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上看，化纤花仿真度差，品种奇少，不及宫花的十分之一，虽价格便宜，但档次很低，为什么能后来居上呢？这与宫花从一开始在国际上就走低端战略，没能创出自身品牌有关，加上企业管理、经营上弊端多，抑制了传统工艺的创造力，此外没主动营造国内市场，年轻消费者对它了解甚少，一旦遭遇危机，必然难以为继。
在北京传承了几百年的手艺，走到后继乏人的窘境，宫花留下的教训，值得深思。
老北京的冬天有多冷
北京会遭遇“千年极寒”吗？究竟该如何应对？其实，只要做好准备，也没必要太紧张。从历史上看，老北京比现在要冷得多。
据史书记载，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正月十三日，天气剧寒，甚至在南郊参与祭祀的皇家仪仗人员和乐官都被冻死。至于普通人冬天被冻死的记录更多，最多时城内一日竟冻死170多人，甚至出现了轿子中坐的人和轿夫一起被冻死的惨剧。
到清代时，北京一年中150多天属寒冷天气，据估计，城内最低气温曾达零下20—30摄氏度，只是那时还没有现代测温仪器。北京最早的温度记录始于1869年，以后的140多年中，最低温度是零下27.4℃，是1966年2月22日在大兴县东黑垡达测到的，但这样的记录只出现过一次，且并不在城区。
其实，老北京忌惮严冬，也与取暖条件比较差有关。在过去，普通人家只能烧煤球，即将煤粉和黄土掺和在一起，以充分燃烧，拉黄土在老北京是专有的一行，但烧煤球有异味，也比较脏，还易引发煤气中毒，许多人家白天使用煤炉，晚间就搬出屋了。
即使是皇家，也只能用木炭取暖，明代后期皇宫一年用炭9万斤，为此专门设立了惜薪司，负责官员地位很高，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有时比内阁大臣的面子都大，故被称为“近侍牌子”。明代皇帝冬天也给官员发木炭当福利，不过小官每人每天才1斤。到了清代，皇宫为冬季取暖共设了三个部门：蓺火处负责火炉和柴炭，柴炭处负责储存和分发，烧炕处负责烧炕。即使是皇太后，冬季每天也只能领到120斤炭，这些炭要供伺候她的上百人取暖，也算不上很富裕。
老北京取暖条件差，无家可归者就更艰难了，夜里只能“抱火锅”，即蹲在墙边睡觉，把身体缩成一团，怀里揣个小暖炉，里面只有很少的炭，靠它的那点热量过夜。遇到特别寒冷的天气，体力差的人就很可能被冻死。
即使是普通人家，冬季也很难熬，家家少不了三大件：挡风的棉门帘、苫白菜的蒲草帘和小孩的屁股帘，这被戏称为“岁寒三友”。
在今天，有了现代的取暖条件，北京人对冬季的寒冷已不再畏惧，2008年北京曾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冷冬”，但有印象的人已经不多了。寒冷易引发多种疾病，对老人和儿童的健康尤其不利，应特别注意保暖。
爱看戏的老北京人
北京人爱戏，名闻遐迩，在这片土地上，京剧得以生根发芽，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京剧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首先，与商业繁荣相关：表演艺术的进步，要依靠商业环境，否则戏班无法生存，演员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训练和钻研业务。中国戏剧种类颇多，但影响较大的剧种都诞生在富庶地区，清代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更是南北物流的中心，这推动了娱乐业的进步。
其次，与人文环境相关：戏剧艺术不断提高，与观众整体素质有很大关系，只有高端观众数量多，剧组才会有提高自身水平的动力。清代富庶城市颇多，但说到人文荟萃，还是北京最具代表性。因为，过去官员要通过科举，本身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加之外地举子为求功名，多汇聚京城，再有就是世家大族门风森严，此外皇家也比较关注京剧，几方合力，营造出高端市场。以慈禧太后为例，她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主要知识都来自看戏。再比如清代戏院有“官座”，即包厢，每天费用高达40吊，居然供不应求，有了这个支撑，各戏班自然会全力打磨技艺，精益求精。
第三，与完善的培训体系相关：市场投入大，则专业分工逐步细化，特别是后来戏校的诞生，比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更有优势，师傅带徒弟固然较深入，但培训数量少，此外徒弟易受师傅个人风格限制，而学校式教育有利于打造全面型的人才，培训效率也高，从而为舞台源源不断输送优秀人才。
最后，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通过舞台不仅能赢得观众的赞美，还能得到全社会的重视，这刺激了外行人加入其中的积极性，而外行乃至外行子弟进来，会将不同的行业经验带入舞台，提供更多元化的营养，避免了行内子弟近亲繁殖、经验封闭的风险。
在清末民初，不仅戏园里有表演，茶馆、餐馆、寺庙都有京剧表演。一方面是观众多，其他行业要靠这个拉客，另一方面，按清代规矩，女人不得入戏园，民国时虽无此限，但日久已成风气，普通女子一般也不敢向流俗挑战。然而，古人以孝为先，母亲做寿，需要唱戏来凑趣，这就促成了堂会的风行，但富贵人家自己有戏台，尚可如此，普通人操办不起，便借用寺庙演戏，清代禁止女子入戏园，却没禁止她们看戏，在女性观众的支持下，戏剧从在寺院演，逐步扩散到餐饮、茶楼、会馆。
老北京最早的公共体育场在哪儿
