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角度，我们把人力资本分为三类：一类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是从事投资经营决策和创业、创新决策的能力，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一个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类人力资本。第二类是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他们决定着一个经济社会的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着企业普遍的执行能力和运行状态，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类人力资本。第三类是一般员工的人力资本，包括所有蓝领工人和一般白领员工的人力资本，他们决定着一般意义上生产和服务的执行能力和操作的工艺技术水平，因此也就决定着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所以是构成整个经济社会人力资本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形成和转化为实际人力资本的社会经济实践也可以分成这样三个大类：即投资经营和创业、创新的实践活动；专业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的实践活动；具体的执行劳动和操作劳动的实践。
人们是否能够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事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实践，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还要取决于这个经济社会给个人提供的机会多少和大小，也就是个人工作的选择空间。这个选择空间的大小，是由该社会的制度结构和体制性质决定的。我们把一个经济中由其体制和制度结构所决定的微观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选择空间，定义为这个经济体制的“经济自由度”，它是指包括企业和家庭、个人在内的每个微观主体，可以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选择范围。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对各国经济总体的自由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一个度量，我们这里的研究需要的是对一个经济社会的制度为个人提供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小的反映，所以不必采用那样宽泛的口径和指标。
具体考察影响上述三种经济实践机会的因素，可以揭示出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度。
决定一般劳动者工作技能水平的实践机会，主要是就业和择业的自由度，既包括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和家庭有无在就业和不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大小，也包括有无在不同的就业方式和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及其大小，还包括在不同的职业和工作岗位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的大小；既包括初次选择的机会大小，也包括再次选择的可能性大小。企业在劳动用工和工资待遇决定方面的自由度（自主权）对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它决定着就业和在岗的职工是否存在职位竞争，以及职位竞争压力的大小。职位和报酬水平的竞争，是决定企业职工是否对自己的人力资本积极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从事个体劳动或者说自雇就业的自由度，也是决定一个社会一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制度因素。
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条件，主要是由企业经营的自由度，也就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大小决定的。第一，企业在其内部治理结构（如组织机构设置）、高中层人事安排和薪酬待遇上自主权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一个经济社会中专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人力资本形成的机会。第二，企业在经营发展方向，包括选择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生产和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和发展战略、产品定价、生产工艺和技术选择等方面的自主权的大小，都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积累的速度。因为企业经营决定着其内部人员工作的性质，也决定着他们的发展机会。第三，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和金融的自由度，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源的投放方向，影响着企业内部形成的人力资本的特征、类型和各种类型人力资本的比例关系。例如，企业是安排大量政工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还是培养更多的市场开拓和营销人员；企业公关的精力是主要用来和政府部门拉关系，还是更多关注市场推广和公众形象；企业工作的重点是寻租，还是注重产品质量和技术研发、创建品牌，推动技术进步；企业内部的关系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两类不同的人力资本会形成什么样的比例，等等。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市场环境，有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就会出现什么类型的企业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首先依赖着企业经营的自由度也就是自主权的大小，这一点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尤为重要，因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决定着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从而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最关键的因素，是创业经营的自由度，也就是创办一个新企业有没有进入的限制以及门槛的高低。这里，也包括从事个体经营和自雇谋生所受的限制大小。因为，除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是通过政府行政任命，企业家的后代是通过继承成为企业家以外，大多数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逐渐成长起来的，其中很多中小企业又是从个体和微型企业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大量个体和微型企业是企业家成长的沃土。对于一些个体经营、特别是服务行业个人执业资格进行限制，实行持证上岗，虽然有利于保证服务质量和防止欺诈，对消费者有一定利益，但是严格的管制和对个体微型企业的过多限制，不仅直接影响社会就业，而且也使企业家成长的土壤变得贫瘠荒凉。金融体制是否完善和金融自由的程度，对一个经济社会的创业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也是影响企业家才能形成和发挥的重要制度因素。
最后，对外开放的自由程度影响着一个经济社会中新知识的来源渠道和水平，从而影响着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专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速度，因此也是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制度因素。
