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关中非常宁静,没有兵乱,也没有地震和天旱。渭水依然穿过平原,它的泥沙有的沉淀,有的流逝,流逝的便进入黄河了。农民在渭水两岸耕作着,种麦的时候,他们种麦,收谷的时候,他们收谷,沉默的男人身后尾随着温顺的妻子和儿女。骊山依然秀丽,四面八方的人,从潼关过来的,从散关过来的,从武关过来的,从萧关过来的,多半攀登了骊山,洗浴了温泉。骊山并不雄奇,但它的华清池却舒服,唐玄宗和杨贵妃曾经在这里共度春宵,水泡着杨贵妃的凝脂,泡得她娇软无力。华清池的水仍是滑的,四面八方的人多半要洗浴一下,女士们和先生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华清池,脸腮又红又润,纤手悠悠地挑着头发,阳光之下,那些头发作诱惑的闪烁。1992年,关中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这一年,我走遍了关中,从桃花开的时候,到雪花飘的时候,我一直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之间穿行。那累累坟冢,散布在渭河两岸的土地。我不是流放似的走遍关中的,我像蜜蜂一样,飞出蜂房,在野外采花,然后飞回蜂房。我的蜂房在西安,我从这里出发,步入唐朝,步入汉朝,步入秦朝,步入周朝。我当然看了半坡人和蓝田人,他们是关中的先民。在故国徘徊,让思想投到逝去的岁月,可以开阔胸怀,消除个人的愤怒和忧愁。1992年,我走遍了关中。
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眺望关中,我感觉不到多少时代的潮流,孩子是在院子嬉闹,老人是在门口聊天,汽车围着钟楼旋转和拥挤,偶尔,田野有一声两声秦腔,声音吼得撕裂了空气,其中弥漫着压抑而获得发泄的快感,然而缺乏生气。如果这里溅起了一朵浪花,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远方的潮流的折射。潮流在远方,潮流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和广州,潮流在华盛顿,或者在巴黎和柏林。西安只是一个古都,它的周围堆满了历史的瓦砾。从安全考虑,西安充当了中国一个战略重镇的角色,它可以控制其他辽阔的疆土。这个重镇的天空是灰色的,天空下面的土地是黄色的,它已经没有领先的那种风度了。曾经将关中映照得辉煌灿烂的是唐朝,它的国都长安城就建在这里。唐朝终于衰败了,那是由人民的反抗引起的,人民的生活过于贫穷,遂要起义。一个起义的首领朱温,是非常骁勇的,然而投降了唐政府,这当然出于其野心。他挟持唐昭宗离开了长安城,以准备营建洛阳。起义的人往往有巨大的破坏欲望,朱温就藐视长安城的重要,他强迫拆除这里的建筑,把木头扔进渭水,通过黄河浮运而去,他随之迁徙了这里的居民,长安城便变成一片废墟。公元907年,他的野心从胸膛跳出,自己称王,宣告了唐朝的结束。长安城在关中的消失,使这里一片黯然,严重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斯离关中而去,时代的潮流遂不在这里涌动了。一旦丢掉了国都的地位,关中便显出一种苍凉,而且这种地位的丢掉,似乎是注定的和永远的。1992年,我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为它惋惜,不过,我知道那是无可奈何的。
唐朝依赖关中,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的鼎盛时代,中国人,谁不景仰唐朝!那时候,长安城居住的人口超过百万,它的城区可以将千年之后的西安包容其中。唐朝的科学技术,似乎没有多少成就。在天文方面,出了一个和尚一行,他制造的仪器,能够测量日影的长度和北极的高度。在医学方面,孙思邈的贡献在于他收集了众多的药方。唐朝的伟大,表现在它的开放和宽容。我总是感觉,唐朝人生活得自由自在,轻松活泼。唐朝制定了刑法,不过似乎没有惊心动魄的严刑峻法,对于犯罪而处死的人非常少,在某年,全国竟不足三十名。妇女是解放的,她们的衣服,上身穿衫,下身穿裙,为了便于活动,裙子都很宽大。她们可以参加击球运动,可以骑马和下棋。社会对妇女推崇的美是丰满,妇女便将领口压了下来,露出自己明亮的肌肤。我想,唐朝的妇女一定是快乐的,在唐朝,没有什么束缚妇女的戒律。文人纷纷拥入长安城,他们希望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并做官效力国家。考试录取人才,是高明于以关系的亲疏进行所谓的人才选拔的。