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法朗索瓦1746年6月22日出生在靠近卡耐扎克奴盖利村的一间破烂的石屋里。当时那儿居住着许多姓巴尔萨的人，伯纳德·法朗索瓦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时，这些巴尔萨人中有个人唯一获得了一点儿名气，但这点儿名气实在令人极为忧虑。1819年，奥瑙利离开大学，就在这一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四岁的弟弟因涉嫌谋杀了一个怀孕的农村姑娘而被捕，经过一番耸人听闻的审讯，于次年被送上断头台。巴尔扎克渴望尽可能远地脱离与这位声名狼藉的叔叔之间的关系，也许正是这种渴望心情使他产生了最初的动机：要给自己的姓氏冠以贵族字头，并给自己编造另外一种出身。
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法朗索瓦是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哥。他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决定以后叫他到教会供职。乡村牧师教他读书写字，甚至还教他一些拉丁文。但是，这位身强力壮、精神抖擞、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对削发出家和发誓严守贞洁实在不感兴趣。有一段时间，他还在当地村子里东游西荡，有时帮助公证人做书记，有时在葡萄园当帮工，有时又种田耕地；但他二十岁时离开了家乡，从此一去未还。他施展乡下人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冲劲儿——他的儿子曾在许多小说中出色描写过他的这种劲头儿——钻进京城巴黎。起初，他很不显眼，默默无闻，只不过是无数名年轻人中间的一分子，这些年轻人想在巴黎圆个发家梦，但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通过什么方式和在哪种职业方面可以飞黄腾达。他说他——后来，他成为省知名人士——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皇家法庭秘书，甚至还当过皇家律师。这番话纯粹是这位喜欢言谈的老头在吹牛，它早已被事实翟穿了。事实是，任何国王年鉴都没提到过有位叫巴尔扎克或是巴尔萨的人担任过类似职务。大革命才把无产者的这位儿子和其他许多同类人一样推上了浪尖；他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捞到了一官半职——对这个职位，这位后来的军事特派员却讳莫如深。然而，这个职位看来让他拉上了不少关系，加上他行将遗传给自己儿子的那种追求金钱的狂热本能，他在战争年代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捞油水的军事部门：战时物资军粮处。从这个军事部门，一条条金线又不可避免地通向那些放债人和银行家。伯纳德·法朗索瓦在从事三十年不怎么光明正大的职业和交易后，有一天，他再次改弦易辙，以丹尼尔·杜麦克银行首席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巴黎。
老巴尔扎克五十岁时，终于实现了伟大的转变——这一伟大转变，他的儿子描述过多少次啊！——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然而却永不满足、野心勃勃的人终于变成了一个体面的市民，变成一个“上流社会”里较为诚实正派的，或者说，诚实正派起来的一员。此时，他已经获得一些财产，而且有了个可靠的地位。这时他才能迈出必要的下一步，以便使自己从一名小资产者一跃成为一名大资产者，以后再从大资产者变成——他热切渴望的最后一个级别——一名绅士。他要结婚，而且要和一位有财产的、出身资产阶级、门第好的姑娘结婚。五十一岁时，他是个身心康健、相貌不凡的人，而且善于夸夸其谈，拈花惹草；这时，他相中了银行里一个上司的女儿。安妮·夏洛特·萨兰比哀虽然小他三十二岁，而且有点儿罗蔓蒂克情调，但她作为市民家教养有素、虔诚恭顺的女儿，终于依从了父母亲的劝告；父母解释说，这位年纪尽管大得多、但具有理财天赋的巴尔扎克是个诚实规矩的对象。刚一结婚，老巴尔扎克就觉得单纯作为他人手下的一名职员有失尊严，而且也无多大油水可捞；有拿破仑执掌国政，老巴尔扎克就觉得战争是个能让人更快更多捞取金钱的源泉。因此，他又开始利用他的那些旧关系，加上有夫人的嫁妆做后盾，于是迁往图尔市，当上了二十二师的军粮处总监。
