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客观环境限制，老天桥杂技中也有一些是残忍、恐怖与低俗的表演，卖艺这种商业模式较低级，许多艺人多说少练，甚至光说不练，练也不练绝活，从艺术内容到经营形式，都比较粗放。加上天桥管理松散，导致黑社会、恶霸横行。此外，老天桥安全隐患也较多，比如老天桥最早的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等说唱之所，后来都因火灾而销声匿迹。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华杂技团”（后更名中国杂技团），许多老天桥艺人加入其中。在此之前，并无杂技之名，只是泛称“杂耍”、“把戏”，周恩来总理综合了各方意见，将其统称为“杂技”，从此杂技之名得以流传。随着杂技走向世界，它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喜爱与赞誉，1957年，在世界青年节上，老天桥艺人“小老黑”金业勤的车技还赢得了国际比赛金奖。
邓友梅先生的烟壶缘
邓友梅的代表作《烟壶》闻名遐迩，对其中内容，读者多视为“小说家言”，是想象力的产物。其实不然，书中关于内画壶工艺、北京民俗的描写，乃至部分情节，都有所本。
比如《烟壶》中的烟壶聂家，其实是烟壶叶家，是清末民初北京内画壶大家。鼻烟是利玛窦带入中国的，清代十分盛行，传说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内画壶工艺，到清末出现了马、周、叶、丁四大家。
周是周乐元，长于草虫山水；马是马少宣，以肖像与书法闻名，他的字写得特别好，一般人比不了，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誉奖；叶是叶仲三，擅长人物；丁是丁二仲，文学修养深，把内画壶技艺带进了大雅之堂。
遗憾的是，由于战乱频频，艺人无以自养，纷纷转行，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叶派传承了下来，叶仲三的传人是他的两个儿子叶晓峰和叶祺。新中国成立后，叶家三人被工艺美术厂聘用，带徒传艺，刚开始叶家不愿外传，推说不习惯在厂里干活，喜欢躺在自家炕上创作，厂里说，可以为他准备炕，叶家无可奈何，才带出了王习三、刘守本等高徒。
内画工艺异常繁复，首先要在壶中填入铁砂子，来回摇动，磨成毛玻璃状，这叫“涮里”，然后用带弯钩的笔在内部作画，创作难度非常大，画上了就不能改，越画到后面心理压力越大，画家要有非常的耐心和定力。一般情况下，画半个小时就要休息一次，每两个小时就要闭目养神片刻，而且晚上只能描线，不能上色，否则在灯光下可能偏色。这一行到年龄就干不动了，眼睛不行，手也抖。
过去西方人不相信内画壶中的图案是画上去的，艺人们出于技术保护的目的，也骗外行说，这是用法力驾驭狐仙，进入烟壶内部画成的。这就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加上价格高昂，多为官员、豪富之家赏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知道这门手艺的人并不多。
邓友梅先生在工艺美术厂的配合下，曾对叶家后人进行专访，在小说《烟壶》中，乌世保在监狱中掏鼻烟，无意创作出内画壶作品，本是内画行业产生的传说，而书中提到的烟壶聂家，应是烟壶叶家的一音之转。邓友梅先生这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大大拓展了北京鼻烟壶的知名度。
内画壶是老北京独有的工艺品种，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为各地培养出许多人才，到上世纪60年代，国内已成京派、鲁派、广东姚江派三足鼎立之势，以后叶派弟子王习三又创出“冀派”，蜚声国际。但无论哪一流派，它们的根都源自北京，都是老北京的骄傲。
前门上为何会有西式装饰
前门是老北京地标性建筑，但细心人会发现，它的制式与传统城门建筑颇有不同，特别是东西两侧镶有巨大的西式绶带装饰，有如天外来客，令人好奇：这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前门本名丽正门，元大都即有，明沿用之，但并无城楼，直到1436年方建楼，改名“正阳门”。正阳门高42米，为“京城九门之首”。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正阳门城楼被炸毁，1903年重修时，找不到原设计图纸，只好模仿崇文门的城楼和宣武门的箭楼而成，只在高度上有所增加。
1914年，朱启钤启动北京旧城改造工程，前门是他改造计划的重中之重。清代北京内城只能满人居住，商业设施皆不能进入，商品流通只好集中在前门外，此地地狭人稠，交通不便，京汉、京奉铁路在前门外设站后，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的格局，当时老前门尚有封闭型瓮城，大而无当，成了交通瓶颈，改造势在必行。
朱启钤力排众议，请法国工程师罗克格来改造前门。拆除瓮城后，将前门箭楼变成单体建筑，但这一改，尽失其雄伟、浑厚的风格，令原设计中质朴、不重装饰的缺陷一览无余。为此，罗克格只好在装饰方面下足工夫：所有的箭窗都装上了玻璃，下面两排加上西式拱檐；添建了半悬空的月台，并用汉白玉围栏突出横向装饰效果；在箭楼东西两面，各加上一个绶带形的装饰……这些改造，在当时便遭到很多批评，仿佛在中式棉袄上添上西式蕾丝花边，既不实用，也不协调。
前门改造工程于1915年6月16日正式开工，袁世凯赐给朱启钤银镐，朱以此镐刨下了北京第一块城砖，从此掀开旧城改造的序幕。朱启钤兴修如此浩大工程，完全自筹资金，未向袁要一分钱。当时袁资金艰难，虽向日本等列强贷款甚巨，仍经常拖欠政府官员薪水。那么，朱启钤的钱从哪来呢？
朱曾任交通总长，以前门改造有利铁路发展为由，说服了京汉、京奉铁路局各负担20万元，有了这笔钱，他的改造计划畅通无阻。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千步廊被拆除了，老北京原有皇城也拆掉了大部分，此外还改造并拆除了内城诸多路口的牌坊。