以自己之见,以集团之见,将英雄排斥于用武之地,是对民族的犯罪,这种鸡肠狗肚的做法,天地难容。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是重视人才的,尤其是唐太宗,他要尚书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报告没有,唐太宗竟勃然作色,怒斥这是对时代的诬蔑。文人拿着自己的诗歌在长安城朗诵,除了唐朝,中国没有一个时代出现了群星似的诗人和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最先登场,之后是陈子昂,接着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和杜甫,接着是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在散文方面,韩愈和柳宗元提倡清新质朴的风格,这种提倡,随之竟形成了一种运动。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敬重是感动人的,他们的友谊,让我常常向往。贺知章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李白与杜甫,相会而倾心,相隔而怀念。文人的心灵相当自由,喜怒哀乐,纵情挥洒。白居易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做诗发表,竟没有人检查和干涉,我如何不惊叹,如何不羡慕!在唐朝,佛教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融化,它已经不是生硬的印度佛教了。当然,唐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是统一的,唐政府打击过佛教势力,甚至拆除过佛教寺院,然而,佛教与道教终于能够平起平坐,齐头并进。如果执意要铲除佛教,那么它是容易的,统治阶级对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图处理。佛教得以盛行,自然是一种吸收,缺少恢弘的气魄,是不能接纳它的。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的时候,长安城一片欢腾,而且唐太宗召见了他。武则天登基,是以佛教之光炫目的,是僧人给她制造舆论,所以她极力倡导并抬高佛教。儒术认为天命不可违抗,但佛教却断言人有因果报应,这就扩展了人的精神,为各界所欢迎。佛教使中国的建筑和雕刻得以发展,西安大雁塔,敦煌莫高窟,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唐玄宗反对佛教,但他却喜欢胡乐胡舞,他并没有对其他地域的文化作一概排斥。唐朝的舞有健舞,有软舞,健舞快速,软舞柔曼,这都让我想入非非。书法艺术在唐朝掀起了高峰,欧阳询和颜真卿,怀素和柳公权,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普通人的生活怎样呢?贫富对立,似乎任何时候与任何地域都会发生。酒肉发臭,路有死骨,是安史之乱的结果。安史之乱,宏观考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必然,微观考虑,是权力阶层腐败和斗争的下场。所有的权力阶层,都有腐败和斗争,如果没有,那么便是共产主义了,然而,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种设计。唐玄宗拥有的是泱泱大国,他陶醉于江山的巩固,沉溺于美人的温柔,然而他没有洞察安禄山竟是存野心的,这显然是他的粗疏。不过,唐玄宗拥有的确实是泱泱大国,在长安城,文人随便进酒肆豪饮,一般百姓可以斗鸡、赛马和养鸟。1992年,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我周围的田野已经收割了麦子,阳光照着稀落的杨树,风吹着夏天的云。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思索,我询问自己是不是在夸张长安城的生活,是不是美化了一个封建帝国。我感觉那个帝国确实有一种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它基本没有剿杀文化。在中国,随之出现的其他封建帝国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对人的思想都进行着防范,文字狱,言论罪,比比皆是,在它们文化的广场,闪烁着狰狞和阴暗的目光。这些封建帝国的君主,缺乏一种自信和襟怀,在他们的时代,当然就创造不了一种辉煌和灿烂。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政府的态度,是一个民族文化繁荣与萎靡的重要条件。
