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必须充分认识教育科研对于教学改革的意义。教读法是教育理论指导改革实践的成功范例。潘老师善于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善于结合实际，学习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甚至注意从各门学科中汲取和借鉴科研的理论和方法。这就使他的改革实践能够建立在比较科学的理论之上，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而教师一旦把教学工作作为科研活动，必将使教学质量面目一新。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把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也算作生产力的话，我认为教育科研也是第一生产力。换言之，教育质量和人才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教育科学和技术。没有大面积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没有教育科学的广泛普及，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个真理正在逐步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识。
《我的教读法》一书的出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将鼓舞和推动更多的教师投身到教学改革的行列，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条标语该置何处
“一切为了孩子（学生），为了孩子（学生）的一切！”这条标语，多年来被挂在不少幼儿园和学校公共场所的醒目之处。记得笔者初次看到这条标语时，心头曾涌起一阵对教育工作者的崇敬之情和神圣之感，并由衷地羡慕在新时代阳光下幸福成长的孩子们；然而见得多了，当我注视着校园内生龙活虎的孩子，思考着这一代孩子成长中种种不尽如人意、可忧可虑的现实情形时，便对这条标语的客观效果产生了疑问，总感到它“是否挂错了地方”。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标语的内容绝对正确，无可挑剔。我们的教育工作的全部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学习、成长、前途、幸福。为了孩子，也就是为了祖国，为了未来，这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们要为孩子的学习和健康、生活和成长等负完全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所在、高尚之处。问题是，标语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的载体，作为在公共场所展示的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要看其内容，更需要顾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这条两个“一切”的标语，内容性质属于教育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宗旨和要求，挂在校长、教师的办公场所，可以对身为人师者产生“毋忘宗旨、牢记职责”的教育警示和诫勉作用；而挂在校园公众注目处让学生看，笔者以为很不得当、很不合适。
当然，不能否认，把人民教育的根本宗旨广而告之，让孩子感受党、祖国和人民的阳光雨露和培育之恩，也是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但是，把一条本来指向教育者的标语改为指向被教育者，教育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如要实现上述教育效果，不如改成“祖国哺育我成长”；“生活在党的阳光下”，或者“刻苦努力，建设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更为相宜。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条“二为”标语，对于尚不懂事的孩子心灵，还很可能产生误导，潜移默化地滋长其“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不良意识，产生负面教育效果。既然“一切为了孩子”，那么我的任何要求你都必须无条件满足，那么老师在我的意愿以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既然“为了孩子的一切”，那么我的一切事情，包括穿鞋系带、吃饭睡觉、拉屎拉尿等等，你都得全包，那么我的话你就得字字听从、句句照办。这样一来，许多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地位，不是在学校得到合法化、合理化了吗？我们应该关心孩子、尊重孩子，但首先需要弄清应该着重关心什么，应该尊重孩子的哪些权利。如果去关心本不该关心的东西，去尊重不应该尊重的“权利”，就会给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帮倒忙，于无意间养成其“娇”“骄”二气，本欲爱之，结果害之。
一条内容无错的标语能否导致如此不良的后果，也许有些校长不以为然，甚至以为是小题大做。但笔者以为，孩子的心灵纯洁如白纸，缺乏认识能力和生活经验，对于任何教育的内容都是“先入为主”，从“环境育人”方面考虑，是不能不倍加斟酌的。
不过，笔者也有怀疑，是有些校长并非不知道为“二为”标语的内容指向，之所以要精心设计在校园醒目处，本是为了给家长、领导、各方人士和来宾观赏，意在彰显本校办学方针和理念、管理目标之类，如此有何不可？家长访校、领导检查、来宾参观、同行考察，挂点标语口号无可厚非，但内容必须得体，指向必须明确，形式必须恰当，方可收到表达情感、展示形象、学习先进等意，并不是任何内容无错的标语，都适合挂在想挂的任何地方的。至于个别学校领导人喜欢附庸风雅，搞花架子，照搬以至于乱编一些标语口号任意张贴悬挂，则不在本文所论之列。
主次不应颠倒
不少教师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批改学生作业上，而用于备课的时间却少得可怜。这种反常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业评改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无疑是应当重视的。但是把批改作业看得比备课还重要，就未免失之偏颇。譬如打仗，战后的总结检查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战前准备。战前准备工作不充分，仗是很难打胜的。
造成这种主次颠倒的原因很多。一是有些教师对备课的意义认识不够，或自恃教学多年，驾轻就熟；或以为真功夫得课堂上见，备课好坏无足轻重；甚至以为教书本无须备课者，也不乏其人其例。二是作业布置过多，据说有些学校作业量不是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确定，而是由学校硬性规定的，迫使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去批改。三是作业批改方法不当，书面练习几乎都由教师精批细改。这些原因，大都同学校管理不善有关。如有的领导检查备课情况不注意同课堂教学实际相结合，只看备课笔记的字数和格式；又如把作业布置和批改的数量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态度的标准，作业本上“见红”越多越高兴，等等。
