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法国在天津望海楼一带强买了有“永久租用权”的15亩土地。同治八年（1869），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望海楼旧址上的15亩土地。同抬八年（1869），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望海楼旧址上盖了一座天主教堂，当地人称为“望海楼教堂”。不远处一座收养中国孤儿的“仁慈堂”也是法国传教士所建。同治九年（1870）五月，仁慈堂里发生瘟疫，几十名孤几相继死亡，传教士把孤儿尸体草草埋在郊外。这些埋得很浅的棺木被野狗扒出，里面的尸体多被吃去脏腑，其状惨不忍睹。这引起了中国群众极大的不满，人们传说洋人会把小孩“剖心剜目，取其双睛，以睛为饵……混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几乎同时，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案，嫌疑人被官府抓获后，都供认是受望海楼教堂教民的指使。两相印证，在天津市民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士绅开始在孔庙集会，学生罢课，反洋教的“揭帖”贴满了大街小巷，要求官府惩办洋教，拆除教堂。现在看来，教堂顶多只有拐卖儿童的行为，不会伤害人命。但人们对传教士的误解使事态扩大，而教会后来的处置方式则直接导致了教案的发生。
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将拐卖儿童的犯人押往教堂对质，意图搜查出埋在教堂内的“一坛子小孩儿眼睛”。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都聚集在教堂周围，传教士谢福音看见这样的阵势，慌了手脚，他放出教堂内豢养的恶犬，还指挥教民手持棍棒驱赶四周的人。群众奋起反击，将教堂的门窗砸毁。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听闻此事，就和秘书一起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出兵弹压。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丰大业掏出火枪对着崇厚连开两枪，但都没击中。丰大业和秘书两个人就把通商衙门里的家具器物砸毁后扬长而去。两人在回领事馆的途中，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一语不合，丰大业又掏枪射击，这次击中了刘杰的随从高升。这一举动惹恼了围观的群众，大家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此后，民众又向教堂蜂拥而去，打死了传教士谢福音、修女、洋商、洋职员等20多人，并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
这一举动给了列强以口实，法、英、俄、德、比利时、西班牙等七国的舰队集结在天津、烟台，要求严惩闹事之人。
迫于压力，清政府立刻任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到天津处理教案问题。曾国藩到达天津后，经过调查，认定双方都有过错：“教民欺负百姓，教士庇护教民，领事庇护教士。”而“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实据”。可民众并不这样认为，京津两地谣传：“烧毁教堂的时候从里面挖出了人眼、人心等东西，并且都交给了崇厚收藏。曾国藩一来，这些东西就都不见了。”谣言越传越广，以至于曾国藩贴出的说明情况的告示，一到晚上便被人撕毁，更有甚者在告示所署“曾国藩”的名字上挂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卖国求荣。
曾国藩本就是抱病而来，至此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两年后死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个书生人京赴考，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走向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的时代。曾国藩曾因母丧返乡，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曾国藩因势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但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可谓毁誉参半。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斥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把他一骂到底。
令后人产生疑问的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手握重兵，掌握地方大权，有没有过推翻清王朝并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不但自己不做皇帝，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主动解散了湘军，并强迫曾国荃离职回家。
曾国藩为何要这么做？一般认为有三点理由：一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然，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起兵的目的相当明确：一是保卫明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三是保卫清朝。其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浸淫。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曾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
尽管部将王闿运、曾国荃等屡次劝进，均被他严辞拒绝。二是称帝条件不具备。南有曾国藩，北有僧格林僧，这两人被清王朝倚为肱股之臣。当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僧最受器重，拥有一支以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很强，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虎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能轻举妄动。
而曾国藩起兵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一旦称帝，实属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人心必失。就湘军内部而言，左宗棠名下者为楚军，李鸿章名下者为淮军，湘、楚、淮虽有关联，但湘军实已分裂。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已决定扶持清政府。这些因素，曾国藩不会考虑不到。因此，尽管曾国荃等一再劝其取清王朝而代之，曾国藩打定主意不为所动。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这些是他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曾国藩从外表而言，也是典型的维护传布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学者认为，他当初并不想起兵攻打洪秀全，但在他获悉洪秀全所到之处，就将孔了的牌位砸碎，这才使他站出来打那同是汉人的异已分子。曾国潘这人：“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只做中兴之臣，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陷后，尚有余部30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国内动乱频仍，外国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中，如果曾国藩趁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更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空。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既算得上是国家有功之臣，也算不称帝的皇家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