唐朝的鼎盛,招引了日本的使者,他们纷纷到长安城学习,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唐朝与朝鲜的交往是友好的,商人交换着各自的特产。波斯人频频在中国经营,他们带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送来波斯的宝石和香料,阿拉伯人与唐朝在冲突过程俘获了唐朝的士兵,他们从这些士兵那里得到了造纸术,随之传到了欧洲国家。阿拉伯人的统一,归于伊斯兰教,它的先知为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穆罕默德的传教是艰苦的,他出走麦加又回到麦加,才确立了伊斯兰教,这一年是公元630年。这一年,唐太宗正致力于他的贞观之治。关于欧洲,它仍处于僧侣的统治之下,理智停滞,迷信盛行,欧洲人过着病态的禁欲生活,并日夜向上帝祈祷,以逃避地狱的折磨。直到唐宪宗即位之时,那个赫赫有名的查理,才跪在教堂接受教皇的加冕,成为法兰克国王,并开始奖励文化,使这里有了微弱的文明之光,它仿佛是给一个黑屋打开了透亮的洞口,可惜它不久就关闭了。
唐朝的统一,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之上。隋朝是短命的,然而,它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和混乱,对于中华民族,它的作用是为一个饱满生命的孵化提供了窝巢。1992年,我从秦岭走到鄂尔多斯台地,从西府走到韩城,我想凭感觉,从关中人的相貌发现民族杂交的痕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在北方,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已经入主关中,而众多的汉人,则从关中和广阔的中原逃到长江之南。少数民族多半自萧关而来,汉人常常经过武关,到关中来讨伐他们。公元354年,桓温便率军进攻在关中为主的氐人,然而他们坚壁清野,桓温被迫退出。居于关中的王猛,为桓温分析了一次形势,他一边口出良言,一边手摸虱子,桓温以为奇,以后王猛便做了氐人的宰相,帮助氐人治理长安城。民族之间的压迫和战争,使这片土地血腥弥漫,怨恨汹涌。在一段时间,长安城的居民不足百户,死骨纵横,杂草丛生,猛禽飞于天空,野兽游于地面,一种原始和野蛮的生活仿佛要返归关中。公元416年,将军刘裕从氐人手里收复长安城,要回南方谋事,关中汉人恐怕氐人卷土重来,竟哭着挽留刘裕。但民族之间的融合却艰难地发展,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羡慕儒术,重要的是,通婚在悄悄进行,其结果必然培育新的生命。今天关中人当然属于北方人,然而,他们的身材不是高大而是适中,动作不是灵活而是强硬,他们的脸盘是扁圆的,胡须是丰茂的,眼睛是细长的,他们拙于辞令,易于发怒,他们带着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影子,这些匈奴人、鲜卑人,或者羯人和氐人,都化在汉人的肉体和灵魂之中了。在扶风县、陇县,在旬邑县、彬县,在蒲城县、华县,在这些地方的乡下,我看到的农民总是无声无息地干活,妇女的腮是红的,腰是粗的。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岐山的一家旅社,风挟着秦腔穿窗而入,我难以安眠,默默地想,关中人的保守和忠厚是源远流长的,它发生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为逃避兵祸,迁徙于长江之南的汉人,以上层社会为主,他们带去了北方先进的技术,文明的习惯,从而使那里得以开发,但自己却沉溺在铺张和声色之中。隋文帝的士兵,就是在一口枯井抓着陈后主的,陪他左右的竟是两个多情的女子。尽管社会动荡,然而毕竟华佗在行医,曹操在吟诗,王羲之挥毫作书,祖冲之演算数学,而阮籍和嵇康则在清谈。在北方,情歌和牧歌,会飘荡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帐篷。
