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脸白脸一起唱
作为领导者，有时候对故旧施威可能会碍于情面，苦无良策，这时就需要与人配合，各扮角色。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一个砸场，一个收场，管人效果自然不同。
南北朝时期永熙三年，高欢立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次年，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正式分裂成东、西魏。
东魏政权仅存在了十多年，一直由高欢、高澄父子控制朝政。高欢依靠鲜卑军人起家，又得到了汉族豪强的支持而夺得政权，上台后，他吸取了尔朱氏失败的教训，留心接纳汉族士大夫，注意笼络鲜卑贵族，但是，他对官员的贪污聚敛、为非作歹不闻不问，东魏吏治日趋腐败。行台郎中杜弼要求高欢整肃吏治，高欢说：“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带兵的鲜卑将帅的家属部将都在关西，宇文泰经常对他们笼络招降，他们也在犹豫观望；江东又有南梁萧衍，汉族士大夫都认为他是汉室正统。我如果急于整肃，恐怕鲜卑将帅将投奔宇文泰，汉族士大夫则归向南梁，人才流失，我何以立国，还是慢慢来吧！”杜弼不以为然，在高欢准备出兵攻打西魏时，又要求高欢先除内贼。高欢问他，谁是内贼，他说：“掠夺百姓的勋贵就是。”高欢没回答，令军士排列两边，举刀、挺矛、张弓，要杜弼从队伍中走过去。面对刀枪出鞘、怒目而视的鲜卑军人，杜弼吓得冷汗直流，战战兢兢。高欢开口说：“箭虽在弦上而未发，刀虽举而未砍，矛虽挺而未刺，你便吓得失魂落魄。诸勋贵却要冒枪林弹雨，百死一生，他们虽有些贪鄙，但功劳是很大的，能将他们与常人一样看待吗？”
高欢的姐夫尉景贪财纳贿，被人告发，高欢叫优伶石董当他的面，像演戏一样，一边剥尉景的衣服，一边说：“公剥百姓，我为何不剥公？”高欢在一旁说：“以后不要贪污啊！”尉景却说：“我与你比，谁的财产多？我只在百姓头上刮一点，你却刮到皇帝头上了。”
东魏的都城在邺，高欢却一直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将朝政委于其信任的孙腾、司马子如、高岳和高隆之，人称“邺中四贵”，他们专恣朝政，骄横贪枉，权倾朝野。高欢既不想得罪权贵，也不愿看着他们坐大，便任命其子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大权尽发高澄。太傅孙腾自以为是其父辈，又是功臣元老，进大将军府，不等招呼便坐下了。高澄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令左右将他拖下座，用刀背抽打他，并令他站在门外。高隆之随高欢起兵山东，高欢称其为弟。一次，高澄的弟弟高洋对高隆之叫了声“叔父”。高澄马上沉下脸，骂了高洋一通，使高隆之下不了台。高欢假装关切地对公卿大臣说：“孩子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你们要注意回避些。”从此，公卿大臣见了高澄都非常害怕。
尚书令司马子如是高欢的旧友，位居宰辅，权倾一时。他与太师、咸阳王元坦贪得无厌。御史中尉崔暹、尚书左丞宋游道先后弹劾他们，奏本写得非常严厉。高澄将司马子如收押起来。一夜之间，司马子如头发都急白了，他说：“我从夏州投奔相王（高欢），相王送我露车一辆、曲角母牛一头。牛已死了，曲角尚在。此外，我的财产都是从别人那里掠取来的。”高欢、高澄如此动作只是为了警告这些权贵，并非真要处置他们。高欢写信给高澄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故旧，你应该宽待他一点。”高澄得信，正骑马在街上，立即令人将司马子如带来，脱去枷锁。司马子如惊慌地说：“莫非要杀头吗？”高澄放了他，并免去了他和元坦的官职，其余涉嫌的大小官吏或杀或罢官，过去谁也不敢触动的案子都一一办妥了。几个月后，高欢见到司马子如时，他已憔悴得不成人样了。高欢亲昵地把司马子如的头靠在自己的膝上，亲自为他捉头上的虱子，又赐给他一百罐酒、五百头羊、五百石米。他对邺城的权贵说：“咸阳王、司马子如都是我的布衣之交，与我的关系你们谁能超过他们，他们犯法，我也不能救他们，你们要小心啊！”
高欢父子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一个依法治人，一个以施恩笼络，恩威并施，巧妙施展权术来驾驭公卿贵戚。
“恩威并用”配合起来使用更显得紧凑，既不伤故旧和气，而又达到了统御目的，尤其对那些有功之人更适合些。
学会“胡萝卜加大棒”的管人方法
美国《商业周刊》曾撰写专文介绍通用电气公司执行总裁韦尔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学管理学院一位教授的话：“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一个是‘通用’的斯隆，另一个则是韦尔奇，但两人比起来，韦尔奇又略胜一筹。因为韦尔奇为21世纪的经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韦尔奇重视底线和结果是有名的，当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开宣称凡是不能在市场维持前两名的实业，都会面临被卖或被裁撤的命运。很多员工抱怨韦尔奇的要求太严。无论在生产上打破多少纪录，韦尔奇总嫌不够。员工就像柠檬，被韦尔奇把汁儿都挤干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中层主管在韦尔奇面前第一次主持简报，由于太紧张，两腿发起抖来。这位经理也坦白地告诉韦尔奇：“我太太跟我说，如果这次简报砸了锅，你就不要回来算了。”在回程的飞机上，韦尔奇叫人送一瓶高级的香槟和一打红玫瑰给这位经理的太太。韦尔奇的便条写道：“你先生的简报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几星期忙得一塌糊涂。”