现代体育，是从西方舶来的概念。1904年，清廷颁布《奏章学堂章程》，规定学堂需增设体育科目，这推动了体育场馆的发展。
北京比较早的体育场馆有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建于1914年）、清华学校体育馆（建于1918年）、先农坛体育场（始建于1936年）等。其中先农坛体育场是北京为申办第19届华北运动会而承诺建立，1934年勘察，1936年开工，1937年建成，名为“北平市公共体育场”，可容纳15000余名观众，一直以来，人们以为它是北京最早的公共体育场，其实有误。
北京较早的公共体育场在地坛公园，于1925年8月25日正式开放，较先农坛早12年。
明代初期天地合祀，都在天坛进行，嘉靖年间改为分别祭拜，才修建了地坛。以后400多年，皆为皇家禁地，但随着清政府灭亡，此处成了袁世凯的兵营，建筑严重受损，许多古树被砍伐，但理论上仍属皇家资产。
1923年9月，东京发生大地震，溥仪为筹集赈灾善款，首次开放了地坛。但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除溥仪后，将地坛拨给了河北农事试验场。
1924年，32岁的薛笃弼调任北京市长，此时地坛已经荒废，破败不堪，在他的努力下，将地坛改建成京兆公园，其中包括世界园、公共体育场、公共图书馆等，寄望用公园来教化民众。
“世界园”门后联语称“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横批为“勿忘国耻”，在园中有“竞争生存”等标语，公共体育场的墙上也书有“优胜劣败”的标语。清末民初，进化论异常流行，因为屡战屡败，积弱之下，人们的价值观不得不进行调整，放弃了传统的柔弱胜刚强的理念，转向崇拜力量、竞争，甚至将体育锻炼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在公共体育场中，甚至明文规定：国人只要喜欢锻炼身体，就可进入，但外国人来玩，需经本国同胞介绍才能入场。
体育场的设施在当时堪称完善，有网球场、篮球场、赛跑场、浴池，甚至还有沙滩，投资巨大，这为后来运营带来困难。公园开放仅一年，便出现了景点被破坏的情况，1928年，首都迁往南京，京兆公园改名为市民公园，由于不断驻军、占地等，特别是河北农业试验场一直占据着部分园区，不肯清退，景区无人维护，游人稀少。
1935年，市民公园停办，但市民仍可购票游览，1937年，正式停止售票，园内土地分给西郊农民耕种，直到新中国成立。
今天地坛基本恢复旧貌，已难觅昔日公共体育场的痕迹，它曾寄托着一代人的强国梦，虽是痛史，可为后人镜鉴。
老北京为何绿化率低
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绿化率仅有1.5%，令人震惊。
这其中有四个原因：
首先，古代生产力有限，很少出现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事情，故政府很少关注绿化问题，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第二，北京的绿化，许多属于皇家园林、私家花园，但到清末，社会迅速贫困化，皇家园林成了无主之地，被大量垦殖破坏，私家花园也多荒废。
第三，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社会动荡，为躲避战火，人口向城市集中，导致人口过载，生态压力剧增。
最后，几任政府的举措失当，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提出“急兴农学，讲究树艺”，1914年，农商部出台了相关法律，1915年，正式定清明节为植树节（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改为3月12日）。然而，只有上层建筑，没有操作抓手，根本无法落实。从清末起开始在北京种植行道树，可忙了几十年，居然只种了1.45万株，实在少得可怜。
抗战时期北京沦陷，日军一度推行绿化，可到1944年战事吃紧，又大搞“献木”，用来修碉堡，给北京绿化带来了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军队在东单附近修建临时机场，竟将天坛外坛古树砍伐一空，许多历史名树亦无法幸免。
城区内如此，城区外更糟。北京周边多山，本是林木茂密所在，但明末玉米大量引种中国，它能耐山地寒冷气候，农民上山刀耕火种，无人过问。北京气候偏寒，降水不多，森林生态系统本来就较南方脆弱，经此一厄，损毁严重。
那么，为什么当时人对此关注甚少，以至于很少留下相关记载呢？
因为前人对生态变化没有精确观察，只有感性认识，而破坏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往往几十年后才能看到恶果，在一代人眼中，环境只有微小改变，他们自然不屑记录，这样一代代积累下来，人们身处在灾难中而不自知。此外，北京绿化虽差，四合院向来有种树的习惯，而传统调查时往往遗漏此项，甚至不统计。身边就有树，小环境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对环境变化也没什么怨言。
从历史上看，皇家相当重视绿化，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不仅在各坛庙广植松柏，还在昌平建有“松园”，清代近郊许多荒山被封，以防止人们破坏。可这种靠权力强制维护的绿化并不牢靠，随着权力变迁，珍藏的那些绿化带很快被破坏殆尽。
保护环境，关键还是要靠全民意识的提升，今天，北京绿化率已超过50%，是全国最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