在中国分裂和混乱的时候,罗马文明度过了它的光荣岁月,这是在公元五世纪。这个阶段在欧洲确立了基督教,它对人类产生着巨大影响。罗马帝国曾经对基督教迫害了二百年之久。基督教的活动,在于它将谦让与爱作为主要道德,它首先为孤立无援的穷人所接受了。奥古斯丁是这个阶段主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年轻时代沉溺于声色,难以自拔,甚至订婚之后,仍拒绝不了一个情妇的勾引,经过上下求索,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之剧,要在末日审判宣告结束,一部分人进天堂,一部分人入地狱,这都由上帝决定。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对罗马的侵入,是这个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它使我想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对汉人的进犯,并做比较。1992年9月8日,我从平凉回到西安,我做的笔记是这样的:罗马人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占领了罗马人的地盘;汉人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使汉人转到长江之南。遭武力征服,这对罗马人和汉人是相似的,然而结果相反,这就是:在中国,汉人用它的文明同化了野蛮民族;在欧洲,野蛮民族把罗马文明变成了废墟,并使欧洲处于恐怖的僧侣统治之下。我不知道是汉人的文化伟大还是罗马的文明脆弱,这是一个疑惑。
刘邦在关中建都,是娄敬的建议。娄敬是一个戍卒,尽管有其道理,但刘邦却很犹豫,遂询问张良。刘邦很清楚,张良是智慧之人,没有张良,也许就没有汉朝。张良认为,关中属于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可以通过渭水,补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回旋,尤其是关中四关,能够遏制诸侯,进利于攻,退利于守。1992年,我几乎走遍了渭水两岸的所有县城和乡镇,我感觉不到一点天府之国的印象。渭水已经肮脏,其他河流干涸的干涸,断裂的断裂。土地是黄的,飞尘落向稀疏的杨树和槐树。树一般都长在村子,大地几乎是赤裸的。夏天,我走在穿过田野的小路,我感觉空气沉闷而酷热。
刘邦在关中建都是公元前206年,那时候的关中是什么样子,我难以想像。不过我知道战争给这里的创伤是巨大的,它甚至使拉皇帝乘坐的龙辇的马,竟挑选不出四匹是一色的,国相所坐的,只能是牛拉的车。想像牛拉着国相视察工作,真是辛酸和滑稽。然而,汉朝终于成为那个时代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物产最丰的国家,这是汉武帝执政形成的局面,那是汉人充满生机的时候,汉人的创造力和活动力简直发挥得淋漓尽致。二十岁的霍去病,率兵抗击匈奴,把匈奴赶得四处逃散,汉朝不用将自己的女子嫁给匈奴以讨得安全了。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匈奴这样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张骞响应汉政府的号召,寻找一个渺茫的国家,以联合他们打击匈奴,不料,这个国家已经过上了安宁的生活,遂没有参与战斗的想法了。张骞艰难地在西域度过了许多岁月,并意外地开辟了一条丝绸之路,使汉朝通过这个途径,走向波斯、印度和欧洲。博学的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并要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加强统治。董仲舒的理论是恐怖的,它巩固了一代政权,但它却束缚了千年思想,很显然,它是对付人民的。司马迁疏通了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岁月三千,是漫长的,它有多少人情物理,然而他疏通了。没有宏大的抱负,司马迁是不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而且他是受辱而著书。潇洒的司马相如,以他的文学才华,改变了阿娇的命运,阿娇离开孤寂的长门宫,消除了废弃之苦。苏武在北海放牧一群公羊,匈奴告诉他,公羊生了羔子,才放他回长安城去。苏武作为汉朝使者拜见匈奴,不料他们竟扣押了苏武,他茹毛饮血,然而不投降。在一个时期,能够出现这样杰出的军事家、探险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外交家,这个时期当然是辉煌的。而且,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长安城才显得壮丽。苏武重返长安城的时候,八街九市站满了欢迎的人。苏武骨瘦如柴,手握使节,安详地走着,欢迎的人都哭了,甚至汉昭帝都流了眼泪,他为汉武帝有这样的大臣而感动。
