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多变”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顺乎民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辩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多变”现象也不无抱怨和困惑。对于一个时期中比较普遍的这种社会反映，既不宜简单给予肯定，也不能笼统加以否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既有政策本身确实存在的缺陷和失误，如内容缺乏连续性以至于前后矛盾、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和政出多门等，也有反映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问题，如对政策理解上的偏颇和“各取所需”，对政策宣传和解释上的片面性等。正确认识人们反映的所谓“政策多变”问题，对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提高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创造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策是在实践中产生和不断完善的
政策是党和政府依据现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客观情况制定的工作方针和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是指导人们从事生产和工作的依据。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不存在静止和不变的事物。政策作为人们在实践经验中获得的一种理性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变化是绝对的、正常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不切实际的。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反复，才能逐步接近客观真理。政策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虽然可以反映事物的某些本质属性，但不能不受到当时当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表面性。各级领导的责任，就在于通过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实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时地调整政策，不断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例如，50年代党实行农业合作化，是根据建国初期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决策。它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逐渐严重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在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力又一次获得大解放。
其次，政策的正确与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规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政策只是认识活动的第一次飞跃，有待于通过实践完成第二次飞跃，才能上升为理论。由于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不可能只是过去实践的简单重复，而具有进取和创造的特点。政策中的某些内容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便成为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客观真理，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部分，被实践证明不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就必须适时予以调整，从而使政策渐趋完善。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商品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大批经商的专业户、个体户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但是鼓励致富的政策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有损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助长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从而暴露了原有政策的某些缺陷。因此，党和政府近几年通过加强工商税务工作和立法工作进行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品经济逐渐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各项政策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规范作用，政策制定得相对多一点、变动周期相对短一点，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教育人们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对政策的要求和期望值不能过高，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要求一项政策出台之后就完美无缺、一成不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策是否变化，而在于怎样变化，在于向正确的方面变，还是往错误的方面变。任何公正和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力求不断适应客观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
二、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在一个时期内，在不少方面的工作中，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确实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例如，在社会主义中国，投机倒把行为历来为国法所不容、为人民所不齿。但在前些年我们的政策模糊了正常经营与投机倒把的界限，许多非法长途贩运被视为“搞活经济”受到鼓励，有的地方甚至给一些不法的“暴发户”披红戴花、入党提干，使一些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再如，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强调德才兼备，新时期党提出的干部“四化”的要求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干部“四化”的政策要求却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一会儿“文凭至上”，没有学历一律不准提干；一会儿又片面强调所谓“实践经验”，似乎干部又无需“知识化”“专业化”了。对于“革命化”“年轻化”的要求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人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虽属偏激之辞，但确实也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制定政策的领导部门和领导者，在这方面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应当记取：
第一，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调整，应当是对过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另起炉灶。在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先后制定的政策在基本思路上必须一致，不应当随意和轻易加以否定。即使是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需要调整，也应当是部分的扬弃和更新，而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正确的。各级党和政府、各个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都必须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保持一致，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如果前后脱节、自相矛盾，就会搞乱思想，失信于民，贻误工作。
第二，必须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上面说的“政策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并不是说政策变化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一项政策从制定到实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政策必须经过一定的实践才能发生作用，也才能显示其正确和错误的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政策变动不宜过于频繁，必须有一定的周期。如果单凭主观愿望，想当然地改变政策，朝令夕改；或者根据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随意制定“土政策”，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产生不安全感。例如，一些农村的养猪政策，就因为变动太多，使农民产生后顾之忧，影响了养猪业的发展。
