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也不珍惜，什么也不保存，可您的书我要带进棺材——放在枕头下！”这是茨维塔耶娃1921年致阿赫玛托娃的信，她同时寄上自己收藏的阿赫玛托娃诗集《念珠》和《白色的云朵》，希望对方题词后寄回。于是我们得以了解：一位女诗人幻想死后也能随身携带的，不是锦衣，不是玉器，而是另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头枕着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长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算一般的殉葬品，而是为另一个世界准备的读物——这种反复的阅读仿佛不会因生命的中止而中止。
茨维塔耶娃写这封信时刚刚29岁，29岁时她就想到死亡了。但因为这种想像是围绕收藏的诗集展开的，死亡也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还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美丽的幻觉中的死，不仅没有使诗歌失去意义，反而强化了诗歌的价值——它可以陪伴我们度过任何形式的孤独与寂寞。也只有诗歌，比有限的生更重要，比无限的死更傲岸，足以取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物质而成为永恒的纪念品。在同一封信里，茨维塔耶娃还把对方称为自己“最喜爱的诗人”：“我曾经——很久很久——六年以前——梦到过您，梦到您的将出版的书：深绿色，上等山羊皮革封皮，烫银的——《金玉良言》——一种像祷告一样的古老的魔法（确切说——回返的魔法！）——而且——在我醒来以后——我知道您将会写出这本书的。”这简直是为自己钟爱的诗人所做的漫长的祈祷，并且在生活中实现了。所以她如获至宝地抚摸着阿赫玛托娃的几册诗集：“如此单薄的，如此小巧的！……随身携带是多么轻巧！简直像一抔灰烬。”她仿佛接受了命运的礼物。这梦寐以求的礼物似乎已构成她身体的一部分，或精神的一部分，即使面对死神也不忍舍弃。
我想起加拿大女诗人阿特伍德的《为一首永远也不可能被写出的诗所作的注释》：“这是她的尸体，沉静得失去手指，在写这首诗……好像没有别的可以去做，或者说拯救你自己吧。”对于茨维塔耶娃而言，她拥有的也是一部永远也不可能读完的诗集，一项必须持续到死后的阅读。而棺材简直可作为陈列心爱的诗集的书架来看待——诗集即使压在死者的枕头下，也可能随时被翻开。诗人的阅读恐怕跟她的创作同样重要，都出于灵魂的需求。
其实阿赫玛托娃仅仅比茨维塔耶娃年长三岁，但又比后者长寿，活到了77岁（1966年）。茨维塔耶娃比阿赫玛托娃更孤僻，命运也要不幸得多：1941年，她自缢身亡，年仅49岁——距她给阿赫玛托娃写信时已有二十年。不知别人是否遵其意愿将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放进了她的棺材里？恐怕，也只有我在关心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如果可以将茨维塔耶娃的愿望扩大为诗人们的普遍愿望的话，或许每一位诗人的枕头下，都将压着一本不同的诗集，正如他们的心目中供奉着各自最喜爱的诗人。说不定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诗集《神灯》或《离别俄国之后》，同样也构成别的诗人的梦想之物。诗歌的链条正是这样衔接的——从古希腊的荷马开始，一直延续到未来那轮廓模糊的时代。所谓的大师，就是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并且构成后人的遗产……这样的遗物能够超越生死、种族、国别乃至时间。
假若允许我挑选一部诗集携带进墓穴的话，我会选择谁呢？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抑或里尔克？（他们三位之间曾相互通信，被汇编为《三诗人书简》。）我至今还没拿定主意，也许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见分晓。这其实是一件很让人矛盾的事情：选择谁都会有遗憾——如果必须放弃其他人选的话。所以说到底死亡仍然是很残酷的：你必须离开那么多亲人一样的大师的影子，并且遗忘掉那么多曾经深深影响你的思想与生活的经典……只有一种情况会抵消这种惆怅，那就是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与他们会合。
当然，我的最高理想是：若干年后，自己的诗集，同样也能成为某个更年轻的诗人的枕畔之物。这是一种简直令我不敢期许的幸福。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把阿赫玛托娃当做同一祖国的诗歌女神来尊敬，那么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其心目中，则相当于异国的男神：“您不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最喜爱的’是又一个级），您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这一现象不可能是我的，它也无法去爱，而只能用全部身小去感觉，您或是（还不是全部！）第五元素的化身：即诗本身，您或是（还不是全部！）诗从中诞生的物，是大于您自身的物。这里谈的不是作为人的里尔克（人是我们注定要成为的！），而是作为精神的里尔克，他大于诗人……”她甚至在致里尔克的书信中感叹：“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也许意味着）去超越诗。诗人，就是超越（本应当超越）生命的人。您是未来诗人们的一道难以克服的课题。在您之后出现的诗人，应当是您。也就是说，您应当再次诞生。”茨维塔耶娃不仅仅把里尔克视为一个具体的诗人，更把他当做一种博大而抽象的诗歌精神，“您将一直把我当做一位俄罗斯女性来接纳，我却将您当做一个纯人的（神的）现象来接纳。”
1926年4月，流亡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受远在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引荐，开始与隐居瑞士的里尔克通信。这三位天各一方、终未谋面的诗人之间共留下五十余封分别用法语、德语、俄语书写的书简，构成一段浪漫超脱的通信史。当时里尔克已年过花甲，却被一纸之隔的茨维塔耶娃唤醒了最后的激情。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底，里尔克就再也拿不起自己的笔了。茨维塔耶娃本希望能有机缘和帕斯捷尔纳克共同拜访里尔克，但这已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约会了：“瑞士不放俄国人人境。但高山会让路（或被劈开！）——以使我与鲍里斯能走近你！我相信高山。”即使高山确实会侧身让路，死神也把惟一的通道阻挡住了——他们已被隔离在两个世界。
茨维塔耶娃为创作悲剧《淮德拉》，曾向里尔克索取过《希腊神话》。里尔克逝世后，他的俄文秘书切尔诺斯维托娃仍执行他生前的嘱托，将这本书寄给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满怀悲痛地给切尔诺斯维托娃回信：“里尔克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变化——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自己与……合作，而现在——他自己就是‘神灵’……我从未见过他，而且对于我来说，这一损失是魂灵的（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对于您来说是损失一个曾经存在的人，对于我来说则是损失一个不曾存在的人。”她回信时书还在邮路的中途，“我担心收到《神话》时，会失声痛哭。暂时还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总是被人们包围着），而也许，说真的，没有意愿：不愿意。哭泣就等于承认。暂时我不想哭——他没有死。”也许他们相识得太迟了。也许，是里尔克走得太早了——他带走的对茨维塔耶娃的记忆，也仅仅是纸上的记忆。但即使这样，也足够了，足够照亮他那逐渐冷却的炉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