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浙江—陕西之谜”的含义
前面几章对我国体制转型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作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但纵向上、宏观的比较可能还过于模糊、抽象，因此这一章我们通过比较两个有代表性的、制度环境有差距的省份的实际人力资本生成的过程，来分析制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进一步从具体事实的角度检验本书的观点。
我们选择这两个省份的标准是，它们的制度市场化水平存在大的差异，而潜在人力资本水平与实际人力资本水平存在不一致。以这样的标准选取案例样本，对其制度在潜在人力资本向实际人力资本转化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可以最清晰地揭示制度在实际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而在我国，制度环境差异和潜在人力资本与实际人力资本差异并具的省份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省和陕西省。自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浙江省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于其他省份一直较高，虽然潜在人力资本水平并不高，但人均收入较高，而陕西省虽然潜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人均收入却一直较低，这种不一致在8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引起了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纷纷提出了各种解释、分析。然而这些解释一经提出就不断受人质疑，一直以来都没有一种全面、合理的解释令人信服，因此这一问题又被理论界称为“浙江—陕西之谜”。具体而言，“浙江—陕西之谜”指这样一种现象或困惑：按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但对浙江和陕西自改革开放以来至80年代末的比较却揭示了这样的事实——陕西省的人口素质要高于浙江，但人均收入却明显低于浙江。这其中的原因既不能在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方面寻找，也无法笼统地归因于人力资本。因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实物资本（包括国家的投资），陕西省都不亚于浙江省；陕西省还具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和强大的科技开发能力；考虑到80年代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以及实际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也只能较小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因此这种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似乎找不到理由来解释。因为本书所研究的正是潜在人力资本和实际人力资本的差别，强调制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所以最终选择浙江省和陕西省展开案例研究，通过解析“浙江—陕西之谜”，进一步讨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5.1.2前人对“浙江—陕西之谜”的解释
已有许多学者对“浙江—陕西之谜”做过解释，相应地提出了“地理区位论”、“资本决定论”、“人力资本配置能力决定论”、“教化差异决定论”等理论和观点。可以说，这些理论中有些观点指出了“浙江—陕西之谜”的部分原因所在，然而，仍有些重要的因素未能在这些理论中揭示，因此本书需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已有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评论，然后再给出本书在前述分析基础之上的“浙江—陕西之谜”的解释。
首先，“地理区位论”是论述陕西经济发展差异的最早的系统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陕西省地处祖国的西部，交通闭塞、运距长、运输成本高、信息闭塞，在现代市场经济这种大流通、大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交通闭塞无疑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但这一理论一经提出招致其他学者的怀疑。他们指出，东部许多地区（如温州山区）的交通也很闭塞，但其经济的发展却很快。而素有“九省通衢”的武汉，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经济发展情况却不尽人意，所以说，地理区位条件虽然很重要，却不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资本决定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经典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是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因而形成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不可否认，资本投入的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应用这一理论解释“浙江—陕西之谜”却是不合时宜的。可以看到在1990年之前陕西省的物质资本存量是大于浙江省的，因此并不满足“贫困恶性循环”的前提——缺乏初始资本。而且由于资本使用效率的差异，在陕西省还存在持续的巨额资金“东流”情况，伴随东部地区体制的完善、市场的拓展，陕西省大量的资金不断流向东部，因此可以说陕西省和浙江省的资本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省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两省资本量的多寡并不能解释两省经济发展的差异。
关于“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论”，王忠民、郭立宏认为，尽管陕西省拥有较多的技术资源，但是潜在的技术力量不等于实际的技术实力，二者的简单等同无异于把实际的市场效率等同于经典理论中那种近乎于原子式竞争的市场效率，这种简单等同的错误在于假设技术潜力可以毫无成本和阻力地发挥出来，而在现实中有许多因素阻碍了潜在技术资源向实际技术的转化。具体而言，影响陕西省潜在技术资源实现的因素有：
（1）陕西省科技与资源不对称。陕西省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的省份，尤其是煤炭、天然气和稀有矿藏和植物。但陕西省的科技力量在这方面没有突出表现，其科技优势主要表现在航空航天与军工方面。这种不对称使得陕西省的资源只能成为原始状态的产品，而不能成为高附加价值、高收益的商品。考察20世纪80～90年代陕西省科技发展状况，可以看到陕西省的高科技确实大都集中于中央军工企业。中央驻陕单位的科技人员数量占全省县以上独立研究开发机构科技人员总数的80%，仅军工系统就拥有多类技术人员近10万人，其中高级、中级科技人员占全省科技人员总数的1/4以上。中央企业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陕西省科技承包、承担地方项目、创办企业等的人数还不到30%，其科技成果在陕西的转化率不超过30%，科技实力雄厚的中央企业科技人员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远未得到发挥，使陕西省失去了科技优势之优势。因此，潜在的科技资源没能实现为实际的科技创新能力，陕西省的经济增长无法从中受益，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陕西省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虽然“浙江—陕西之谜”提出之时讨论的是80～90年代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但时至今日这一不协调现象仍然存在，只是如前所述，浙江的物质资本量已超过陕西省的物质资本量，因此这一现象已不能被称之为“谜”。而到今天陕西省的资源与科技不对称的情况还是没有改观，仍然是导致这一不协调现象的原因之一。截至1999年，陕西省科研机构、技术人员和获奖成果所占比重前5位的优势学科仍然分别是航空航天技术、核技术、冶金工程技术、兵器工程技术、电力电气工程，基本上都属典型的国防高科技。
（2）科技与企业家的极度不对称。在动态的市场经济体内，资源、要素不会自己组织起来，正是企业家在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之间架起来了组合的桥梁，也正是企业家行为构成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灵魂。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陕西省最为短缺的就是企业家。因此陕西的科技优势无法转化成经济优势，陕西省的经济持续落后于浙江这个“企业家”摇篮之地。显然，这样的理由是无法成立的，实际上犯了用现象解释现象的错误。陕西为什么缺少企业家，浙江为什么不缺少企业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实质上陕西省缺少的是培养企业家的自由的制度，而浙江所富有的是更自由、市场化的经济制度。