为了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备好课，必须减轻作业负担。所谓“精讲多练”，不是练习越多越好，练习也不一定都得让学生书面完成，更不宜布置大量课外的书面作业。教师应在作业的设计和选择上下功夫，不应片面追求作业的数量和种类。同时，要认真研究和改革作业批改办法，尽可能当堂批改，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动手批改。如果教师能从堆积如山的作业中解放出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业务进修和研究教学，教学质量定能大大提高。
我看“减负”
江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反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我想首先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事关国运兴衰和民族前途，每一个具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人无时不在高度关注。其次是它反映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总书记说了要给学生“减负”，学生们说“共产党真好”，愁肠百结的家长们嘘出一口气，校长教师们也如久旱遇到甘霖，政府的各类官员们则又一次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均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据统计，建国以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发过近五十个减负文件，近几年则是会议开到中南海，文件发自党中央。但问题好像依然如故，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总书记发表一个谈话，就能解决这几十年来的顽症吗？”心里有此疑虑者我看不在少数，抵触者也不乏其人。
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事情拖不得，也急不得。我想这件事也是这样。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广大青少年心里只有考试、分数、名牌大学，而思想品德低下，心理素质脆弱，法纪观念淡薄，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还能复兴吗？如此大事，还能再拖下去吗？但是，若简单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一概取消考试、不准补课、不做作业，甚至连书包也不准带回家，快则快矣，但结果也会适得其反的。对于解决这一顽症，正确的态度，我看一要坚定信心，二要实事求是，三要真抓实干。
所谓坚定信心，就是相信我们党能够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共产党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为教育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这就决定了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问题总是暂时的。这不是套话，而是真理。大家都认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根本原因是就业门路不广，而就业问题又根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落后是事实，教育、就业的思想观念陈旧落后也是事实。其实我看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减负”问题总可逐步缓解以至于解决，前途是光明的。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研究对策，切不可搞“紧跟”、“照办”一类的形式主义。教育工作搞形式主义是要遭受历史惩罚的，是要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的。前些天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已在对舆论进行正确导向，这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比如有些偏远农村中小学并不存在负担过重问题。减轻过重负担并非不要求刻苦学习，作业和考试不能一概否定，适当的补课也是需要的。具体问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所谓真抓实干，就是党政领导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广大家长这一次一定都要动真格、出实招、办实事，否则减负的口号很可能又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暂时收敛后卷土重来也并非绝无可能。中国有句使用频率极高的话，叫做“关键在于领导”，我看是对的。而领导的关键又在于认识。领导部门能否把对减负问题的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能否把它提高到在政治上是否同党中央自觉地、坚定地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则是关键的关键。
诚然，“减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如果大家相互推诿责任，减负确实可能成为“大众的亲戚——没人打狗”。只有大家对此形成共识，明确职责，付诸实践，形成合力，施以“综合疗法”，方可根治此一顽症。
说到社会，就业门路不广、利益分配不公、政策导向不当、舆论氛围不良，都是导致和加剧学生过重负担的原因。但是“社会”究竟在哪里？现在的情形是：学生责怪社会，家长抱怨社会，校长、教师批评社会，就连不少党政官员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也开口闭口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似乎谁都真理在胸谁也没有责任又谁也无能为力，岂非怪事一桩！其实，社会就是你、我、他，除此，“社会”安在哉！有人对“党政领导”是否属于社会一部分提出疑问，我以为问得好、问得妙！我们有些党政领导把党中央关于教育方针的许多指示当作手电筒——专照向别人，从来就不照自己。他们一边大谈教育改革、素质教育，一边下升学指标，捧“高考状元”，树“名星学校”，一级压一级，最终压到学生身上，迫使徐力一类学生一狠心拿起了鎯头砸向自己的母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难道能够容忍这一类“政绩”吗？所以我以为改善教育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责任，而党政领导则是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国家民族兴旺重托的各级领导人，必须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祖国下一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和政绩为党中央分忧，为老百姓解难。对此怨天尤人，消极观望，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职；助长“应试教育”，摧残年轻一代，无异于“谋财害命”，是对历史的犯罪。（我对此深恶痛绝，故极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