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省济阳县人。
谭嗣同的父亲曾担任过湖北巡抚。少年时代的谭嗣同生性好动，喜欢游玩和运动。封建官僚的门第要求他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功名，但他对死读八股缺乏兴趣。在几位老师中’欧阳中鹄对谭嗣同的思想发展起了较大的影响。这位老先生对清初的两名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非常敬佩，是一个具有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谭嗣同还拜过当时在北方颇有名气的义士“大刀王五”王正谊为武术老师。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
1884年，19岁的谭嗣同到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府中任职。不久离开新疆，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漫游生活。他的足迹遍及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到过十几个省，合计行程8万余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堪绕地球一周”。
10年漫游中，谭嗣同六赴南北省试。但他对科举考试并不热心，所以每次都名落孙山。他漫游主要是为了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不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在漫游中，谭嗣同目睹了民间的疾苦，领略了中国穷困落后的社会现实。有一年，黄河下游大水泛滥，山东、河南的老百姓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向西北地区逃荒。谭嗣同在途中下车，问灾民们哪里去。灾民们回答说：“到有荒地的地方去。”他又问：“是你们自己愿意迁移的吗？”灾民说：“有什么办法！故乡一片汪洋，我们无法生活’还留恋什么呢？”面对祖国的壮丽山河和重重的社会矛盾，谭嗣同不禁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
急骤变化的中国政治与经济形势，把谭嗣同推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行列。
那时，清政府每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都以外国船坚炮利来为自己开脱。洋务派在“求富”和“自强”的旗帜下，进行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买进了大批的洋枪洋炮，建立了新式的海军。但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使清政府的腐朽面目暴露无遗。
原先人们认为，中国与西方强国作战固然不行，但要对付羽毛未丰的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这时候，谭嗣同正在湖北，帮助他父亲办理赈灾之类的事情。得知中国战败的消息后，受到极大的刺激，悲愤异常。在这段时间中，他经常夜不能眠，深夜从床上起来，绕屋行走，无法解除心头的忧愤。他在一首诗中悲怆地写道：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谭嗣同迅速地从封建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代言人，立下了变革的壮志。他在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和友人的信中反复强调，变法已刻不容缓。如果中国再不赶紧变法，让外国人来“代变”。那么一切权利就会统统被外国人操纵，四万万中国人就将全部成为白种人的奴隶。
怎样进行变法呢？谭嗣同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全国的变法，只有先在一个地方变法，打下基础，等条件成熟就实行“自立”。
谭嗣同与当时在武昌两湖书院就学的唐才常、刘淞芙商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第一步应从“兴学术”做起。他们认为这是马上能够做到的事情，不必经政府批准就可以实行。商定以后，唐才常、刘淞芙回到湖南，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在浏阳的师友。但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人对他们这个意见感到兴趣。谭嗣同出于无奈，写了一封长信给老师欧阳中鹄寻求支持。信中详细阐述了变法的必要和方法，提议先在浏阳邀集绅士，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优秀的人才来学习。
欧阳中鹄很重视谭嗣同的意见。他联络了浏阳一些有声望的人士，并将谭嗣同的信和以后寄来的《开创章程八条》、《经常章程五条》等汇刻成书，还准备将县城原有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
但是，仅仅提倡学习自然科学也遭到了当地顽固派的反对。谭嗣同得知后，马上从湖北赶回浏阳，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进行商议。为了缩小目标，减少阻力，决定暂时不设立浏阳算学格致学馆，而先招少量的人办个算学馆。通过两年的努力算学馆才建立起来。
