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为何只做小买卖
老北京商业源远流长、积淀深厚，鹤年堂、便宜坊、六必居等传承数百年，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然而，这些老字号却未能做大，始终没能脱离小买卖的范畴。是什么限制了这些企业的成长呢？
首先，有制度的原因：老北京商业多是无限责任，企业倒闭了，欠债依然要还，实在无力承担，经营者会被关进监狱，这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情况差不多，令普通人视商业为畏途，既不敢贸然吸纳投资，也不敢轻易扩大规模，一有盈利，便去买田置业，转向更安全的投资方向。故本地商人干不过外地商人，而外地商人做大了，便收手回乡当地主，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
第二，有市场的原因：在农耕时代，市场需求小，制约了企业发展，明代外贸出口曾是一个显著的亮点，造就了许多富豪，这与明代重视商业相关，1397年，朱元璋曾下谕说，“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的商人到明朝进行贸易”，“朕再次重申，明朝官吏百姓不得恃强欺谩外国商人”。但1510年起，明实行“海禁”，不允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清初禁海更严，1684年才解除禁令，出口受阻，商家发展被遏制。
第三，有产品的原因：老北京商家贩卖的多是手工制品，产能有限，质量不统一，一旦规模扩大，企业反而危险。比如茶叶出口，本是拳头项目，生意规模扩大后，管理跟不上，市场上假冒伪劣泛滥，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到清末时，中国茶叶出口被印度超过。
第四，有资本的原因：从明代到民国初期，长期没建立起有效的银行体系，企业融资困难，在很长时期内，只能依靠美洲白银作为交易中介，据顾炎武记载，清初时市场所用白银十之七八来自海外，一旦白银外流，必然导致“钱重物轻”，引发通胀，清代末期，在鸦片的冲击下，社会财富逐渐被剥夺，走向贫困化，到后来，除了外资、官资之外，民间资本所剩无几，即使全力投入，也难以组成大型企业了，虽想“实业富国”，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五，有外来冲击的原因：在1900年前，中国严禁私人设厂，因甲午之败，清政府被迫允许日本人在华私人设厂，这就让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污染成本等优势也一并丧失，日本投资一度占据了老北京商业的绝大份额，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
人天生就具有经济理性，只要条件适宜，就会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在传统社会中，专制者特别忌惮私人企业，担心其实力增强后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故横加限制，加上封建制度高度腐朽，贪官污吏层层克扣，官方资本与民争利，垄断企业窒息竞争，最终老北京商业只落得表面繁荣，市面热闹，却无法做大做长久。
清代驸马“工资”低
皇亲国戚，自古被认为身份高贵，过着花天酒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生活。但事实上，其中臆测与传说的成分颇大。明清两代，绅权为了制约皇权，往往对皇家特权进行夸张宣传，以形成舆论压力，这便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定式，以为皇家必然是骄奢淫逸、奢华无度的，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至少明清两代，驸马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
驸马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官职，全称“驸马都尉”，负责车马。西汉时，辛道度路遇一女子，自称公主，愿以身相许，并以金枕为信物，但此女已去世甚久，皇家发其冢，随葬各物皆在，唯失金枕。此说离奇，但汉代迷信，以为辛道度感动了逝者的灵魂，便封为驸马都尉，以后历代沿用。驸的本意也是马，过去三马拉车，左右两边的马叫“驸”，掌驸工资高，年俸两千石，但职权不大，适合姻亲担任。
“考状元，娶公主”，这在民间流传颇广，甚至成了下层读书人的梦想。但历史上留下姓名的状元839人（含武状元），当上驸马的只有唐朝郑颢一人。古人学业需“十年寒窗”，科举三年才一次，真考上状元，早过婚龄。以明中后期为例，驸马年龄在14—16岁之间，平民已无入选机会。
明代驸马可享受公主每年二千石的禄米，子孙世袭，尚算风光。清代就较艰难了，固伦公主（即皇后生的女儿）每年给银不过400两，米400斛；而驸马（清代称为额驸）为300两，米300斛。乍一看，清一品大员年薪才180两，驸马收入也不算少，但一品官有养廉银拿，此外有“炭敬”、“火耗”等灰色收入，年入万两都属罕有的清廉，这样一比，驸马只能算低收入阶层。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颇多，这些“额驸”的工资更低，还不足“满洲额驸”的三分之一。
清代工资长期不变，后期物价腾贵，加上白银外流，工资无法足额发放，驸马生计日渐艰难。光绪时，甚至有驸马与仆人合伙，到玉器店行骗，店主惧怕驸马权势，只好自杀，幸未遂。其实驸马有多大权势呢？听说要出人命，吓得驸马又把骗走的东西乖乖地还了回去。
成为驸马，皇室免费提供府第，但驸马只有居住权，没产权，公主去世，府第必须归还，驸马如续弦，工资与爵位还会被革除，连皇家所赐的嫁妆、珠宝等，也一并归还，但娶妾不在此例。
