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开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大大小小三四十个朝代。而在这三四十个朝代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是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因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的。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成语者，可谓寓意深长。
开国皇帝何以以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开国队伍的，如不清理，将会酿成大祸；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凌晨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加之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
二是建都察院，施行严刑峻法，纠察百官的得失。《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之例。《明律》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贪污者，至轻之罪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在60两银子或以上，处以枭首、剥皮等刑。其具体做法是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摆在公座之旁。朱元璋的这一招虽然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吏治果然有所好转。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 “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尽管如此，也有以身试法者，被“格杀勿论”的官吏和地方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朱元璋的出身十分低贱，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因此，他下令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如果无意中冒犯了他，均处以死刑。例如，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颁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贼。”这位拍马屁教授只好呜乎哀哉了。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同时，他对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唯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了四五万人，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的，当推李善长、刘基。但是，到后来，开国功臣已所乘无几，即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达、常遇春、邓愈、李文忠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李善长、刘基死于胡、蓝大狱，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组织特务活动等方面来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效果。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