在此期间，他们的长子奥瑙利出生（1799年5月20日）时，老巴尔扎克夫妇已拥有可观的财产，他们凭着受人尊敬的市民身分已跻身于图尔市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里。伯纳德·法朗索瓦的军粮处看来可以使他获得优厚的收入，因为，这一家人过去一直是讲究勤俭节约，而且经常搞投机活动，而现在却开始排场起来。奥瑙利刚一出生，他们就从狭窄的意大利军街搬入属于自己的一座房子里。直到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黄金时代延续不断，他们总能得以享受小城的奢侈生活，他们有了一辆自备马车，有大批的仆从。上层社会名流，甚至是贵族，经常来登门拜访，与这位农家子和昔日红色巴黎市议会议员密切往来，他们中间有上议员克莱芒·德·瑞斯。巴尔扎克以后将在《一桩无头公案》里详细描述这个人被神秘绑架一事；还有德·庞末瑞尔男爵和德·马尔贡先生，这两个人后来在作家巴尔扎克处于最艰难时期曾给以支持和帮助。老巴尔扎克甚至被请去参与市政活动，他管理市医院，无论作任何重大决策，他的意见都得到尊重。尽管他出身卑贱，无人对其祖上进行过考究，但是，在他很快升迁发迹的这个时期，在这个今天翻地覆、全面发生变化的时代，他成了一名无可挑剔、备受尊敬的人。
老巴尔扎克受人爱戴，这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性情快活、体格魁梧、待人和蔼的人，对自己，对自己的成就，对整个世界无不感到满意。他的言谈不带任何贵族腔，他骂起街来开心得像个炮手，他还喜欢添油加醋地讲些奇闻轶事——他儿子的《谐趣集》里的某些片段很可能是他传给儿子的——但他是个了不起的讲故事能手，当然他喜欢给真人真事搀杂上胡吹乱编的奇谈，同时他心肠善良，和蔼可亲，而且十分精明，在如此风云变幻的时期不会死心拥护皇帝，或者国王，或者共和国。他虽未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但他对什么都兴趣盎然，他涉猎群书，积累起了广博的知识。他甚至还编写出几本小册子，如《偷窃暗杀预防法备忘录》、《被遗弃与被欺骗少女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这些作品当然不能和他那位伟大儿子的作品媲美，正像老歌德的《意大利日记》不能与儿子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同日而语那样。
他的身体极为健壮，而且无忧限虑，对生活充满乐趣，他下定决心要活到百岁。年满六十岁后，他还给自己的四个婚生子增添了几个私生子。八十岁时，小城的人还说他实在不够名誉，指责他让一个少女怀了孕。从来没有医生为治病踏进过他的家门。他一心要活过所有其他人，这一坚定意志由于另外一件事变得更为坚定了，那就是他终生领取所谓的拉法叶养老金；每逢一位养老年金领取者去世，其他人的年金就会相应提高一次。他和儿子有着同样的超凡魔力，他儿子用其魔力塑造五花八门的生活形象，而他却用自己的魔力惟独保全自身的生命。他已经活过了领取年金的其他伙伴，他的养老年金已经增加到八千法郎，此时，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竟死于一次愚蠢的事故。不然的话，伯纳德·法朗索瓦准会像儿子奥瑙利那样，靠意志集中，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梦想呢。
奥瑙利·德·巴尔扎克正像从父亲身上继承了活力和编造故事的乐趣那样，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敏感性。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年轻得多，她比自己的丈夫小三十二岁，而且婚姻决非不幸福，但她性格太糟糕，总觉得自己命太薄。她的丈夫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他绝对不让妻子的吵吵嚷嚷和无病呻吟打搅他那泰然自若的性情，而妻子却表现出是个令人讨厌的女性，她以形形色色的歇斯底里的喊叫，表示她常常受到伤害之情。她觉得家里没有一个人给她以足够的爱，足够的尊重，足够的赏识。
她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靠零星缝纫用品生意一分一分地积累发了家。她刚一出嫁成家就把下层资产阶级那种发了霉的狭隘本能带了过来；特别是她把一种小家子气的贪婪习气带进了新婚之家，贪婪的心情同时总是对大笔投资和投机发财垂涎欲滴。对她来说，照料孩子们就意味着教他们懂得花钱是一种罪恶，挣钱才是最高美德，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必须督促他们创造一个牢固可靠的“地位”——或者，如果是女孩子，则要攀门好亲事——，就意味着不给他们任何自由，时时刻刻严厉监视他们。尽管她说这样做全是出自“善心”，但她正是用这种纠缠不休、时刻警觉的操心，正是用这种为他们的所谓幸福所倾注的乖戾热心，促使整个家庭瘫痪；待到好多年以后，巴尔扎克早已成了大人，他会回忆说，孩提时代，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总是吓一大跳。