三、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而努力
“政策多变”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的不够成熟和周密，而政策的这种局限往往是同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化、科学化相联系的。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制定出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但是尽量减少政策的失误，则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应当着重总结那些本来可以避免而由于主观主义的错误未能避免的错误。在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下，党和政府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必须大力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以为要着重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前几年一些重大政策上的失误，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关的。有些政策由于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各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政策，都不能偏离和违背这个总目标。一旦稍有偏离，势必损害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例如，前些年由于片面甚至错误地强调生产力标准，忽视了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一些部门和单位不顾社会效益，“一切向钱看”，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40年来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坚持这一原则的结果，而发生的失误也在于偏离了这个根本原则。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基础落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作为一个以辩证唯物论武装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3．尊重客观规律。人们的思想想要得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性，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制造和改变规律，只能以积极的实践去认识和掌握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各项工作取得成绩、避免和减少失误的根本途径。违背规律是要受到规律的无情惩罚的。但规律并不是不可知的，可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认识，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预测。例如，“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摆正国民经济发展中“农、轻、重”的位置，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条重要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21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和智力状况。因此，能否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这也是可以预测的规律。
4．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的政策不但来源于对实际情况的正确了解和判断，而且来源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前提。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真心实意地向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情绪，尊重群众的创造和智慧。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论证，充分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贴近和面向实际，为行政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决策部门要善于听取各种批评和建议，建立起依靠科学研究实行科学决策的有效机制，防止决策的主观随意性。江西省委从1989年起委托省社联举办“兴赣《隆中对》”征文，号召知识分子为振兴江西献计献策，便是一件具有远见卓识的开明之举。
5．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项正确的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并不会一帆风顺，它要受到包括传统习惯势力在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只要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领导者必须以革命的坚定性，为贯彻正确的政策而奋斗，而不为暂时和局部的困难所动摇。另一方面，当某些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时，就应该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向上级机关提出调整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损失。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深信，随着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群众路线的恢复发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一定会更加成熟。
写文章与当领导
关于写文章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也并非再无文章可写。比如写文章与当领导的关系，就是值得一做再做的题目。
古时以文取仕，“道德”和“文章”被视为人才的最高标准，见得文章和写文章者地位之高，堪称“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六十年代，“笔杆子”与“枪杆子”被视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依靠的“两杆子”，文章的身价有升无已。到了信息社会，虽然传媒样式多元化，但无论是介绍经验、部署工作、发布文件、宣传产品、传递信息，还是了解情况、学习文件、掌握科学、调查研究，文章仍然是主要渠道和主要样式，领导干部的工作更是离不开读文章和写文章。然而时下有一些人对写文章这一件事似乎不以为然，特别是有些官员也不大把写文章当作一回事。比如，有些自己不写文章、也写不来文章、以念稿子为主要工作方式的领导人，他们在戏称写文章者为“秀才”的时候，就常常怀着一种不屑和鄙夷的心态，骨子里认为写文章是一件等而下之、不足挂齿的事情。
文章能否救国治国，姑且不去论它；但卓越的领导者大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却是古今中外俯拾皆是的事实。文章高手未必人人适合当领导；但优秀的领导者都必须学会写文章和善于写文章。因为写文章需要理论品质。写一篇文章，不但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而且需要比较深刻、科学和严密的思维过程，需要调动人的综合素质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者写文章的水平与其领导工作水平呈正相关。写文章不但需要知识技巧、学识素养，更需要责任感、事业心、理想信念、激情操守、情感胸怀以至于审美素养。现实生活中，那些优秀的领导者，往往酷爱读书，喜欢动笔，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看他们的工作，则往往思路开阔，见解独到，高人一等。而那些从来不写文章的领导者，则大多政绩平平，也不见得有很大发展前途。照我看来，不会写文章的干部不能算是优秀干部；不会写文章而看不起写文章的领导者，则往往是短视、昏庸、狭隘、无能的领导者。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有些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常常写文章的人，戴上纱帽之后就扔下笔杆，再也不写文章，哪怕几百字的讲话也要秘书代劳。理由自然是因为“忙”。但据笔者观察，此类人在当官之前也并没有“闲”着，只不过当官前后“忙”的内容有别而已。说白了，他是觉得担当重任之后，领导只须出“意图”，文章可以由别人去写，事必躬亲“像什么样子！”殊不知，领导的许多所谓“意图”，未经周密思考，缺乏理论支持，往往与实际大相径庭，甚至荒谬之至；依靠“秀才”做逻辑推理和注释产生的文章，自然讲的不大会错，却往往不大有用；而此类领导所谓“忙”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恰恰是由于自己扔掉笔杆、不再进行缜密的理论思维，而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怪圈。此种“勤政”产生的“政绩”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