《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在北京聚集各省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把改良主义思潮推进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此后，变法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当时，要数湖南省的维新运动开展得最为活跃。
那时，湖南学政江标倾向于维新变法。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各地总督、巡抚中唯一支持变法的大官。1897年，维新派著名人物、曾任中国驻日本参赞的黄遵宪，到湖南担任按察使。正好主张变法维新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唐才常、欧阳中鹄等也都云集湖南。在他们的推动下，湖南的变法运动开展得极有声势。
当时，谭嗣同在南京任候补知府。他也积极地投身于家乡的维新运动。
1897年上半年，唐才常等人提议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培养精通中外维新运动的人才。谭嗣同对此极为赞同，积极促进其实现，并替学堂在上海采购大批仪器设备。
同年10月，时务学堂正式招生。原准备招60名，结果几天内报名的人超过了2000。陈宝箴委派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并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西文总教习。当时梁启超、李维格都在上海《时务报》任职，谭嗣同马上写信给《时务报》的负责人汪康年，请梁、李两人来湖南任职。11月，梁、李两人来到湖南，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在创办的一年多时间中，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谭嗣同虽然没有在其中任职，但他积极参与了学堂的创设，起了重要的作用。1898年初，谭嗣同结束了南京候补知府的生活，回到了湖南，以全部精力投入了那里的维新运动。
这时正值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湖南维新派人士焦急不安。他们苦思对策，感到必须赶紧在湖南设立一个讲求新学、宣传变法的团体，以推动全省变法运动的开展。经过谭嗣同、唐才常的发起，这年2月在长沙成立了南学会。陈宝箴选派了本地士绅10人为总会长，再由这10人辗转发展会员，每个府县都有会员3至10人，主持日常工作的会友分为议事会友和学术会友。谭嗣同是议事会友之一，参与湖南各项新政。学术会友负责每周一次的讲学和论政活动。他们围绕中外形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问题，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主张。湖南的维新派计划用这样的方法来培养变法人才，打下变法的基础。
在南学会的推动下，湖南维新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各种学会纷纷成立，新政局、保卫局等也开办了起来。
为了适应维新运动的发展，湖南维新派又创办了《湘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担任了该报的主笔。他们经常撰文宣传变法维新，宣传湖南自立，在当时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
谭嗣同等人的变法思想，使湖南的保守顽固势力惊恐不安。他们把变法学说说成是“邪说”，向陈宝箴呈文，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并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他们对一些主张变法的人士横加迫害，将他们驱逐出境；还纠集人到南学会起哄闹事，到《湘报》馆殴打主笔，向朝廷上奏攻击维新派。
在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面前，维新派人士中有的退却，有的离去，有的则主张缓和舆论，避开风头。
面对顽固派的进攻，谭嗣同横目相仇，不向他们妥协。并且表示，他视地球如掌上之物，置生死于度外，还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做的呢？还说：“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后来的事实证明，谭嗣同是说到做到的。
在谭嗣同积极投身湖南变法运动的时候，维新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以后，云南、浙江、四川的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成立，变法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变法后，采取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新的法令。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谭嗣同受命赴京，准备接受新职。
谭嗣同接到这个命令时，心情极为兴奋，认为这是他施展抱负的一个好机会，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自己是“绝处逢生”。他的朋友们也对他此行寄予厚望。他的老师写信给他，叮嘱他到北京后要好自为之，让朝廷把注意力放在加强军力和修建铁路方面。