可惜公元8年,王莽篡夺了政权。这是一个阴险的人,对权势者,他曲意逢迎,对竞争者,他巧妙诬告。问题是,由他执政,天怨之,人怒之,不久绿林军便起义了,他们捣毁了长安城。混乱之中,一个商人杀了王莽。皇帝之位终于落入刘邦后代刘秀之手。他以洛阳为国都,关中的风光便随之而走,只有子孙为先帝扫墓的时候,长安城才喧闹一阵。
在关中之外的罗马,这时候是超级大国。希腊在数次改革之后,归于失败,纳入罗马之版图。埃及属于罗马管辖,尼罗河三角洲,实际上变成了罗马的粮仓。罗马人多次镇压犹太人的起义,尤其是公元70年,反抗剧烈,屠杀凶猛,神秘的耶路撒冷血流成河,那里竟没有地方树立十字架。大约是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成立了一些秘密教会以反抗罗马人,基督教便是直接或间接从这些秘密教会之中形成的,之后,耶稣诞生并死而复活。当然,罗马帝国的日子没有那么安宁,这主要是奴隶的起义。著名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公元前73年,领袖为斯巴达克。他是一位角斗士,在训练所以格杀其他奴隶或野兽为生。这实在危险,遂逃跑并在逃跑之际发动了起义。起义队伍曾经发展到十二万人,浩浩荡荡,震撼了罗马。罗马的镇压是必然的,在斯巴达克阵亡之后,这种镇压进入高潮,结果是,六千多名起义战士成为俘虏,他们把这些战士钉在道路两旁的十字架上,从罗马出发,处处可以看到那些钉着战士的十字架。之后,恺撒做罗马的独裁者,不过,独裁从来就没有好的下场,事实是,公元前44年,反对恺撒的人杀了这个独裁者。印度在这时候一会儿分裂,一会儿统一,它的分崩离析,成了其他民族入侵的绝妙机会。
1992年,我到咸阳去了六次,两次在这里参观,四次经过这里到关中的其他地方去。这是一个宁静的古都,大路两边种着梨树,花季,梨树如雪,千树万树都是白的。咸阳是秦朝的国都,秦始皇在这里结束了战国混乱,实现了统一。他命令全国十二万富豪迁到这里,以便控制。他在渭水两岸大肆建造宫殿,显示自己的威风和华贵。我在咸阳几乎没有看到秦朝的遗迹,生活一层一层地掩埋了秦朝的影响,没有谁会计算得出生活究竟是多少层了,然而,农民在田野耕作,偶尔会挖出破碎的秦砖秦瓦,我用手敲击着这些砖瓦,希望从声音辨别那个时代的品质,可惜那声音沉闷如朽,腐败如锈,我是不能的。
秦国先前是落后而野蛮的,在春秋之际才发展起来,并渐渐从西部挤入关中。那时候,其他国家都鄙视它,没有哪个国家与它交往。秦国的富强,在于商鞅变法。变法的本质,是给社会注入活力,调动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变法之所以实现,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商鞅是卫国人,怀才不遇,投奔秦国。为了取信于民,在变法内容颁布之前,商鞅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栎阳宫门外竖了一根木杆,宣示谁将它从南门扛到北门,便奖谁五十金,方法简单而机智。有一个人按所标扛之,商鞅便按所宣示予奖,于是秦国就知道商鞅是信义之人。商鞅颁布了变法的内容,它的实现,使秦国改变了面貌。在嬴政为王的时候,其他国家已经对秦国刮目相看,然而,对这些,嬴政是不满意的,他虎视眈眈着其他国家。他让李斯当丞相,远交近攻,一个一个地消灭对手。燕国是憎恨嬴政的,燕太子丹招揽了英雄荆轲,要他渡过易水,潜入秦国,刺杀嬴政。荆轲在咸阳宫演出了人类最智慧、最壮烈、最美丽的戏中之戏,当嬴政展开地图的时候,他抓住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刺向嬴政,然而只刺破了嬴政的袖子。嬴政当然不是好惹的,他暴怒地砍断了荆轲的腿,不过荆轲靠着柱子投出了匕首,如果它击中了,那么嬴政必毙,遗憾他只戳烂一根柱子。这件事情之后,七年时间,秦国便独霸中国,嬴政做了秦始皇。