虽然朱启钤的改造动作颇大，但他整体上比较重视传统建筑风貌的保护，在保护文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的改造工程在保留旧城精华的基础之上，基本满足了后来数十年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一片赞誉之声。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前门改造多少也留有遗憾，值得后人总结经验教训。
摄影术，曾经的艰难岁月
摄影术从一问世起，便在世界各地迅速流传开来。奇怪的是，这样有趣的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却步履维艰，直到60多年后，才被真正接受。其中的辛酸，令人感慨系之。值得一提的是，在摄影术的传播过程中，北京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
1839年，摄影术正式发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查长于勒·埃及尔为当时清政府两广总督耆英拍了一张照片，此时摄影术刚刚发明5年，这张照片至今仍保留在巴黎摄影博物馆中。
耆英虽然是皇族，但思想开放，曾将自己的个人照片分赠给英、法、美、葡四国使臣，并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了这件事。
此时，国人对这种新技术还感到很好奇，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盲目排外的心理空前高涨，看到西方士兵经常手持摄影机，四处拍照，便附会说那是“收人魂魄”的工具，在集体妖魔化的背景下，摄影术在国内处于停滞状态，其实，一些开明之士对摄影术已有所了解，1873年，更有摄影专著《脱影奇观》问世，无奈主流意见对西方文明仍是一味排斥，因此摄影术只能在少数贵族内部中流传。
1888年，珍妃进宫，珍妃喜爱摄影，将摄影术带进了皇宫。珍妃个性活泼，初期颇得慈禧欢心，后因清政府开支紧张，宫廷不得不压缩用度，珍妃便私通家人卖官鬻爵，从中牟利，甚至连上海道台这样重要的职位，也敢私相授受。此事败露后，慈禧盛怒，将珍妃施以脊杖，打入冷宫，庚子事变中，珍妃暴毙，她所拍摄的照片也被尽数毁弃，至今仅存一张。
1892年，留日学生任景丰在大栅栏开办了“丰泰照相馆”，这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馆，虽晚于上海，但主要业务面向国人，因此影响颇大。
经庚子事变惊吓，慈禧加强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交流，在法国出生的德龄公主得到重用，德龄娴熟西方外交礼仪，会多国语言，又是皇族，深得慈禧信任。1903年，在德龄的推荐下，她的哥哥裕勋龄成了第一位“御用”摄影师，裕勋龄曾在法国学习过摄影，他的照片比珍妃专业多了，更富层次感，加上裕勋龄相貌堂堂，深得对相貌很挑剔的慈禧的欢心，就这样，在裕勋龄优雅的风度与相貌的辅翼下，摄影术终于被权力所认可，从“妖术”变成了科学。
1905年，“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此前，大观楼已开始放映西方电影，虽然只是5分钟左右的短片，但现代摄影术带来的震撼效果，深深感染了北京人，人们摩肩接踵，使交通经常堵塞。《定军山》的公映，更成为一时之盛。
1909年，丰泰照相馆毁于火灾，北京最早的照相馆至此遗迹无存。
北京最早的油画
油画，是公认的西方美术绘画品种，但它的本源，实出于亚洲。在阿富汗巴米扬山区的洞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创作于公元650年左右的油彩壁画，而西方将油与颜料结合，则是13世纪以后的事了。
油画从东方传到西方，再传回东方，在这个轮回中，北京地位独特。
1600年，利玛窦来京传教，为得到皇帝的批准，便将三幅个人作品进献给明神宗，它们是北京城最早的油画。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建了一个小经堂，这三幅作品便供奉于此。
明清两代，北京和广州是最吸引西方传教士的两个城市，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也带来了油画，遂使北京成了传播西方美术的桥头堡。
让利玛窦失望的是，明代皇帝对油画兴趣不大，直到清乾隆时，情况才得以改观，意大利人郎世宁、潘廷章，法国人王致诚等先后被聘为宫廷画师。乾隆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为纪念这一不世功勋，他让西洋画家们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在法国雕成铜板，印了200张，全部工程历时11年。看到成品后，乾隆大为满意，从此对西方绘画至为推崇，并要求从“包衣”（家奴）中，挑选聪明的小孩来跟传教士们学画。
据记载，这些学习西方油画的包衣子弟，有王幼学、丁观鹏、张为邦、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葛曙、永泰、王儒学、于世烈等，他们是中国最早学油画的人。
说到北京油画，不能不说郎世宁，他历仕康雍乾三朝，不仅会油画，还自学了中国画，他将中西技法融会一炉，加上门下弟子众多，甚至在宫中形成了“新画体”集团，成为东西美术交流的标志性人物。
不过，当时做宫廷画师也并不轻松，每天清晨就要从东华门寓所步行进皇宫，7点必须报到，然后上班画画，一直画到下午5点。房间方位不好，冬冷夏热，工作条件很差。郎世宁的作品当时影响不大，因为他的中国画是后学的，根基薄弱，笔力不足，当时的中国画家对他颇不以为然。
利玛窦当年的画作早已散佚，但郎世宁的作品仍有部分留存，至于国人自己的油画作品，应以《桐荫仕女图》最早，此画技巧笨拙，也未署名，应为西洋画师的弟子所做。以后郎世宁的弟子王幼学、丁观鹏等，都有一些作品传世，满族画家五德的纸本油彩山水画，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家油画作品的代表。
国人真正接受油画，还是薛福成访欧，写了《巴黎观油画记》，此文传诵一时，加上后来康有为的大力鼓吹，才使油画真正被大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