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是广州电台的记者，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我的理解，西方的人文观念讲得更多的是权利、平等、自由等，我们儒家的人文思想讲得更多的是义务、规范，比如仁义忠孝。西方二百多年来解放了人的思想，使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其实这并不利于社会的凝聚，而我们的儒家思想却实现了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您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轮到西方社会应该向东方儒家思想学习的时候了？
答：我不这样认为。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说西方文明遇到了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包括季老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世纪，我是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完全没有根据。从你说的角度看，为什么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要让位于以义务为本位的文化，这也根本没有道理。这两种文化比较起来，我认为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是更加对头的。要说社会秩序，我认为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秩序是更好的秩序，既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又有个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因此社会更有凝聚力，社会的基础更稳固。我很不喜欢东西方文化谁好谁坏的争论，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道理本身上，今天我说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优点，也只是因为道理本身，我的确认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这样一种尊重生命、头脑和灵魂的文化。从长远来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类社会越往前走，它并不是说越靠近西方文化，或者越靠近东方文化，而是越来越把各民族好的东西融合起来，应该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这样，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最后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好东西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问：我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谢谢您的讲座。在第一部分您谈到了建设法治秩序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法治进程里并不缺乏法律，问题在于怎样执法，社会现象给了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政府或者说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里造成了很多对生命价值的漠视，比如说几年前很着名的孙志刚事件。请问在您看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应该怎样去平衡这种执法和尊重人的价值的矛盾，法治和人性的矛盾？
答：首先，法律和法治是两个概念。一个以人治为本位的社会也有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法治社会。我所理解的法治社会，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护所有个人的自由，这是它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某项法律违背了这个原则，那么这项法律恰恰是对法治的违背，是和法治相反的东西。你举的例子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孙志刚事件中，收容条例作为法规是违背个人自由原则的，所以不是法治，而是法治要废除的东西。事实上，通过这个事件，社会上很多学者呼吁，最后的确把这个条例废除了。我们长期是人治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会逐渐发现它们是违背法治的，逐渐把它们废除掉，我们是在慢慢进步。作为行政机关应该怎么做，我认为现在主要问题是政府权力太大，不受约束，无法监督，人治的成分太重，所以关键在于缩小人治成分，逐步健全法治。至于具体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做，如果他觉悟和水平足够高，就应该尽量低调执行那些违背法治精神的法规，他没法废除它，但是可以掌握好一个度，采取通情达理的立场。制度恶，人可以是善的，可怕的是制度恶人更恶，老百姓就遭殃了。
问：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其实是很偶然诞生的一个生物，我们人类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我也对宇宙学感兴趣，霍金认为地外智能生命体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可能比人类智商更高，请问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答：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也许所有的哲学家都回答不了，这是永远的困惑，而哲学存在的理由可能就在于此。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或者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是哲学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但是给不出答案，如果给出了一个答案，你会发现那一定是宗教性质的答案。说宇宙是一个物质的宇宙，人类是这个物质宇宙中非常偶然的产物，这是自然科学的解释，按照这样的解释，就的确没有终极意义可言。所以，面对终极意义的问题，哲学只好向宗教求援，也就是相信宇宙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本质，这个东西保证了人类存在具有永恒的精神意义。第二个问题，关于高智商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我说不出什么看法，我希望它们不存在，否则人类的生存就更没有意义了。
问：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您说人性的高贵和尊严是道德的根本，但是现在中国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还有很多，如果要让农民提高自身的道德，您会如何向他们解释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答：其实很多没有文化的人，包括农民，他们对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已经有自己很朴素的理解，他们会说这个人不是人，人要像人，不能做不是人做的事情。
问：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同志，我想向您请教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时代甚至于包括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荡时期，中国也不存在所谓新的三座大山，政府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看病是免费的，大学教育中包括农林牧副渔还有师范大学也都是免费的，住房子也不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现在反而干什么都要钱了，看病、上学、买房都贵，压得人喘不过气。这一点我就不理解了，以前经济那么困难，都不要钱，现在经济发达了，反而都要钱了。我觉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是转坏了，而不是转好了。这个问题请周教授能够给我指点一下。
答：我也认为在这些年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和医疗完全转错了方向。在任何现代国家，教育和医疗的主体部分都是公共财政拨款的公益事业，不能市场化、产业化，但是我们却推行所谓产业化，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教育和医疗部门垄断了公共资源，又利用垄断优势来高收费，这本身是极大的不公平，实际上侵吞了公共财政中老百姓应得的份额，而且必然导致腐败。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就否定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关键是朝什么方向转。经济上的转型应该是放开市场与保障民生并重，而且把放开市场得到的税收主要用于保障民生。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该放开的市场没有放开，该保障的民生又没有保障，原因还是在于法治不健全。
问：周老师您好，一直以来，我很希望成为像您一样的学者，可是在我人生的转折之际，很不幸我的恩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做一名学者或者要去做学问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都是被体制化了的。当时，我几乎面临整个之前所建立的东西的一个崩溃，我无法找到自己的去向了。我很迷惘，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答：你的恩师怎么能这样对你说呢？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人是不是被体制化，主动权在他自己。在体制内，你也可以主动地自我边缘化，现在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也包括我。
问：我看过您写的自传，包括您的北大岁月那一段，我感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这和人文精神关系不大，因为在您那个时代，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好像多得多，但是对社会也是无能为力。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怎样适应社会？像于丹这样适应的，可能只是一个知道分子，您怎么评价这样的知识分子？
答：知识分子如果只是适应社会，还要知识分子干什么？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坚持人文精神，坚守人类那些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包括人性层面的善良、丰富、高贵，社会层面的自由、正义、公平等等，为此必须和社会保持一个距离，对于违背这些价值的倾向进行批判。所以，你说的对于社会适应不适应的问题恰恰和人文精神有很大关系，而不是关系不大，一个知识分子不去适应社会，正是因为他有人文精神，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立场。当然，你说的对社会无能为力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虽然反对社会的某种主流倾向，却无力改变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第一，改变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是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他的努力也加入了这个合力；第二，即使暂时改变不了社会，他没有被社会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问：我是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您的演讲。您谈到信仰的问题，说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我认为儒家文化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您不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教？还有道家算不算中国的本土宗教呢？中国人信的佛教、道教都是很实用的，你信仰它是对它有所求，而西方人似乎比较空灵一些，中国人的确比较务实一些，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种务实的信仰就不是信仰呢？
答：我要反问一句：务实的信仰还是信仰吗？信仰一定是务虚的，解决的是灵魂的问题，终极意义的问题。这样来看，我认为儒家和道家都不成其为宗教，因为它们都不是灵魂对终极意义的追问。你说道教务实，的确如此，它想通过炼丹、练功做到长生不老，追求的是长生不老、肉体不朽，无关乎灵魂，而这恰恰说明它不具备信仰的品格。但是佛教不同，佛教本来是十足务虚的，是要透彻地想明白人生的道理，它是被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人弄得实用了，离佛教的本义已经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