（3）科技与物质资本的不对称。物质资本的规模直接影响人们对科技的吸收能力及技术创新能力。而陕西省科研单位和大中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设备已经老化，因此陕西省无法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可以说这是科技优势无法发挥的一条直接原因，但是设备老化而又不更新的根本原因是陕西省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其经济主体，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因为管理体制僵硬、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企业负担沉重、国家投资减少而无力更新设备。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人力资本配置能力决定论”也没能充分、合理地解释“浙江—陕西之谜”。
“教化差异论”。郭继强认为，产生“浙江—陕西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资本理论的隐含条件在浙江与陕西比较时并不成立。既有的人力资本理论基本上将投资形式局限于教育等五种形式，而其中的教育又常常囿于狭义的范畴，亦即正规的教育，并且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训练。其实，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区域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也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之际。他将那些对适应于新经济体制的非正式制度的认同并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的活动，称之为教化。并且认为，一般而言，人的能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二是周围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三是后天的教育和培训。人们的先天禀赋的确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影响着人的能力，但如果我们在人数很多的区域间比较时，可以合理地假定先天禀赋在大样本中的分布是基本相同的，从而在比较时可以忽略此项。对于第二方面，由于西方国家许多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基本相通，来自这些地区的人们由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引起的能力差距不大，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也就忽略掉了这方面的因素。正由于在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中，人的能力来源的第二个方面——周围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和熏陶相同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从而西方经济学家们仅从第三个方面出发，把异质的能力转化为对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或受教育年限等同质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所得出的人力资本可以较好地符合于现实，人力资本理论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普遍适用性。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所要求的这一环境条件是不存在的。尽管我国各地区的根本社会制度相同，可是，地区间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却各异，在各地区间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价值取向不同，造成了制度型资源配置能力、市场型资源配置能力中的寻找市场空隙的能力和抓住市场机遇的能力差别很大，原来的狭义教育和培训并不能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提供具有强烈市场经济意识的经济行为者。因此，如果说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人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在改革初期只能从浙江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找寻。浙江省许多地方世代相传的工商业传统，造就浙江一直具有较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氛围，形成讲功利、能吃苦、善学习、肯冒险、敢竞争的思想观念。浙江省在历史上还是中央统治力量控制较为薄弱的地方，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浙江省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一直具有相对较高的比重，这便有助于保存和萌发较多的市场经济因素。这些原因，加上浙江省自然资源匮乏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浙江省人在改革初期就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善于捕捉各种机遇，摆脱僵化的计划体制的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的束缚，抓住经济体制转型的契机，利用适当超前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获得“先发优势”，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省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陕西人当时的资源配置能力就显得不足。这一论述指出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在我国时应有的不同，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很恰当地、符合事实和逻辑地解释了“浙江—陕西之谜”的部分原因。然而，作者认为各地区的根本社会制度相同，只是因为地区间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各异，因而造成了寻找市场空隙的能力和抓住市场机遇的能力差别很大，形成不同水平的人力资本却是不正确的。浙江省和陕西省的根本社会制度当然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省份在改革开放以来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市场化程度始终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省不只是社会历史、文化传统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在对人力资本形成发生作用，经济体制这样的正式制度更是对这一过程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非正式制度总是依赖正式制度发生作用的，我们认识到了两省社会历史、文化传统这样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就更有必要对主导人们经济生活的经济体制这样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对“浙江—陕西之谜”的分析有合理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总体上说并未很好地揭示“浙江—陕西之谜”的本质。因此，我们还需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此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浙江—陕西之谜”在提出之时讨论的就是这两省在80～90年代初人口素质质量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问题，并没有将问题延伸到90年代之后，因为在90年之后，浙江省的物质资本存量已大于陕西省的物质资本存量，由于个人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本量不同，劳动者的素质水平与整体经济水平不成正比已是正常现象，已称不上“谜”，因此我们在讨论“浙江—陕西之谜”时时间跨度仅限制在80～90年代。90年代后仍然存在两省劳动者素质水平与整体经济水平不成正比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与“浙江—陕西之谜”已不属同一问题，本书不再对90年代后的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