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郡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由于不同的原因，同一姓氏不能居住在同一地方，而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姓氏的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那些地位比较高的人为表示自己这一支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姓人，便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所居住的地区（郡），如上述的陇西李氏，即居住在陇西地区（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李姓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是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诸如此类的标榜郡望，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当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为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有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郡望较低的人无论才能多高，都是无法占有这些位置的。当时在婚姻上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如《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因为张生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因此才会有崔莺莺之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加以反对。唐末以后，由于“选官不问郡望，婚姻不分阀阅”，标榜郡望失去了实际意义，才使郡望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郡望演变为姓氏的一种标志，不管是不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可以“言李必称陇西，言周必称汝南”，而不必在意真正的居住地如何了。
二、姓名与堂号
堂号则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旁支的称号。在某一姓氏中的某一支成为望族后，由于不断繁衍发展和迁徙的缘故，往往会进一步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旁支和系派，这些旁支和系派与郡望不同的人一样，也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了加以区别，便在郡望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号，这种名号称为堂号。如上述“三槐堂”本是王姓中的“琅琊王氏”的一个分支，北宋初年，这支人的开创者王祜在所住的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树，以勉励子孙努力仕宦位登公卿（槐树在古代是公卿的标志），此后，其子孙果然实现了他的夙愿。为了纪念王祜，这支王姓人便称“三槐王氏”，或王氏“三槐堂”，这里的“三槐”或“三槐堂”就是这支王姓人的堂号。
根据取名的依据和用意不同。堂号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1.以地名作堂号
许多宗族喜欢以他们的发源地来作为自己的堂号，这在各姓中都是一样。如王姓的“太原堂”、“琅琊堂”，李姓的“陇西堂”，刘姓的“彭城堂”、“中山堂”，这些堂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是从哪里发源来的。
2.以宗族典故作堂号
这类取堂号的方法，在各姓中都非常流行，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堂名，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必须是有关本姓祖先的，而不是讲他姓人物。如土姓的“三槐堂”、刘姓的“藜照堂”、吴姓的“三让堂”，这些故事，往往都极富有教育意义，能使族人缅怀先祖，激励斗志，奋发图强。
3.以道德伦理作堂号
这种取堂名的方法，是将一些教育族人劝善惩恶的词语作为祠堂名称。这类堂号在各姓氏中也比较普遍，而且往往各姓共用。如“敦厚堂”、“敦睦堂”、“敬本堂”，几乎各姓都有。因为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是全民族共有的，非一姓所有，因此这一类的堂名除了通常的道德鼓吹外，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含义。
4.以祖先名号作为堂号
这种堂号在各姓中也都常见，但相对要少于前几种，其方法是将某一祖先的某种有特殊含义的称号或者居住地，作为本族的祠堂，如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后裔的“伏波堂”、唐代大诗人香山居士白居易后裔的“香山堂”、宋代学者屏山先生刘子犟后裔的“屏山堂。”
我国姓氏中郡望堂号较多的是唐代的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则习惯称16望，即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百忍、金鉴，其中，除最后两个是堂号外，其余14个全是郡望。王姓则称23望，即太原、琅琊、北海、陈留、东平、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三槐、开闽，其中三槐、开闽是堂号。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我国的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多。
我国的不少姓氏只有一个郡望堂号，如丁氏只称济阳堂、于氏只称河南堂、并氏只称南阳堂、郑氏只称荥阳堂等等。至于宋元以后，人们对郡望、堂号的内容不再有所区分，把二者同样作为姓氏发祥地的代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三节）姓氏与家谱
一、家谱
家谱（或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因此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一目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论资排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做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毁，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姓氏与家谱血统
家谱与姓氏，历来就是我国姓氏学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向来重视对自己过去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编辑了各种各样的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和一国之史，其中的一家之史就是家谱。由于家谱是一家一姓的生命史，记录着其发源、生息、繁衍的无始无终的过程，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因此，各家各姓都极为重视修撰谱牒。