一个好的领导人，都应该懂得用“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方法去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韦尔奇是其中高手。
“胡萝卜加大棒”便是恩威并重，又打又拉。这一招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例子。朱元璋是一个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心地险恶的人。他当上皇帝后，把打天下时那种虚心纳贤、任人唯贤的作风全抛在脑后，朝思暮想的是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家天下。为此，他以各种手段排除异己，残杀功臣。
李善长在随朱元璋征战中，以多谋善断著称。开国初，组织制定法规制度、宗庙礼仪，与朱元璋关系如鱼水一般。朱元璋将李比之为汉初萧何，称他为“功臣之首”，命他为开国后的首任丞相，但朱元璋功成名就、贵为天子后，对李善长的态度大变。李善长过去被朱元璋赞为“处事果断”，现在则被说成“独断专行”；过去朱元璋特许李善长对疑难大事先理后奏，称赞他为“为朕分忧”，现在则说他“目无皇上”。朱元璋对李善长功高权大，产生了疑忌之心，但考虑到李善长功高望重，轻举妄动恐怕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就采用又打又拉，伺机清除的手腕。
一打。深知朱元璋为人的李善长察觉到皇上对他的猜忌，一连几天，李善长因患病没有上朝，于是就借机给朱元璋上了道奏章：一来对不能上朝议政表示歉意；二是提出致仕（退休），察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按惯例朱元璋应下旨慰问、挽留，但是，他却来了个顺水推舟，随即批准了李善长退休，毫不费力地把李善长赶下了相位。
二拉。剥夺了李善长的相权，免去了对朱元璋的威胁，但不少人心中暗骂朱元璋寡情毒辣。为笼络人心，安抚李善长，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为妻，朱李两家又成了亲戚。
清朝乾隆皇帝对知识分子实行的“胡萝卜加大棒”堪称空前绝后。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七十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
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直搞得人人自危，几篇游戏文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棒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同时并没忘了“送胡萝卜”的重要性，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士，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路礼，称“老先生”。如果这位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网罗文人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推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乾隆一共搞了3次，录用24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感激皇恩浩荡；落榜的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备至，比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之职；至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奖。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跃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他马上由满脸堆笑变为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革职”，重者“立斩”、“立绞”，甚至处死后“弃市”、“寸磔”，已死的也得开棺戮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当领导的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恩威并施，拉打结合要有一个适当的度，“恩”重了将会使人才产生骄傲的情绪，“打”重了可能会使人才产生自卑感或逆反心理，反而会为企业埋下隐患。所以恩威并施、拉打结合时，领导者要对此保持头脑的清醒。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
日本有位企业家归纳他的管人经验时说：“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意思是对下属施威，批评或者责罚，使他惊醒自己的错误，待他的愧疚心平息下来，又要恰当地给他一点甜头，引导他朝正确的方向走。
