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字广廈，号长素。
这是一位有英无雄的知识英雄。
1891年，康有为在广东开办万木草堂招收学生，宣传变法思想，梁启超慕名投奔其门下。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破旧，后者立新，一方面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树立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孔子都推崇变法，何况我们呢？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是时，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行动，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先后在京沪组织强学会。发行《强学报》，倡导维新。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光绪帝接受康有为的变法建议，于1898年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维新派的变法内容触动了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扼杀。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事先逃离北京，转道上海，逃亡日本，才免遭毒手。那么，康有为是如何脱险的呢？
在慈禧太后身边长大的光绪帝，对清廷的腐朽没落忧虑重重，从变法主张中看到一线生机。他不甘心一辈子作傀儡皇帝，力图有所作为，因此，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序幕。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期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一百八十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十一条谕旨。改革内容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直接触及到顽固分子的切身利益。慈禧太后名义上还政光绪，但在正式变法的第四天，就逼迫光绪帝下旨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革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规定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须向西太后谢恩。西太后借此牢固控制住官吏任免大权，加强顽固守旧力量，削弱光绪的权力和支持力量。光绪帝依靠康有为等维新派与顽固派艰难地斗争着。光绪帝向封建官僚体制开刀，裁撤臃肿机构与冗员；提拔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维新人才，加强变法力量。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行走”，提出设制度局、废八股、修铁路、译书、游学等主张；设卿和学士之职，促进维新人士参政，开懋德殿成立变法指挥中心……等改革建议，支持光绪帝把维新变法推向纵深发展。西太后害怕光绪帝借变法之机发展势力，威胁她的权力。暗中布署发动兵变，准备10月19日乘光绪天津阅兵之机，废掉皇上，夺回权位。
光绪帝深感形势危急，接受康有为的建议，拉拢荣禄手下重要将领袁世凯反戈，保护维新事业。经康有为联络，9月16日、17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加官进爵，赞誉勉励；袁世凯表不要效忠皇上。慈禧太后一直在光绪身旁安插耳目，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慈禧对袁世凯受封格外警觉，命令荣禄调动嫡系部队进驻京津。光绪帝也预感会发生不测，9月17日给康有为一道密诏，命他立即离京，日后再图大业。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他“锢后杀禄”，挽救皇上。袁世凯假意答应。9月20日，光绪帝在袁世凯离京之前召见他，千叮万嘱，命他保卫圣躬。傍晚，袁世凯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赶往颐和园报告西太后。9月21日凌晨，慈禧率卫队冲进紫禁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提前离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受“六君子”因变法而慷慨就义。那么康有为是怎样逃出虎口的呢？
康有为接到光绪密诏后，9月20日晨化装离开北京，傍晚抵达天津塘沽。9月21日晨乘船去上海。因此，戊戌政变后，清兵包围康有为的南海会馆时扑了空儿，只抓住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荣禄听说康有为乘重庆轮去上海了，急忙发电报命令烟台道和上海道缉拿他。
康有为此时不知北京发生事变，一路上心情轻松，船过烟台时，还登岸观景。上海道蔡钧接到密电，紧急布署抓捕方案，他还向驻沪英领事求援。英国领事白利南早就听说过维新派精英人物康有为，钦佩他的才学和改良勇气，决定帮助他逃走。白利南派人持蔡钧提供的照片，提前登上重庆轮，找到康有为，说明紧急情况，将康有为转到英国渡轮“琶理”号。重庆轮驶进吴淞口，蔡钧派人冲上轮船抓捕康有为时，得知康有为已被英国人转移到“琶理”号英国船上。蔡钧十分恼火，他要求英国人交出康有为，被严辞拒绝，他碰了一鼻子灰后，只好向荣禄如实禀报。
康有为在英轮的保护下转道香港，以后又逃亡到日本。李鸿章约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提出交回钦犯康有为的要求，被伊藤拒绝。清政府在外国列强面前向来低三下四，哪敢争辩？康有为得以在海外安全著书立说，继续宣传变法。
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学者，他的思想在当时惊世骇俗，他的学问也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可以说，如果单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成功者，为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康有为的悲剧在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者或者思想家，他还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之所以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无外乎两点：一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梦想在康有为头脑里还是很有地位；二是中国对外丧权辱国的现状使他觉得现实的变革比思想领北京强学会会址。强学会是维新派最早组织的学会。上海也建立了强学会。
域的开创更有价值，更加急迫。基于这样的个人野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康有为开始谋求现实政治权力，然后推行自己的变法救国策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还是表现出书生气的一面：不切实际、盲目求快、目光短浅、想法幼稚。他没能看清当时皇帝只是傀儡的政治局势，不知道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而只是从国家正统理论出发，认为太后应该真正归政给皇帝，然后由皇帝来出面组织改革。
等到光绪对他的变法产生兴趣并给予信任之后，康有为更加坚定了自己这种幼稚的信念。变法真正开始之后，也是他急功近利，怂恿光绪进行激进的改革，企图一夜之间变法成功，国家富强，他自己也功成名就，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受到光绪赏识，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得志时候的趾高气陽：一日荣禄与康有为在宫中相遇，两个人短短拘对话简直就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固知有学者指出：康有为领导的夏法是注定要失败的。首先，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后脖颈上寒风嗖嗖！
等到大批保守派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的时候，康有为完全不懂政治斗争的艺术，不会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支持，反而把慈禧看成是变法的障碍；更不顾自己和皇帝毫无实权的现状，竟妄图除掉慈禧；最后还不能很好地选择合作伙伴，把希望寄托在态度曖昧不明的袁世凯身上。
政变失败，维新派遭到通缉，康有为此时又贪生怕死，逃到日本，不肯杀身成仁，表现实在差劲。作为一个意图成为中国精神领袖的人，其实失败倒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如果康有为能从容就义，将有无数的后来人受他感召，以他为榜样，继续改造中国的事业，而他在历史上也会博得很好的名声；而他却选择了流亡日本，并死抱光绪皇帝不放，成为保皇派，比起变法同志谭嗣同来，康有为的精神境界就差了许多。
后人曾有对联说：复生，不复生矣（谭嗣同字复生）；有为，岂有为哉？就是对这两人的最好评价。总的说来，正是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句话用在康有为身上，再合适不过。
所以慈禧发动政变并非依据袁世凯的告密，袁世凯虽然向荣禄告了密，但是实际上维新派的失败并不是袁世凯告密直接造成的。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慈禧太后是如来佛，光绪和康有为却不是孙猴子。孙猴子尚且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光绪和康有为就更难逃厄运了。只不过光绪和康有为都不够聪明，没能搞清楚应该和如来佛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仅凭一厢情愿或者个人恩怨就断定如来佛肯定是自己的敌人，根本没打算将如来佛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实际上这不能说是没有可能的，结果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