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骊山一隅借了一间房子居住，从秋天开始，大约有一月的时间，我在这里安静地读书。我翻阅了一些米兰·昆德拉，一些大江健三郎，对于鲁迅，我是温习了。这些作家的共同之处是，由于对问题的深入挖掘，他们的思想都从自己所在的民族走向人类。
骊山的松林苍郁一片，天晴的时候，夕阳才会穿透它的苍郁，把松林镀成金色。烽火台已经没有狼烟，但周幽王灭亡的教训却刻在一座坚硬的峻岭上。华清池的水温，经过多少世纪，依然保持在六十三摄氏度，它曾经泡酥了杨贵妃的骨肉，它把唐玄宗的意志浸润得稀松薄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个将军在华清池兵谏蒋介石，要他抗击日本的侵略。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变，一下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些都有意思，它们招引着远方的游客。
如果有地方特产，有工艺制品，游客喜欢，那么他们当然会购买一点作为纪念。沿着骊山的道路微微起伏，槐树下面，摆的全是小摊，小摊的男女热情洋溢，远远就向游客招呼，而游客则报以微笑，并愉快地从小摊前面经过。这时候出现了障碍，几乎所有的小摊都会伸出胳膊拦挡游客。他们打开一个红绒封面的匣子，急切地兜售一对玉环，张口就是三十元。不要？不要便改口为二十元，再不要便改口为十元，继而以五元的价格跟着缠着，求着赖着，非要你购买不可。你购买了，主人便向他们的同伙咧嘴挤眼，表示成功。你没有购买，主人便向他们的同伙嗤鼻摇头，表示失败，甚至会讽刺游客一顿。艰难地摆脱了玉环，接着碰到的是铜佛和古币，接着将碰到蓝田枕、兵马俑、健身球、八卦图、耳坠、石镜、狐皮围脖、狗皮褥子、瓜皮小帽、红缨布鞋。小摊一个挨着一个，绵延数里，那些兜售的手势、眼神、语气，搞得游客心烦意乱。
石榴成熟了，装在竹篮的石榴裂着缝隙，饱满的籽粒以红霞般的色泽诱惑着游客：
游客：“多少钱一斤？”
妇女：“八元。”
游客：“八元贵了，能不能六元一斤？”
妇女：“如果你实心要买，那么我就以六元卖你。”
游客一下买了十斤，他以为自己讨价还价成功，提着满满一袋石榴高兴地走了。妇女是一个农村妇女，留着剪发，她和同伙的对话我都听见了。
她说：“他要六元一斤，我用的是七两的秤，他能过我了吗？”
她的同伙翻拣着自己的石榴说：“宰一个是一个，就这样！”
在骊山的树上，拴着几匹骡马。从老母殿到老君殿，可以骑着骡马往返。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身材高大，脸色灰黄，戴一顶圆帽，掏出一个证件对游客说：
“我是用骡马为游客服务的，我有证件。从老母殿到老君殿一个来回是十元，我的便宜，收五元。骑我的骡马吧，我的便宜。”
但一个来回之后，他却要收十元，这当然发生了争执。从旁边钻出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摆着公允的姿态，为老头和游客调解。结果是，一个骡马一个往返收费八元。毫无疑问，这青年是老头的同伙，怎样对付游客，是经过他们商量的。
路旁的一座宾馆，专门接待外宾，从栅栏可以看见宾馆的大厅。几个妇女把自己的作品挂在栅栏上，这些作品是用各种颜色的布料缝制的，绣着鸟兽之类，并没有什么神韵。她们把有鸟兽图案的面子对着大厅，把粗糙的里子对着自己，自己就坐在栅栏附近的石礅上或花坛上。她们纳着针线，等待外宾。坐着外宾的轿车刚刚出现，它的轮子才驶进宾馆的院子，她们便紧张地行动起来。爬上栅栏，挥动手臂，跷起拇指，叫着，喊着，互相竞争着。几个外宾走下轿车，打算过来看看，这使她们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她们都希望外宾购买自己的作品，有的竟不顾门卫劝阻，冲进院子，把外宾拉向栅栏。门卫的训斥，把气氛搞得尴尬起来，一些坐在轿车里的外宾便取出相机，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妇女。
我当然不是游客，不过走近骊山，就带上了游客的嫌疑。我承受不了那种用虚假的热情掩盖的折磨，所以，尽管我居住在骊山，但我却一直回避着骊山。然而我需要买几个本子，于是我就走进了百货商店。柜台都出租给私人了，我向一个妇女购三个硬皮笔记簿，它的封面是著名的油画。付钱之后，我离开这个柜台。这时候，我在相邻的柜台看见了正宗的硬皮笔记簿，由上海嘉兴海鸥纸品厂制造。我刚才购买的硬皮笔记簿显然是假冒的，这使我很是不悦。比较一下，我发现它硬皮不平，油画不清，纸张发黑。我便向这个妇女提出它的质量问题，我和颜悦色，因为我想退货。我有我的道理，我购买的不是食品，而且我还没有走出她的视线。然而，仿佛一股气体从她的某个窍门注入了她的身子，她萎缩的腰杆迅速膨胀、挺立，眼睛翻出白色，抢着说：
“硬皮不平？这怪你没有看准！油画不清？它不是我生产的，我只是销售的！你去找领导吧，如果你有时间，那么你就去找，天天去找都行，我就坐在柜台里面。可惜只怕你没有时间！”
如果一个人执意要坑害你，那么他就会抓住你的弱点。在骊山的游客，其弱点当然是看看就走，他们耗费不起精力，能忍让就得忍让。尽管我不是游客，然而，那个销售假冒商品的妇女把我当成了游客，她知道，即使她没有道理，我也奈何不了她，最终也是一走了之。事实就是这样，当我听见她的上司含糊地为她辩护之后，我便离开了百货商店。
骊山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景，吸引了游客。游客的消费，提供了生财的机会。然而对钱的贪婪追求，竟使人变得不择手段，除了没有直接把指头伸进游客的口袋之外，只要能掏出他们的钱，似乎什么办法都可以使用。这使骊山变成了展示丑的场所。实际上展示丑的场所不仅仅是骊山，骊山之外的广阔地方，都随着物欲的汹涌展示着丑，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难道钱真是邪恶的杠杆？难道它一定要在庙堂之高，撬起腐败，在江湖之远，撬起鄙陋？坐在小小的房子，我从窗口望着耸立在秋风之中的骊山，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公正的让人挣钱的机制，而且社会的成员不能把钱放在生活的合适位置，如果人总是穷凶极恶地追求钱，如果人追求钱的时候丢掉了良知和道义，那么得到的可能是富裕，不过伴随它的将可能是精神的破落。呜呼，何日清爽入骊山，何日正气归世间！
选自1998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