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社会学家对信任危机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任侠者盛行于春秋战国，也是对当时社会普遍缺失信任的直接反映。《史记·游侠列传》中称赞游侠信守诺言的品德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任侠者视“诚信”远重于自己的生命。替故主智伯报仇为终极目的的豫让，皆因“智伯以国士遇臣”，出于如此的厚爱与信任，所以他说：“士为知己者死。”85刺杀严遂（严仲子）政敌韩傀的聂政，行刺的理由极简单：“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然是深知政也。”86齐国晏婴平日结交的侠士北郭骚，用自杀行动来向齐君说明晏婴的无辜，这是因信任而导致的又一任侠事例。87信陵君平时善遇的屠者朱亥答谢他的关爱与信任时说：“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88推荐荆轲给燕太子丹的侠士田光，当太子将刺秦王的计划告诉他，并叮嘱“勿泄”时，他感到作任侠者的“诚信”受到怀疑，便用自杀的方式来表明气节。他临死前这样表白：“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89郑也夫说：“秘密社会的成员持有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秘密社会生存在政府管辖的大系统中，不逃脱在其之外，而是在其内建立自己的与主流价值观对立的小系统，在对立的同时谋求尊严并努力披上合法的外衣。”90任侠者坚持“言必行，行必果”的任侠精神，既是对前赋文化中“诚信”的继承，更多的则是社会需要所使然。
汉代的任侠者对“诚信”的看重，也大抵如斯。尤其是组织化了的任侠者群体中的侠魁，更是如此。朱家“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因而他获得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赞赏和信任。所谓“季布一诺，千金难求”则更是道出了任侠者守信用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信任成为任侠者成员内部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同时，这也形成了任侠者组织内部的一种约束机制。郑也夫说：“（秘密社会的）首领是特殊的权力持有者，他对权力的追逐不是遵循合法的渠道，而是靠着在其系统内充当垄断性保护人，在社会上充当调停人。”91郭解、萭章、陈遵、原涉等充当的便是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逐步盛行，大致是这些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墨家学派与任侠者间的关系
墨家学派与任侠者的联系和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墨家是独立性很强的学派之一，它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纲领。《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诸篇最能表明墨家的“主义”与“治国之道”。92墨子是位“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93的政治家，他要求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这也是墨家在理想上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侠士则没有系统的政治主张，他们关心政治，是针对现实问题作出的选择，他们甚至不问政治上的是与非，完全从自我价值判断或出于瞬间感情上的喜恶的角度出发，参与政治事务。
其二，墨家极具宗派特点，甚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内部实行的“钜子制度”，充分体现了组织的严密性和群体的秩序化。《淮南子·泰族洲》：“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能使徒众成为如此视死如归的“敢死队”，足见墨家能有效地控制思想，达到所有成员的严格自律。《吕氏春秋·上德篇》：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潢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臣。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柬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三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清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
这种重信用、轻死生的精神，与侠士极为相似，难怪许多学者误认为侠源自墨家。事实上，战国的侠士缺乏墨家那样的组织性，他们既可以独自行侠于闾巷之间，又可以寄食权贵门下，或者仅凭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事原则，周旋于市井，处于游离状态。
其三，墨家有自己的军事思想，对战争进行过系统研究，并且还积极培养成员的作战意识，提高整体的战斗能力。墨子尽管一再地倡导“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但国与国之间日渐趋向白热化的战争，迫使他关注军旅之事。俞樾说：“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94可谓一语中的。《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都是关于防御战略战术及防御工事的设计，是先秦时期总结性的防御专著，墨子更注重战术研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灵活作战，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为我国古代军事工程的防御专家之一，也绝决不为过。墨家徒众的作战技术及能力，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墨子·公输篇》讲公输盘为楚国攻宋造登城之云梯，墨子闻知，赶往劝阻，在经过一番辩驳与战略战术演示后，公输盘不能取胜。《鲁问篇》又载：鲁人有因其子学于墨子者，学而成，战而死，其父责怪墨子。墨子举例说，这好比卖粮食，照你的意思卖出了，而你反而发怒，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由此可知墨家对军事的重视程度，这既表现在墨家的思想方面，又体现于实际的操作技能上。侠者明显不具备这一特点，充其量，不过是匹夫之勇。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侠与墨是有联系的。战国社会的剧烈变迁，社会整合产生出的新兴社会风气，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墨家与侠的身上。侠与墨都尚勇重武，轻死生、重然诺，都说明这种观念是社会肯定，乃至推崇的，从而也间接地表明，任侠之风的兴起绝非偶然现象，它的产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的一种表达结果。
四、任侠者的社会来源
从当时的社会阶层看，社会成员自上而下，都受到侠风的影响。侠客的产生，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为了分析方便起见，现将诸多社会阶层分为两大部分来探讨。
（一）社会上层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籍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主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自。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据此，钱穆先生认为：“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流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则非侠。”95今人对这一说法，赞成者有之，如章培恒、陈广宏等；96反对者亦不乏其人，如江淳。97到底钱穆先生所言的“卿相之侠”与“闾巷之侠”及“私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还须从时代特征入手，结合相关文献，作详细考察。事实上，史公所述“战国四公子”等卿相为侠的情况，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不特“战国四豪”为侠，当时的国君也受侠风影响，《韩非子》便可为证。另外，关于“私剑”与“游侠”的区别，实质上体现的是侠的来源与自由身份的程度，同时也反映出侠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无论是卿相为侠，还是布衣出身的侠客，都受成型任侠之风的浸染，遵循任侠的道德标准和行事原则。否则，豫让行刺赵襄子，不会屡次说：“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原因就在于侠者已打破现实的等级差别，追求人格上的平等和获得相互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卿相为侠的提法也非怪论，“私剑”也不是截然与“游侠”分开的两类人。韩非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世之所以乱也。”从韩非对国君养私剑游侠的抨击中，反映出二者与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从反面证明上层社会对侠风的钟爱与参与。
（二）社会下层
尽管司马迁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己。”“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98但战国下层社会成员为侠者的事实，仍或多或少地能从现存文献中钩辑出来。譬如，魏国大梁夷门监者侯赢、屠狗者朱亥；赵国的博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燕国的屠狗及善击筑者高渐离、隐士田光；卫国论剑者荆轲；杀人避仇逃往齐国的鼓刀屠者聂政；以及织网贩草履的齐人北郭骚等。99这些社会地位低下，处于贫贱之列，活动于民间同里市井之中的侠者，虽操持贱业以求生计，但重然诺、轻生死、立气节的侠客风范丝毫未受影响。需要提及的是，受社会存在的任侠之风的影响，战国社会下层中的一部分成员虽未发展成侠客，却也具备了侠的一些特征。比如释难解纷而无所取的鲁仲连；100弃官救友的虞卿；101身为布衣，死犹不背齐的王歜；102全父子之义，免国难而死者缩高等；103这都反映了战国底层社会民众的任侠精神，是该时期社会风尚的侧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