收入少之外，生活上还有诸多限制，清代公主与驸马不能同席饮食，公主去世不入驸马祖坟，也不与驸马合葬，性生活更不协调，此外，驸马娶公主不能叫娶，叫“尚”，听着就卑贱，故贵族人家往往以子弟当驸马为耻。
对皇亲国戚设置较多限制，以防止他们利用身份窃取并滥用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危及皇权，清代统治者对此还是很警惕的。
老北京房价不便宜
房价，与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老北京的房价如何？从整体上看，北京房价一直较高，但也有相对低的时期。
清代没有相关统计数据，只能根据具体案例来判断。比如乾隆十二年，太平湖东（今新街口一带）七间半卖出价为85两。当时普通旗兵的工资是每年12两左右，要买这样的房，得7年多，加上契税（清代一般为9%，光绪时一度为3.3%）和中介费（3%）等因素，需要时间更长。此外，还需考虑家庭开支的状况，老北京绝大部分开支在饮食，直到解放初期，仍占收入的80%。旗兵每年有20斗禄米（约250斤），如果家庭人口多，还要另行买粮，想买房也不那么容易。
一些文章用米价来换算当时工资水平，有失客观。因为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米价波动最为剧烈，甚至相差百倍。
民国初期，北京房价相对低迷。一是房屋供给量大，特别是定都南京后，各机关南迁，空房更多，二是城市人口少，需求有限。据1929年《土地房产评价暂行规则》，当时北京城区各类建筑物，每间价格从300元到25元不等，郊区为260元到20元不等。其中洋楼最贵，城区普通瓦房一间只要100元。到1933年时，甲等瓦房也才160元一间。
以鲁迅先生为例，1919年在八道湾买了“三进的大院子”，只花了3675元，相当于他十五个半月的收入，1925年，鲁迅又在阜成门内购买了一套小四合院，不过800元左右。但两次置业的位置都非“黄金地段”，且房屋质量不高，皆为不合“规矩”的四合院。特别是后来的“老虎尾巴”，地处顺城街，邻居多为贫民。鲁迅在当时属中高收入阶层，他置业尚且如此将就，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即使房价不高，也多是可望而不可即。
1941年起，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北京房价飞涨。根据1946年1月抽查，当年瓦房最高交易价每间2.4万元，最低7千元。可到6月，瓦房每间最高交易价已达17万元，最低3万元。到1947年，瓦房最高价每间308万元，最低56万元。到1948年，因通货膨胀过于猛烈，只好每2月发布房地价指数，普通房产交易已基本不使用货币，多以黄金、布匹来交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房屋买卖按白布计算价格，每间平均为“大五幅”白布40匹左右，地点好的普通四合院可卖四五百匹“绿阳光”牌白布，有的可达千匹以上。
京城居，大不易，自古皆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城市发展的进一步提速。
老北京为何东富西贵
老北京“东富西贵”，此说流传甚广，但究竟何意，争论颇多。
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东和西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因清末东城区多商家，西城区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区，东指老崇文区，因清制汉人非功不得居内城，故汉吏多住崇文，他们与商人暗中勾结，多成富人，而汉官多住宣武，清室为汉功臣赐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门大街，它东边多票号、大买卖，故称富，西边多会馆、戏园等，故称贵。
那么，究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
首先，要看“东富西贵”说从何时开始流传。一说为明朝，一说为清末，但后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规划巨变，内城皆为八旗驻地，就算明代有过“东富西贵”，至清也完全被推翻。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东富西贵”说，则不可能指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明代时商业已很发达，当时它东边多是粮店，也谈不上“贵”。前门大街原本宽阔，但游商占路交易，后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门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贵”，岂敢如此操作？此外，东边的大栅栏一带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区商贸发达，这是事实，但老北京好几个城门附近都有商业区，清末老地安门一带之繁荣并不亚于前门，内务府几个重要的采买部门都在此办公，官商结合尤其密切，只因后来前门修了火车站，地安门才相对衰落。可见，当时崇文区和宣武区未必“东富西贵”。
由上分析可知，“东富西贵”应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证，最早记录此说的是清末学者震钧，此后崇彝在他的名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讨论，他认为“西贵”说无据，并罗列了东城尚存的27所王府与官宅，多于西城的20所。他认为，因西城荒凉，与东城有差距，提“西贵”是为了衬托“东富”。
