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戚继光（公元1528年～公元1587年），明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
戚继光出身将门，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立志疆场。当时正是倭寇横行最严重的时期，他眼见倭寇过后“焦土遍江村，满道豺狼迹，谁家鸡犬存”的惨状，痛下誓言，定要扫平倭寇。
17岁那年，戚继光承袭其父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一职，开始了金戈铁马的一生。嘉靖三十二年（1553），升为署都指挥佥事，防御山东海上倭寇。
两年后，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极力推荐，朝廷把戚继光调到浙江任参将，负责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辖各县。29岁的戚继光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实现理想的机会。戚继光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有一股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今在镇海）。明朝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新上任的戚继光冲到阵前，连发数箭，射死了3个为首的倭寇头目。倭寇们群龙无首，无心恋战，明廷官兵则士气大振，一举击退了倭寇。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废弛，旧军战斗能力低下的情况，亲自去义乌等地招募了一支由4000多名农民、矿工组成的新军。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被誉为“戚家军”。
戚继光很重视水师，督造44艘战船，分布于浙江松门（今温岭东）、海门（今椒江市）二卫。戚继光尤其崇尚“水战火第一”的思想，为此他给水师战船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陆军，使得战船在海战中发挥丁很大作用。
同时，戚继光结合实战需要，采取火器布阵进行阵法演练。他根据中国沿海沼泽多，倭寇惯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每队12人，配备火器、弓箭等长短兵器，通过灵活变换队形，发挥各种火器和士兵的整体作战威力，与敌人进行短距离的肉搏战。
火器、战船，以及“鸳鸯阵”的灵活运用成为戚继光不断胜利的法宝。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数千人驾驶百余只战船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得到战报，紧急部署兵力，戚家军神速迎敌，与敌人在台州展开了激战。戚家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九次皆捷，共歼灭倭寇5400多人，史称“台州大捷”。
仅此一战，戚家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声，令倭寇闻风丧胆。戚继光在战场上看到了义乌人的英勇，于是又亲自到义乌招兵3000多人，扩建了队伍，补充实力。
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九月，浙江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地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大获全胜。至此，窜犯浙江的倭寇基本荡平，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
戚家军凯旋时，台州百姓夹道20多里欢迎戚家军，欢声雷动，载歌载舞。戚继光也因为英勇善战，军功卓著，很快连升三级，前往福建继续抗倭大业。
嘉靖四十一年（1562），嘉靖帝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负责福建用兵事宜。俞大猷（1504～1580）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福建晋江人，历任参将、总兵等职，转战东南沿海，战功卓著。戚继光和俞大猷相互配合，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戚继光被倭寇称为“戚老虎”。此后，戚继光第三次赴义乌招募新兵万余人。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家军在平海卫战役中，率中路军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相互配合，取得“平海卫大捷”。这次胜利战果累累，歼敌2200多人，救出被掠走的百姓3000多人，收复兴化城（今莆田）。不久，戚继光升为福建总兵，负责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
这年冬天，一万多倭寇围攻仙游，戚继光率军驰援，三战三捷。至此，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被荡平。此后，俞大猷和戚继光又率军清除流窜在广东沿海的残余倭寇。至嘉靖四十五（1566）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消除，明代的抗倭战争，历时40余年之后，终于结束了。
万历年间，戚继光因遭受排挤，告老还乡，结束了40余年的戎马生涯。后于万历十五年（1587）病逝，终年60岁。
戚继光戎马一生，冲锋陷阵，战功卓著，只因为一颗忠君爱国的赤子之心怀着这样的心愿——“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带着伤感与悲凉的闯王