这位母亲总是冷酷无情地拒绝孩子们对她所做的任务热切亲昵的表示，巴尔扎克忍受他的这位脾气坏、戒律多的母亲之苦，其程度可以从他信中的这句哀鸣衡量出来：“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对她的两个小孩子，劳伦斯与亨利，非常宠爱，然而对她的两个大孩子——奥瑙利与劳拉，——也许这是对自己丈夫的一种变相防御吧——却本能地持冷漠态度，对此，即使是在今天也无法揭示出令人不解的原因是什么。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很难想象有另外一位母亲对其孩子所抱的态度比她更漠不关心、更缺乏慈爱了。她刚生下大儿子，还在坐月子，就把他送出了家，好像她的这个儿子是个麻疯病人似的。这个可怜的婴儿被托付给乳母——一位宪兵的妻子喂养。他在乳母身边呆到四岁，但即使那时，他也不能回家，不能回到父亲、母亲和弟妹身边，不能回到自家那个宽敞和显得富裕的房子里，而是被送给一个陌生的人家，去过寄宿生活；每周只有一次，而且是在礼拜天，他才可以看望自己的家人，仿佛大家是远方亲戚。母亲不准他和弟妹们一起玩，不准给他玩具和礼物。他要是病了，没有母亲守护在他床边，他从来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慈爱的话。每当他依依挨近她的膝头，想拥抱她时，一声严厉的训斥就把他的亲热劲儿吓跑了，似乎他的举动不合礼仪。他长到七岁，刚能像个样儿活动两条小腿，母亲就把他这个不受欢迎的人推进旺多姆一所寄宿学校。他只配远远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去。从此，过了七年无法忍受的教育生活之后，巴尔扎克又回到父母家，母亲依然弄得他——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艰难得简直没法过”。因此，他十八岁上自动离开了这个叫他无法忍受的环境。
在旺多姆，巴尔扎克在奥瑞多利教会学校的精神监狱度过了六年。
这所学校位于旺多姆城中心的罗瓦尔小河河畔，其塔楼十分阴暗，围墙高大厚实，从外表看，它给人的印象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监狱。两三百个学生从第一天起就受修道院的严格训练；这里从来就没有假期，只是在例外情况下，父母才被允许看望自己的孩子；在那几年里，巴尔扎克几乎从未回过家，于是，为特别强调和他自身童年时代的相似之处，他把路易·朗倍尔描写成一个既无父亲又无母亲的孩子，描写成一个孤儿。学校的费用，不仅包括学费，还包括衣食费用，数目相对很小，靠那些孩子们进行节约实在太过分。那些做父母的从不寄手套和暖和的内衣给孩子们——多谢母亲的漠不关心，巴尔扎克也是受到亏待的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因此，在寒冷的冬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双手被冻僵，双脚被冻出脓包，他们冷得无奈，便偷偷地在房间里蹑手蹑脚进行活动。巴尔扎克·朗倍尔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特别敏感，所以，一开始他就比其他所有农家同学所受的罪更多：他习惯于乡下的空气，习惯于任其自然的自由教育，习惯于对他非常慈爱的一位老人的照料，习惯于躺在阳光下沉思遐想，因此，他觉得特别困难的是：遵守学校纪律，排好队列队行走，生活在四壁禁锢的一个大厅里，在那儿八十个小孩子默不作声地坐在木板凳上，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张书桌。他的感官十分敏感，而这种敏感性又使他十分脆弱，他身上的一切都忍受着集体生活的痛苦。毒化空气的气味掺和着一向肮脏的教室散发出的臭味，教室里到处是我们的残羹剩饭；这种气味刺激着他的这种嗅觉，嗅觉与其它感觉相比和大脑组织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嗅觉若是受到损害，必然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思维器官。除了以上这些造成空气污浊的东西外，在我们的教室里还有许多柜子，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柜子里保存着自己的“小宝物”：为庆祝节日而宰杀的鸽子或从食堂里偷来的食物。此外，在我们的房间里还有块很大的石头，上面随时都摆着盛满水的两只大木桶，有点儿像是水槽。每天早上，我们在老师的监督下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洗手洗脸。然后，我们从那儿走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女人为我们梳头搽粉。我们的寝室，每天只在我们起床前打扫一次，因此一直肮脏不堪。虽然有许多窗户和一扇高大的门，但房内的空气不断被种种气味儿搞得十分污浊，那些气味除了来自挤在一起的八十个孩子的身体之外，还来自盥洗处、梳理处、肮脏的柜子，每个孩子的活动场所……以往他生活在乡下，呼吸着洁净、芳香的空气，而现在这种空气没有了，他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学校的纪律又是如此严明——这一切使朗倍尔感到十分忧伤。他总是用左手支撑着脑袋，臂肘支在书桌上，观望院子里的绿色树木和天空中的云彩，他常常这样消磨上课的时光；他看上去在做工课，但老师看到他的笔并没有在移动，他面前放着的仍是一张白纸，这时老师冲着他喊叫道：“朗倍尔，你又是在偷懒！”——《路易·朗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