然而,秦始皇太残酷,太专断,在他的天下,人民仿佛囚犯,生活就是服役。秦朝是以秦始皇的威严达到稳定的,秦始皇死了,秦朝便摇晃起来。李斯和赵高很清楚这些,他们用车拉着秦始皇的尸体回到咸阳,发丧之际,秦始皇已经腐烂。李斯和赵高可怜地以鱼腥混淆人臭,然而人臭了就是人臭了,秦始皇身体的腐烂气味,在渭水两岸蒸发,谁都能感觉,特别是关中的狗号叫起来,狗向着咸阳宫狂吠。数年之后,农民起义反抗秦朝,他们都向关中进攻。刘邦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项羽却杀了他,并烧了咸阳宫。那时候,关中一片惊慌。农民憎恨秦朝,恐惧秦朝,当然希望推翻秦朝,不过不知道从南方过来的这些起义军队究竟如何。199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在渭水桥头望着咸阳。小小的古都,满是高楼和绿树,人匆匆地穿过夕阳,为生活奔波,他们有声而显得沉默,沉默而显得有声。
我以为,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这个阶段,是人类的关键的时刻,在地球的几个地方,都产生了伟大的智者。这些人的思想现在依然影响着人类,这些智者的思想,是为人类摆脱痛苦寻找出路,它们是滋润人类精神最早的源泉和最久的源泉。在中国,孔子想像着那个在镐京辛勤操劳的周公,为克己复礼四处游说,他谆谆告诫人类,要相互热爱;老子低调进入关中,作慎重考虑之后,指出人类要清静无为,小国寡民;孙子向人类宣传斗争的艺术,他的核心观点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希腊,苏格拉底经常在街头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人类首先是认识自己,美德即知识,可官方却认为他在宣传异端,并以毒害青年为名,判他死刑;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指出理念的重要和神秘,指出理念是永恒和独立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知识和一切存在的根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贡献在于为形式逻辑做了奠基,而且研究了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在希腊文明辉煌之际,出现了亚历山大大帝,他用武力征服了很多地方,从印度河到尼罗河的辽阔地区,都并入了希腊版图,可惜他染了疟疾,三十二岁便死了。由于他的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希腊随之土崩瓦解,但那些文明的碎片,却散落在各地,并闪着光芒。在印度,释迦牟尼经过苦苦探求,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顿悟,他指出,欲望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放弃欲望,便能获得满足和宁静。在这数百年,人类的智者思索了众多深刻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仍是一个谜,关键是,对这些问题,人类现在依然没有解决。1992年,我出入在关中的城市,乡镇,村庄,山川和田野,我反复询问自己应该如何生活,我的询问激荡着关中,但关中却没有回声。
周原在关中西部,其依岐山,显得辽阔而富于气势。周人沿渭水迁徙,定居这里,壮大之后,从这里出发,到京镐去发展。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继承周文王遗志,率兵伐纣,取得胜利。周朝制造的青铜器,形状奇崛,色调阴森,象征着周人对天命的敬畏,对奴隶的欺压,礼只是贵族与贵族交往的一种行为规范。周朝几个世纪,在哲学、艺术、技术、农业和贸易方面,都丰富了中国的文明。周朝的衰落,是由周幽王为一个美女而戏弄诸侯引起的,不过实际上它衰落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周朝的结束是渐缓的,这个过程,便是新的社会形态孕育的过程。新的社会形态,总是从旧的社会形态里面产生,从产生到完成,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新旧会并存很长的时间,人在其中,只朦胧地感受到生活对自己的推拉,新的生活在推,旧的生活在拉,当新的社会形态矗立世间的时候,当旧的社会形态在世间殆尽的时候,几代人已经消失了。199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在周原眺望。男人悠闲地给玉米施肥,女人懒散地带着孩子溜达,炊烟袅袅染着村子,天空一片湛蓝,只有一带晚霞是赤红的。都市的嘈杂和喧嚣,早就磨钝了我的灵魂,我感到周原的宁静对我简直是一种治疗。然而,宁静之中显然蕴含着弃遗的悲凉。鸡在草中啄食,暮霭催促着树上的麻雀,恰恰是这样的情景,才使我感到诧异,在周原,我感到的生活气息仿佛不是二十世纪的气息。