明末李自成，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塞人。辈种田的人家。天启年间，陕北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李自成倾家荡产，无以为生。为了谋生糊口，在二十一岁那年，不得不到银川驿站当了名驿卒。不久，他又和侄儿李过跑到甘肃当了守边的士兵，受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这时候明朝政治已经腐败不堪，经济完全崩溃，军事上也自然非常虚弱。当时边兵生活困苦，粮饷不足，加上军官贪污盗窃，军卒经常挨饿受冻，有时候不得已连盔甲器械都卖掉了。
崇祯初年，朝廷一面忙着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又要对付后金（清）不断人关侵扰，真是东西难顾，焦头烂额。
崇祯二年（公元工692年），后金兵大举南下，北京吃紧。为了保住京师，明朝政府召集四方军队赶奔京城。李自成和李过随着参将王国从甘肃开拔，路经金县（今甘肃省榆中县），兵士要求发饷，王国却坚决不给。于是发生了兵变，士卒杀了王国以后，四下逃散。李自成忠厚朴实，磊落大方，办事精干，又有谋略，深受大伙儿的尊重。他说服了同伴，团结组织了一大批士兵，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先后在王左挂和不沾泥（张存孟）领导的起义军干了一段时间。王左挂和不沾泥投降官府以后，他才带着李过和兄弟们加入了闯王高迎祥的队伍。李自成斗争坚强，作战勇敢，处事果断，筹谋缜密，因此得到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闯将”。因为有了李自成这样一位将领，这支起义军军威大振，实力大增，成了当时起义军的主力。
李自成在各路义军中愈来愈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崇祯七年（公元1631年），朝廷为了消灭农民军，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府，以陈奇瑜为总督，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加紧围剿起义军，高迎祥转战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屡遭挫折，有一次他误人车箱峡，被明朝政府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由于李白成十分机警，又有谋略，才绝处逢生，并且队伍很快重新发展起来。崇祯八年，各路起义军被围困在河南，为了冲破政府军的包围，十三家共七十二营在荥阳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各家起义军领袖在作战问题上分歧很大，很多人慑于敌人一时的强大，惧怕官军，主张逃跑。会上各家固执己见，弄成了僵局。李白成这时候已经是七十二营的首领了，他向大家剖析利害，并且激励大家说：“只要我们有决心，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战，何况咱们还有数十万人马呢？”他提出了互相策应，协同作战和分兵突围、避实击虚的反围剿方针，终于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个方略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打得明军统帅洪承畴（这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把山西等五省总督陈奇瑜撤了职，任命洪承畴为五省总督）首尾难顾，狼狈不堪。李自成的名声从此大振。
第二年秋天，高迎祥在陕西遭到政府军伏击，被俘牺牲，李白成在部众的拥戴下做了“闯王”。由于起义军首领之间不团结，各家不能协同作战，多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从崇祯九年到十一年期间，形势十分严酷，起义军领袖中有的投降，有的迫于形势被招抚，李自成队伍中也有投降朝廷的人。闯王接连苦战，损失惨重，尤其陕西潼关一战，队伍被打败失散，仅仅剩下数十骑人马隐避在商雒山中。李自成利用这隐伏休整的机会，白天骑射，晚间读书，总结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对他后来的军事行动，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十二、三年间，河南灾荒严重，饥民遍野，但是明朝统治者仍旧催索钱粮，引起百姓流离怨愤。李自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从商雒东出河南，振臂一呼，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发展成拥有几万人的队伍。他攻城略地，开仓济贫，铲除地主恶霸，并且针对当时土地不均，粮差（chāi）苛重的情况，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农民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军的队伍，各地都在唱着：“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到处都盼望闯王的队伍早些到来。由于有着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李自成的队伍在几十天内，就增加了几十万人马。
李自成起义军以新的姿态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不抢掠，不杀民，不占住民房，与商人公平交易，部队所经过的地方秋毫无犯，因而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信任。李自成还重视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区别对待。当时明朝政府军腐败不堪，将领贪赃，士卒困苦，缺粮少衣，有时连裤子都没有，每当和起义军对阵的时候，李自成便叫部下呼喊：“别给官府卖命啦，瞧你们衣不遮体，半年无粮，还能打仗吗？快过来吧，保证不杀，钱粮补发。”因此明朝政府军的士卒常常在阵前倒戈，大批地参加起义军。再加上李自成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震动了全国。人民扛着旗，拿着武器，自愿参军的如流水一般，日夜不绝。打这以后，起义军所向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