1898年8月21日，谭嗣同到达北京。他对当时京城中的变法气氛和光绪皇帝接二连三的变法命令感到欢欣鼓舞，对前途大为乐观，决心奋发努力，以全力投入到全国的变法活动中去。
到北京后半个月，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及杨锐、刘光第、林旭等4人，授予他们四品官衔，在军机处工作。职位虽然不高，只是为皇帝草拟谕旨，审阅奏文。但是光绪皇帝在他们的官职之前又加了“参与新政”四个字，并给他们4人下了道密谕，要他们尽力辅佐变法活动，长沙时务学堂的教习，左二是是谭嗣同，右二是唐才常，时称“浏阳二杰”。长沙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人士创办的，它培养了不少维新人才。
不要有所顾忌。因此他们实际上成了辅助光绪皇帝的重要人物，经常能与光绪见面。
变法运动正在一步步地开展，反对变法的势力也在加紧活动，准备伺机推翻维新派的变法活动。荣禄已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准备利用光绪皇帝秋天到天津阅兵的时机发动兵变，罢黜光绪皇帝，消灭维新派。
消息传来，维新派惊恐不安。光绪皇帝看到形势对自己日益不利，于9月14日下了一道密诏，让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中说自己“位且不保”，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设法相救。杨锐被这突然的事变吓昏，竟将这道密诏搁置在家中。9月17日，形势越来越坏，光绪皇帝又发出了第二道密诏，要康有为赶紧设法逃走。第二天，林旭将这道密诏交给了康有为。这时，康有为正在和谭嗣同一起商量对策。见到密诏后，知道形势严重，立即把梁启超等人都找来，商量如何援救光绪皇帝。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办法，最后想到了袁世凯。
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准备说服袁世凯举兵杀掉荣禄，派兵包围西太后居住的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当天晚上，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所法华寺，不等通报，就闯了进去。同袁世凯寒暄了一番后，谭嗣同单刀直人转入了正题。
“您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谭嗣同问。
“是当代的圣主。”
“荣禄他们准备借天津阅兵之机废黜皇上，你可知道？”谭嗣同又问。
“我听到了一些传闻。”袁世凯不肯定地回答道。
“今天可以救皇上的只有您一个人了！”谭嗣同突然站立起来严肃地说。“如果您愿意救，就请相救；如果您不愿意，可以向西太后告发我，你也可以因而得到富贵！”
袁世凯突然脸色一变，声色俱厉地说道：“你把我袁某当成了什么人啦？皇上是我们共同拥戴的主人，我同你们一样身受皇上殊息。救护皇上，不仅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尽管对我说吧！”
谭嗣同以为袁世凯被他说服了，便将维新派的计划和盘托出。袁世凯听后，很认真地说：“如果皇上能迅速进入我的兵营，发布命令诛灭奸臣，那我必定能够与诸位一道竭尽全力营救皇上，收拾局势！”
谭嗣同怕袁世凯临时变卦，故意激他一下：“荣禄一向待你不错，你怎样报答他呢？”
袁世凯激昂地表示：“如果皇上令我下手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
但就是这位慷慨激昂的袁世凯，卑鄙地出卖了维新派。9月20日，他赶到天津，将维新派的计划全部告诉了荣禄；荣禄又当夜赶回北京，向慈禧太后密报。
9月21日清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回到后宫，立即软禁光绪皇帝，并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请她出来训政。于是，慈禧太后再次临朝听政。紧接着，大肆搜捕改良派，废除一切新政。
政变发生以后，谭嗣同极为伤感，抱定必死的决心。他找到在日本使馆避居的梁启超，要梁启超逃亡日本，并把自己的著作、诗、书信等交给梁启超带走。
接着，他又同少年时便已结交的好朋友大刀王五策划营救光绪皇帝，但是没有成功。王五劝他出逃，谭嗣同拒绝了。他将自己心爱的宝剑交给王五，希望王五继承他的改良事业，以报答皇上。
几个日本人劝谭嗣同到日本去。谭嗣同长叹一声，激昂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人。就让我谭嗣同来做第一个为变法而流血的人吧！”
9月25日，谭嗣同在自己的住所被清政府逮捕。清廷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革职，交刑部审讯。
9月28日下午4时，清政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6人在北京菜市口斩首。临刑前，菜市口人头攒动。谭嗣同叫监斩官过来，说：“我有一句话对你说。”但监斩官不理睬他。于是谭嗣同口中念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念毕，引颈就义。
另一位死里逃生的著名的政治改良活动家梁启超对谭嗣同十分钦佩，他在《谭嗣同山传》中称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书，能文章，好任使，善剑术……”梁氏认为，谭嗣同是一个“不忧不惑不惧，即仁即智即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谭嗣同，只能算是侠雄。一个正义的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