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雅好诗书的痴子,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怫然不悦,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严禁官员狎妓,因此黄云鹄差一点就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湖广总督府拜见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他顺水推舟,动用官费资助黄侃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革命,扬言“借使皇天右汉,俾其克绩旧服,斯为吾曹莫大之欣”,这话的意思是:倘若上天看重大汉民族,使它光复神州,恢复旧装,那就是我们莫大的欣喜了。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根治贫富不均的症结。
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号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同期,黄侃还以“运甓”的笔名发表《释侠》一文,咬文嚼字是其特长,他别出心裁,在诠释“侠”字时用上了看家本领: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壹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
黄侃视革命党的勇士为拯救群生的大侠,特作此文,为他们的暗杀行为正名。他斥立宪党人“畏死”,赞革命党人有“敢死之气,尚义之风”。黄侃非常鄙视那些在易水之湄挥泪送别荆轲的燕客庸流,在同时期的《感遇》诗中,他嘲笑彼辈“徒工白衣吊”。
1910年,黄侃回国,他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接灌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
1911年7月,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他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詹大悲是条汉子,他将罪名全部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侠气总是与官气相冲突,民国之后,黄侃“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一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由于愤世嫉俗,黄侃回归书斋,不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革命经历。多年后,他的入室弟子潘重规尝试揭开谜底:“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他的诗句“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怀陈君》)当然好,“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效庾子山《咏怀》》)则透露出满腹牢骚。
世间狂傲不分家,有的人狂在心底,傲在骨中,并不见于词色;有的人则狂在口头,傲在脸上,时时溢于言表。黄侃是后者无疑,“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汪东《蕲春黄君墓表》),其狂傲总是一触即发。章太炎赞黄侃有魏晋之风,大抵是不错的。
在日本东京时,章太炎主持《民报》,常有客人访晤,某日,来者是陈独秀,黄侃与钱夏(钱玄同)到邻室回避。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震、段玉裁等朴学名家,多出于安徽和江苏一带,陈独秀提到湖北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着认同。这话可就惹恼了听壁角的黄侃,他大声抗议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此言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章太炎闻之尴尬,陈独秀则闻之窘迫,主客谈兴索然,随即拱手作别。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瞋目而起,严词峻拒,他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
黄侃素性狂傲,视尊荣为敝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唯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居正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便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量守庐(黄侃的书房名)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至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文坛领袖王闿运,后者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王闿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嘿嘿带过,并未计较。
当年,北大的第一怪物是辜鸿铭,第二怪物就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他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馆子。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
在北大,黄侃恃才傲物,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忽作惊人之语:“你们知道钱某的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他的一面之词是:早年在日本留学,师兄弟之间常来常往。有一天,钱玄同到黄宅闲谈,中间黄侃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发现一册笔记不翼而飞了。这事钱玄同打死不认账。黄侃去世后,《立报》记者据此线索写成《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的奇文,周作人读了,觉得不可思议,将它寄给钱玄同。受到这样大的诋毁,钱玄同却拿出海量,居然为死者圆谎:“披翁(黄侃别号披肩公)逸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趁他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造成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钱玄同肯作这样的急转弯,适足以说明他对黄侃的学问是佩服的。
钱玄同与黄侃分处于激进和守旧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抵牾和磨擦在所难免。钱玄同曾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对黄侃的一阙词横加挑剔:“故国颓阳,坏宫芳草”有点像遗老的口吻,“何年翠辇重归”似乎有希望复辟的意思。诗无达诂,词当然也是如此,钱玄同的理解未必正确,尽管他声明词作者并非遗老遗少,而是同盟会的老革命党,但他又点明这首词中的思想总与黄侃昔日的行动自相矛盾。黄侃本就对钱玄同痛骂推崇和研究《昭明文选》的人为“选学妖孽”十分愤怒,因为他精研《昭明文选》,用功极深,这把火一烧,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撰文要骂的就不只是钱玄同,还包括极力提倡国语文学的胡适、陈独秀:
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横溷,因复援人入水;谓文以不典为宗,词以通俗为贵;假于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无愧无惭,如羹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为“驴鸣狗吠”,颜介所以为“强事饰词”者也。
其实,黄侃并非目无余子,他与刘师培政见不合,但对这位国学大师始终以礼相待。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尊敬有加,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立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个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周作人曾说黄侃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一点也不错。黄侃从不迷信同时代的权威,他在1926年的日记中批评王国维有失而不改,这段文字很不客气:“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黄侃就如一位天尊,尤其不耐烦听歪嘴和尚胡乱念经。有一次,马寅初向黄侃请教《说文解字》,先谈了些个人心得,黄侃听了,不置一词,马寅初要他评点一番,于是他轻松打发:“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马寅初被黄侃这句话噎得够呛。
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瞠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他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他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提及过黄侃讲课的独到之处:“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章太炎喜欢骂人,黄侃也喜欢骂人,章太炎专骂大官僚大军阀大党棍,黄侃则多半骂同行学者,连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吴承仕也不放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也不觉得自降身份,只要纾解心头之忿,得到骂人的趣味即可。还有一宗,章太炎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黄侃也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某次,黄侃与胡适同赴宴会,胡适偶尔谈及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一路往下讲,有很高的兴致。孰料黄侃听得不耐烦,即席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闻此喝斥,满脸怒色杂赧色。停顿少顷,黄侃又补骂一句:“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眼看就要动武了。黄侃见状,仰天打出一串哈哈,他说:“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此言一出,举座哗然而笑,胡适的怒气也就无从发作了。
黄侃崇尚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只举一例:“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条近虐之谑,胡适后来作出了回应,他不是为自己出头,而是为白话文出头。他对上课的学生说:“行政院请我去做官,我决定不去,请诸位代我拟一份文言复电。”结果最省简的一份用了十二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拟定的白话电文稿却只有区区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黄侃的脾气古怪到什么程度?有一事可以说明。他借住过师弟吴承仕的房子,在此期间,他贫病交加,儿子又早殇,感到晦气缠身,他左思右想,认定居处不祥。既然信风水,搬走就得了,可他偏偏要留下纪念,用毛笔蘸浓墨在房梁上挥写“天下第一凶宅”,又在墙壁上画满带“鬼”字旁(诸如“魑魅魍魉魃魈”之类)的大字,弄得阴森森满室鬼气,他才掷笔而去。
陈独秀曾被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多次,但这位火爆脾性的青年领袖居然休休有容,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其服膺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菲,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唯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同学录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他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