三洋电机公司前副董事长后藤清一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松下公司任职。有一次，因为一个小的错误，他惹恼了松下。当他进入松下的办公室时，松下气急败坏地拿起一个火钳死命往桌子上拍击，然后对后藤大发雷霆。后藤被骂得狗血淋头，正欲悻悻离去，忽然听见松下说道：“等等，刚才因为我太生气了，不小心将这火钳弄弯了，所以麻烦你费点力，帮我弄直好吗？”
后藤无奈，只好拿起火钳拼命敲打，而他的心情也随着这敲打声逐渐归于平稳。当他把敲直的火钳交给松下时，松下看了看说道：“嗯，比原来的还好，你真不错！”然后高兴地笑了。
责骂之后，反以题外话来称赞对方，这是松下的高明之处。后藤走后，松下悄悄地给后藤的妻子拨通了电话，对她说：“今天你先生回家，脸色一定很难看，请你好好地照顾他！”
本来，后藤在挨了松下的一顿臭骂之后，决定辞职不干了，但松下的做法，反使后藤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继续效忠于他，而且要干得更好。
管理者批评下属之后，给下属一段时间检讨自己的行为，同以前的错误行为说再见。然后管理者要有计划地做收服人心的工作。你可以把自己认为有权威的下属找来，与他深入长谈，这时用词不妨恳切些，态度要真诚自然，让他感受到你确实是器重他，并想通过他与其他下属交流。
管理者只需通过这些中间人的传播作用，稳定大众心理，而不必直接出面。由权威型的中间人将管理者的意图代为转述，每个下属都会反应过来：“原来上司也不是冷酷无情的。”
管理者对下属既要关心备至，又要严格要求。当下属出现明显的失误或犯错时，就要给予严厉的批评。但是，管理者在批评时也不要忘记照顾下属的情绪，注意情绪管理的艺术，灵活而巧妙地缓和紧张气氛，使接受批评的下属既接受批评，深受触动，又放下精神包袱，轻装上阵。
一个管理者在工作中必然少不了批评下属，而批评势必要影响下属的工作情绪。批评完下属之后，一定要及时安抚下属，做好后续工作，这样才不至于让下属有被冷落和遗弃的感觉，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
不妨迁就一阵，也不妨威慑一次
有些下属业绩好、功劳大、资格老，凭借这些，他们可能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对待这种下属，需要肯定他的成绩，适当安抚迁就，但也不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否则，他可能会忘乎所以，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熟知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管理这类下属方面有其独到的做法。
尉迟敬德依仗自己有功，便骄傲放纵自己，经常盛气凌人，招致同僚们不满。曾有人告他谋反，唐太宗倒不轻信，找来问询是否当真。敬德说：“臣随陛下讨伐四方，身经百战。如今幸存者，只有那些刀箭底下逃出来的人。天下已经平定，臣子会谋反吗？”说着把衣服脱下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唐太宗只得好言好语安慰敬德一番。
但尉迟敬德骄纵成性，毕竟难改。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尉迟敬德和在座的人较短论长，争论谁是长者，一时性起，竟然殴打了白城王李道宗，弄瞎了道宗的一只眼睛。唐太宗见敬德如此放肆，十分不悦而罢宴，他对敬德说：“我要和你们同享富贵，而你却居功自傲，多次犯法。你可知古时韩信、彭越如何被杀？那并不是汉高祖的罪过。”尉迟敬德这才有些惧怕，从此以后，行为才有所收敛。
像尉迟敬德这样骄横却又正直的人，必须施之以恩，使其感动，但也必须抓住其弱点，给予其适当的恫吓，起到威慑的作用。有感于唐太宗驯服悍臣尉迟敬德之事，有诗叹曰：居功悍将气凌人，明主恩威驯莽臣。巧借韩彭喻今古，尉迟醒梦汗淋淋。
像尉迟敬德这样的武将，虽正直不阿，但也往往有行为粗暴、头脑简单的缺点，唐太宗根据其性情因势利导，施法威慑，处理得恰到好处。
权衡制约
权力的分配与制衡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充满了智慧。现代企业权力结构的完善，关键也在于如何平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审计权，即如何平衡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权与经理人的执行权、监事会的监督权的关系。我们似乎能从中国古老的政治体制看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子，当我们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法时，难道不能从我国古老的政治体制设置的智慧中得到一点启示吗？
1、汉代的三公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了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大司徒（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三府”的首脑为宰相。
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300多人，职责权限很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三公制是汉代的行政执行机构，那么御史台则是其制约机构。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
2、唐代的三省六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