按照社会经济管理和统计的口径，对上述分析中影响三类人力资本和三类经济实践机会的各种因素重新进行整理，就可以构造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度函数。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在他看来，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其实，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的某种行为有完全的选择自由或者完全不受限制只是极端的情况，更普遍和常见的情况是处在某种程度的自主选择和制度约束之间，因此有着程度上的差别。从经济学的角度，不同程度的自由还存在着成本问题，也就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便程度和代价的高低。经济自由度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变量：
经济参与自由度：指劳动者就业、择业、转业的自由度；从事个体经营和个人自雇谋生的自由度；个人和家庭迁徙和移动的自由度。经济参与自由度不同于劳动经济学中经济参与率的概念，后者是指就业人口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比重，前者则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由大小。
企业自由度：具体指（1）创业、转业和停业的自由度；（2）企业选择自己的组织方式、治理结构和机构设置的自由度；（3）企业选择经营方向、经营方式和发展战略的自由度；（4）企业人力资源使用和管理，包括招录、解雇、职位安排和决定工资、薪酬、福利待遇的自由度；（5）企业收入分配和使用，包括投融资的自由度；（6）企业产品和服务定价的自由度；（7）企业选择内部包括财务会计制度在内的基础管理制度的自由度七个方面。
金融自由度，指每一个想要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所需的资金和资金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获得资金的方便程度和成本的大小。
经济开放自由度，指每一个想要从事对外贸易、境外融资和对外投资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其需要被允许的程度和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成本高低。
经济自由度是社会经济制度影响人力资本形成最主要的条件。通过这个函数，可以就制度和体制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也可以对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人力资本形成进行比较研究。
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从事经济的自由度，促进了所有三种类型人力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影响人们人力资本形成的三类社会经济实践和以上自由度的关系可以，人们的经济实践主要是由以下三种层次的实践构成，而个人享有的自由就业权、择业权和企业享有的经营自由、对外开放自由、个人创业自由、金融自由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获得这三种实践的机会的多少和在实践中个人能力发挥的程度。
首先，个人要从事最基础的生产性劳动，就需要拥有参与经济活动（当前体制所允许、提供的任何一项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自由——就业权。这是任何体制下都能保障的一项自由，不管是从事计划经济提供的经济活动还是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个体都是具有就业权、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但是，因为这一类经济实践虽然本质上都是基础的生产性劳动，但具体的工作内容、强度、环境并不一样，个体在就业之时就涉及了与就业权相伴的另一项自由——选择职业、单位的自由。不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下，人们都普遍享有就业权，然而择业权却不是任何经济体制下人们都可享有的，或是享有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使得个人即使是从事这一基础的经济实践，其可得的实践机会也并不相同。在具有择业自由（完全的择业自由或一定程度上的择业自由）的经济里，个人有机会选择符合自身禀赋、兴趣的工作，在不具有择业自由的经济里，个人完全没有机会选择工作，只能遵从政府的调配，而政府调配劳动力只是为了保证普遍的就业机会，并不考虑劳动者自身的特点和兴趣，所以在没有择业权的经济里（如计划经济），一般地，个人一生只有很少的从事不同经济实践的机会，只有在偶然的机会下才能从事自己感兴趣、比较擅长的工作，因此经常出现学非所用和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既浪费了学校教育资源，也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而在有择业权的经济里，个人可以在自己禀赋允许的条件下，自由地选择从事各种各类的基础性的经济实践，直到找到自己最偏好的那种实践，因此其可得的实践机会是不受限制的。所以，经济自由度中个人择业自由度的不同，导致了个人即使是从事基础性的实践，其可获得的实践机会的多少也是不同的。
其次，个人要从事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开发与操作工作，必需的经济自由度就更高，不仅仅需要个人就业、择业自由，还需要企业经营自由。在个人拥有就业、择业自由的情况下，要从事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开发与操作工作，还需要企业具有充分的经营自由、市场竞争自由，这两方面的自由可以赋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完整的经营管理、技术研发的职能空间和自主决定权，并使他们不受限制地、自主地开展与市场需求呼应的经济实践。而不具备这两项自由就只能被动地执行上级的任务，只从事执行、监督性质的经济实践，不能从事更利于转化、直接产生经验知识的筹划、创新及小范围内决策的经济活动，因而很少有机会通过实践转化抽象知识或是直接形成经验知识。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中管理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都是按上级指令办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采用什么技术完全是国家统一决策，并没有机会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筹划、决策，而市场竞争的缺失也使国有企业没有进行这一实践的依据和动力，导致在纯粹的计划经济里，个人进行转化理论知识、生成自身经验知识的机会很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体制转型开始后，这样的实践机会才逐渐增多起来，到转变为完全的市场经济时，个人才具有了完全不受限制的实践机会从事这些实践活动。此外，除企业经营自由外，对外开放的自由程度也影响着一个经济社会中新知识的来源渠道和水平，从而影响着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专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速度。
最后，个人要从事最终决策的经济实践即企业家的工作，需要的经济自由度就更高。个人要自由创办企业、从事企业家的工作，就不仅仅需要拥有就业权、择业权、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还需要另一项自由——创业经营自由。尽管农村经营承包制、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和经营承包制的改革，都为企业家才能的产生开创了制度前提，但在国家没有公开允许建立私营企业的情况下（我国在1982年前不允许个体经营，1987年前不允许私人经营），即使具有了投资目标、掌握了充分的抽象知识和部分相关经验知识以及资金，也无法进行创立企业的实践，形成真正的、完整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虽然有少数人超前进行个私经营，但因为没有政治、经济、法律政策的支持，实践中发展规模及业务复杂度都受到了严重限制。另外，金融体制是否完善和金融自由的程度，对一个经济社会的创业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我国，人们的自有资金非常有限，因此金融体制是否完善、是否具有融资自由，也直接决定了人们创业实践的规模、层次以至能不能进行投资创业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