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到乾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文字狱的规模、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顺治朝文字狱处罚相对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仅仅判了发配沈阳，函可还在此期间写了本诗集。康熙朝，文字狱就开始像模像样了。
康熙扳倒了鳌拜，但继承了文字狱，《南山集》案就是个典型代表，前后被杀百余人，文化名城桐城的方、戴两世家受到严重打击。
康熙的文字狱虽然因为没有精心网罗，但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譬如上述的方、戴两家就是代表，还有名儒孙奇逢、戴名世，甚至连顾炎武都被牵连到，虽然有的侥幸脱罪，但是还是有大批大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康熙自己写诗也承认说：“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胭脂半辽东。”
雍正在位13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20多起，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牵连百数，像查嗣庭案、曾静案，都是祸连百口、轰动全国的大案。而且案件不再像康熙、顺治那样点到为止。雍正几乎已经把刑狱发展成了一门“艺术”。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断扩大，不断株连，譬如查嗣庭案，原来只是发配，后来查抄日记，查出怨望之词，再后扩大株连，最后搞得整个海宁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乾隆执政63年，号称所谓盛世，而就是这个所谓盛世里上演了一出影响巨大的思想大钳制运动，不但把科举考试弄成了乌烟瘴气，把民间的遗书烧个干干净净，在文字狱方面更是集了大成，130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狱总和还多！尤耳是牵连到民族问题则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满族，因此就冶了罪。像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边可谓数不胜数。
文字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清朝时期文字狱最为严重。
清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中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有触犯君权和妨碍自己的内容，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百人乃至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