高甚至不变或下降，市场化程度的大幅提高也可以使平均实际人力资本提高，所以受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并不意味着实际人力资本的增长也会十分缓慢。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劳动力就业从统一招用、国家计划分配过渡到部分实行合同制、双向选择，到完全自主择业；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从放权让利、承包制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日趋灵活、合理、完善；集体、个体、私营、外资和合资等多种类型企业从被忽视、受抑制到与大部分国有企业享受相同的政策、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转为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调控，由直接管理微观企业经营向主要进行宏观调控为主转换；金融制度从国有银行一家独大、资金悉数投向重点国有企业到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金融市场日益完善，非重点企业、非国有企业享有多种融资渠道，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也享受较为公平的待遇；对外开放从只开放少数沿海城市、少数领域，到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这就意味着实际人力资本在随着缓慢的教育水平提高增长之时，也应该因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所以单纯使用受教育水平变量测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必然会低估实际人力资本的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也只有将制度变迁的因素模拟进人力资本决定模型才可以科学、客观地度量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当然，本书的模型也明显存在着不足，受数据可得性所限，本书的时间序列较短，加之制度变量、边际劳动收益、潜在人力资本等指标在现有的数据可得性条件下又需要加以主观评价来衡量，因此指标的度量无法保证可以完全准确地反映经济事实，导致模型结论的说服力也受到影响。但因为衡量这些指标本身就是相关研究的难题，因此为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采用多种来源的庞杂的数据和使用估计的方法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