早在商代时，人们就已开始修撰谱牒，其中“兜”的家谱还保留到今天。西周至战国时，谱牒有了相当的发展，朝廷也设有掌管谱牒的官员。五代宋元以后，朝廷不再设掌谱之官，私家修谱之风异军突起，到明清时几乎发展到“家家有谱”的局面，谱牒之学又重新振兴。各家各姓往往30年修谱一次，届时全族上下热闹繁忙，洋溢着一派庄严喜悦之情，被认为是族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谱牒的作用是“明世次、别亲疏”，也被当做一家一姓血统源流的可靠蓝本。在我国，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拉名人做祖先，因此也就使血统本身的意义并非真的那么确实可靠。如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如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创者曹操本是由夏侯氏人继曹姓的，但仍自称其先人出自黄帝，而曹操之子曹植又说其先人姓姬，足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孙魏明帝说曹氏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说明他们自己已经不知道血统所出。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称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他说，楚杀白公胜，其子逃亡秦国，世代为将，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个，其裔孙白起为秦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此大兴。其实，白居易的这些自述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的时代要早白公胜一百多年，不可能是白公胜的后代。
我国古代许多家族强拉名人做祖先，其做法实际上是十分不科学的，因为我国姓氏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发展过程中又经过离合演化，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许多姓氏同姓不同宗，尤其是一些大姓，来源更为复杂。有许多姓是当今第一大姓，其主要来源今天可考者已多达数十种，如王姓，其中有出自黄帝之后者，有王子比干之后者，有虞舜之后者，有少数民族之后者，另有姬姓之王、子姓之王、妫姓之王、虏姓之王等。今天的王姓人虽然同姓王，由于历史上来源不同，当然不可能有相同的血统。再如山东曲阜的孔姓，自孔子以来就有世代相连的世系，他们是孔子之后虽然毋庸置疑，但如果认为天下孔姓都与孔子有关则不合事实。从各种记载上可以考知，孔子的孔姓出自子姓，是春秋时宋国贵族孔父嘉之后；但当时卫国也有孔姓，陈国有孔姓，郑国有孔姓，这四支孔姓人后来都有子孙传世，特别是清代时，全国孔姓与颜、曾、孟三姓联合修谱，凡姓孔者都被认为是孔子的后代，使本与孔子无关的其他三支孔姓人的假冒身份获得了正式的确认，从此，要想区分哪些人与孔子有关，哪些人与孔子无关，就更加困难了。
同姓不一定同血统，不仅从历史上可以看出，而且还可以从遗传学角度进行证明。例如一位姓王的男子与一位姓张的女子结婚，生下孩子，那么在孩子身上，王姓血统只占据1/2，这个孩子长大了，再与姓李的女子结婚，生的孙子，王姓血统又递降到1/4。孙子长大了再和姓刘的女子结婚，生下曾孙，王姓血统在他身上只占1/8。如此子生孙，孙生子，代代递降，数千年后，所谓的血统已经变成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真正的血统也不过是“天文数字”了。因此，历来在我国流传甚广的“万代一系”、“某姓血统”等观念，其实并不是科学的。
所以说，要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找出一个自黄帝以来，一直是100%纯正血统的姓氏，完全是不可能的。
三、从字辈谱看名字
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是古代一种特别的“礼”制，它一直延续到现代。由于各种原因，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人对字辈谱变得陌生，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表现更是明显。
字辈，表示家族辈分的字，俗称派，其意均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它起源于宋朝，《谱牒学研究》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立了13个“范字”——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加上“匡”共14字，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辈字。字辈，是人们按伦理道德取名的一个规则。或四言、或五言、七言，可长可短：长则五六十字，短则十多字，一般为二三十字。各族姓氏，有不同的族谱，辈字就是族谱的核心和纽带。它是各族祠堂的产物，或集体创作，或名人所笔，族门出个相公、举人什么的，往往为家族立派、续派；也有皇帝赐封的，孔族字辈就是明清两朝皇帝赐定，那是当今全国统一得最好的字辈。
字辈谱，又称昭穆、字派、行派、派序，即用以表明同宗亲家族世系血缘秩序的命名字辈序列。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在农业大环境下，成了传统家庭的重心，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价值观，首先是儒家倡导的“亲亲”，形成长幼有序、孝悌仁爱的道德观念，并用家庭成员约定俗成和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有效地维护着血缘秩序，履行个人在血缘等级关系中被确认的权利和义务。华人的姓名系统，是早年维系血缘秩序的重要环节；而“字辈谱”正是这一血缘秩序文化的象征。
典型的华人“姓——名”形式，是由一字姓与二字名所构成。姓为祖先遗传；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如张正权中的“正”字）是作为家族辈分的象征，须按字辈谱确定；通常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如张正权中的“权”字），则按父母意愿自由选取。因字辈谱为同宗族人所共有，大家皆按系谱取名，所以这类名字在民间又称“族名”、“谱名。”
一般而言，字辈谱所选之字是由开基祖（始迁祖）厘定的，并被写入家谱，具有宗族的权威性，后裔子孙按照字辈谱取名，一辈一字，世次分明地传承下去。即使家族分迁，散居各方，或年代久远，支派浩繁，世系庞杂，只要按字辈谱取名，就可保证同宗血脉的一气贯通，世系井然而不致紊乱。
所以，这套高度文明的辈谱制度，是确保家族血缘秩序永不紊乱的重要方法。昔时家谱在编订字派之前，均有明确的诠释。如明代《太原郡王氏宗谱》载：“行第原为合族定名分而设，使子子孙孙，承承继继，不致有干犯之嫌。故凡世家巨族，莫不皆然。事为至巨，而非泛立也。”
在中国，以字辈取名是汉族文化习俗，但也有少数民族因受汉文化影响而讲究字辈谱。如广东凤坪的蓝氏畲族，从6世纪到13世纪生前的字辈为“友、元、奕、世、德、如、真、金”，死后则以“千、万、大、小、百”五个字辈称呼。死后另立字辈，这是畲族字辈不同于汉族字辈之处。如蓝氏一世祖叫蓝千七郎，二世祖为蓝万五郎，三世祖蓝大二十三郎，四世祖蓝小大郎，五世祖蓝百一郎，到六世祖又循环到千字上，如蓝友权，死后称为蓝千六郎。从第九代起，去世后改以谥号，如九世祖蓝世亭，谥纯谨蓝公；十世祖蓝德桥，谥性善蓝公。据学者的看法，畲族的这套姓名制度，显然是认同汉族文化的变异字辈谱。
（第四节）中华姓氏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