而老崇文区和老宣武区为“东富西贵”的记载，出自民国，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传说，附会以当时北京城的状况。当时崇文、宣武迅速发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传统的东城区、西城区相形见绌。
那么，崇彝认为只有“东富”没有“西贵”是否正确呢？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刹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属于皇家的水源，从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选地，只是它不断干涸，于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许多官宅被淹没在胡同中，什刹海沿岸王府非常多，故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沿水而居，必为贵人。“西贵”说可能是这种记忆的体现。
老北京当铺心太黑
提起老北京的当铺，人们印象颇差，一直以来，被称为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乘人之危，投井下石的行业”。这固然是事实，但老当铺行业能生存发展，其背后也不无理由。
对老当铺评价不高，源于两点，一是服务差，二是盘剥重。
服务差，传说当铺是囚犯发明的，故内部设计、管理模式无不模仿监狱。老北京做生意讲和气生财，但当铺却恶声恶气，且当面说谎，故意将好东西说成是坏的，压低价格。此外还有一套“春点”（黑话），外人根本听不懂，“当票”书写也是龙飞凤舞，无法辨识。
盘剥重，老当铺一般是五分利，此外还有很多霸王条款，东西只要进了当铺，当天取回也要按一个月计利。
蛮横如此，老当铺底气何在？其实很简单，有官家在背后支撑。
清代规定“官不与民争利”，官员不能参与商业活动，但他们聚敛的财富需要保值，故私下寻觅代理人开字号，名为私营，实为官本。老北京商业中，宫廷经济比重甚巨。皇家曾严厉打击，也处理过和砷等大案要案，但震慑效果有限，加上皇族自己也从事这种勾当，管理者难下杀手。
有权力做后盾，故清代钱庄业曾极大繁荣，当时有钱人的标志是“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陞，腰缠四大恒”，所谓四大恒，即四大钱庄的银票，四家中最大的是恒和刘家，一度与胡雪岩并称为“南胡北刘”，背景是那桐和增崇。
然而，权钱结合只能诞生怪胎，既然靠吃利润就能盆满钵满，谁还会拓展服务呢？谁还愿意通过加大流通来获利呢？随着西方银行的进入，传统钱庄的弊端尽显，其贷款利率普遍高出银行三倍，根本无法竞争。
竞争失败，刘家等钱庄便转向了当铺。当铺面向中下层人民，流通很小，现代银行看不上眼，而官商结合，又提供了暴利的基础，这给老当铺畸形发展提供了土壤。
清盛期，政府对当铺管理严格，以防富人盘剥太过，引发社会动荡。故老北京当铺最初都是官营，服务人员都是官家的人，自然将官场习气带入行业中，对待顾客有如对待草民，态度异常恶劣。至晚清，虽私人经营，这个传统依然被传承下来，因为各当铺也都背靠官家，没必要对穷人客气。
当铺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本有利处，但旧社会穷人处于最底层，有委屈、受剥削也无处申告，只能任由奸商、贪官宰割，而这样养肥的当铺表面阔绰，但服务水平低、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倒闭无数。
老北京当铺业的失败，证明权力豢养的企业不仅起不到推动经济进步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毒瘤。
清代官饭不好吃
升官发财，这是古人几千年的梦想。但官饭真那么好吃吗？从资料看，至少在清代就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平民当官不易，虽有科举，但考上功名，还要等职位空缺，机会极少。就算通过殿试，一般也是进翰林院坐冷板凳，每3年还要末位淘汰，曾国藩当年就差点被淘汰掉。
其次，当了官，收入也很低，清代7品官年薪45两，米22.5石，和骑兵相当，且百年没涨工资，但能享受“福利分房”，九品官给房3间，也是个小四合院。
第三，办公条件极差，所谓“官不修衙”，当官总在流动，谁也不愿给后人栽树，所以清末时机关房屋大多破败。
第四，上班是个苦差事，清代家法甚严，早朝安排在卯时（早晨五至七时），无故缺勤是大不敬，缺一天打20小板，凑够35天判一年徒刑。清制汉人非功不得住内城，大臣们只能早起床，赶着去上班。明代北京尚有路灯，魏忠贤时以防火为名取缔了。路黑难行，为防备摔伤，下层官员只好等在东华门外，因大官上朝有牛角灯，可跟在后面，借它的光亮上朝。
第五，平时没休息日，只是每年春节前后休一个月，好在下班时间较早，冬天是下午三点，夏天是下午四点，中间有午休，时间安排较宽松，有时能一直休到下班。早朝后，皇帝会请重要官员吃午饭，即“退食”，退食后的时间较闲散，很多人用来看书写作，因此出了不少“退食录”，都是上班时间干的私活。但进了内阁，就没这么舒服了，皇帝晚上会召见，此外还要值宿。历代内阁对此深恶痛绝，常托病请假，宋代多借口肚子疼，所以值班手册又叫“害肚历”，明代多借口感风，值班手册被戏称“感风簿”，清代则多借口“感冒”，意思是感风已经“冒”出来了，不休息不成，由于常用，感冒居然替代了感风，成了疾病的正名。
明清皇帝对官员很苛刻，对奴才却宽松，清代高级太监都是上半天班，休一天半，比大臣舒服多了。除收入低、工作累、没休假外，官员压力还很大，比如奏折不能写错字，举止要合礼仪，工作出错还会受重罚，如此不近人情，谁还当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