大约周人在渭水一带游移之际,犹太人正受埃及法老的奴役,幸亏出现了伟大的摩西,他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在西奈山上,摩西要求犹太人信奉唯一的神——上帝,而且,就是对上帝的崇拜、敬畏和感激,使犹太人团结起来,克服着阻碍他们发展的艰难。犹太人属于希伯来人,这些神秘的人的故乡究竟在哪里,仍是一个谜,不过他们确实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呆过。公元前四千年,这片土地就有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是由苏美尔人创立的。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立的文明,属于世间非常古老的文明,六千年之前,他们便崇拜太阳神了,雄伟的金字塔,是他们永恒的象征。印度文明,发端于公元前三千年,它的分布是广阔的,沿着印度河向阿拉伯海伸展。它属于一种城市文明,贸易很是发达。当时印度人已经有坚固的住宅,美妙的浴室。希腊文明的产生尽管晚了一些,但它的影响却是深刻的,雪莱曾经激动地说:我们全是希腊人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半坡人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他们大约生活在六千年之前,其陶器是极具意味的。蓝田人,是一百万年之前的一种直立人,在秦岭北麓的公王岭,我看到了蓝田人曾经使用的石器。1992年,我企图以关中为线索,将蓝田人、半坡人和周人贯穿起来,这种思考,让我非常兴奋,尤其使我兴奋的是,我以生活在关中的中国人对照遥远的其他民族,我体验了一种心灵的张力和跨度。
1992年,我走遍了关中。我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之间穿行,沿着渭水上下追溯,登了太白和华岳。到武关,必须翻越秦岭,我坐的汽车在麻街突然发生故障,一股焦煳气息浓烈呛人,司机疾呼下车,乘客惊慌地拥在门口,你推我搡,而我则越轨思维从窗子跳出,双脚刚刚落地,汽油就燃了起来,竟将九人烧伤。在萧关,是没有食堂的,我饿了,只能到农家去找饭,农家几乎都有狗,狗个个高大,凶猛,狗扑过来的时候,我便用提包防卫,我左右抡着提包,以防狗将我扑倒。礼泉的尘土不是黄色而是白色,我坐着农民的三轮车勘察李世民的陪葬之墓,那里的尘土将我的头发、眉毛、脸腮和衣裤全染成白色,我仿佛是从磨坊出来似的,可憎的是这个青年农民将我甩在荒山,暮色之中,他诡诈我的钱。这一年,我人生的运势降到了零点,我知道,那是运势连续递减的结果。我在楼观台所抽的签竟是下下,是那个签蹦到我面前的。瘦朗的道士为我解释的时候,声音冷静,目光疑惑。我站在雪中,任凭那疑惑的目光望着我,然而我镇定自若。我想,我已经处在低谷了,接着走,不管走到哪里,我的方向都是走出低谷的方向。楼观台的道士给了我一张黄纸,那便是我所抽的签的内容,我在黄纸的背面写道:人应将成败、贫富、生死置之度外而生活,并悠然地接受天所降临的祸福。
这一年,我带着我对世间的背叛和世间对我的背叛走遍了关中。西安,当然是我谋生和栖身的地方,不过我在这里没有感觉多少温暖,甚至我没有得到真实的理解。口头的理解那只是敷衍我。理解我,就请给我以扶助。1992年,那是众多的艰难淤积的日子,我需要扶助,然而没有人扶助我,甚至连朋友也没有扶助我。这一年,我在西安呆得很少,我只是偶尔从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眺望关中。这是一片真正古老的土地,蓝田人走了,半坡人走了,周人、秦人、汉人、唐人,都走了。唐人离开这里之后,关中就没有恢复它的生机,它的资源、位置及其种种经济和文化因素,使它不能胜任国都的责任,它担当不起了。唐朝所出现的繁荣,使一个民族的文明达到高峰,它竭尽了这里的精华,关中衰弱之极,疲倦之极,这里的草木和庄稼,都是在挣扎着生长。终南仍是青的,它的泉依然在涌,不过我感觉它们都不是原始意义的仙山与活水了。1992年,我从春天进入冬天,我最后是向宇宙之神请求,盼神给关中灌入新的力和孕育新的人。我在关中清冽的夜空下面祈祷!
选自1997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药叫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