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道学家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是“光风霁月”，程颢的气象是“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蔡元培的气象该如何形容？
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我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这个“大”字就是蔡元培的气象。
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而且是学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学人难在精深，通人难在淹博。学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称高明，唯通人才能开通一代文化之风气。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这绝对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赞扬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此言不虚。
中国社会对人才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的楷模，就因为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不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仍不免为后人所诟病，孔夫子要做完人尚且无法全票通过，做完人之难不言而喻。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广有收获，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就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而无愧。痛失老校长，傅斯年曾想写一篇《蔡先生贤于孔子论》，可惜他的想法没有兑现，要不然，那绝对是一篇好文章。
蔡元培具有澹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这仍然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遭两遭。晚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
1940年3月，冯友兰撰《蔡先生的一生与先贤道德教训》，对蔡元培的人格有透彻的认识和分析。他说，“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国旧日教育的最高底表现”，个人行为温良恭俭让，很容易与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张，“身可危而志不可夺”，因此又极不易与人合，遇有不合，便洁身而退。他感到遗憾的是蔡元培“未死在重庆（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
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分毫。
域外学者对蔡元培同样推崇备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美国哲学家杜威，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然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循着这个话头，多年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特意指出：“杜威的论断是中肯的，我还要附加一句：不但在并世的大学校长中没有第二个，在中国历代的教育家中也没有第二个。”这两位中美哲人对蔡元培的奖誉如此之高，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足见其显在的价值超越学术和政治之上，已升华为教育理想的化身。
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着实值得一赞而三叹之。
§§寡言君子——梅贻琦：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一个人一辈子若能做成一件大事，留下一句哲言，就可算功德圆满。梅贻琦（1889-1962）大半辈子服务于清华，使它声名鹊起，将它提升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这绝对是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语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这绝对是留下了一句哲言。尽管它是从美国霍布根斯大学创办者吉尔曼校长的名言“Man，not buildings”化来，但化得妙至颠毫，化出了百分之百的中国味，他用孟子的名句“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作旧瓶，装入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酒。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话不糙，理也不糙，但我仔细品咂，总觉得梅贻琦的那句话言近而指远，更耐人寻味。
梅贻琦主张“行胜于言”，他曾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爱做实事，肯干难事，能办大事，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学者、外交家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梅贻琦，深得要领：“……梅先生的慢，在他的说话上，往往是因为要得到一个结论后他才说話。因为说话慢，所以他总是说话最少；因为说话少，所以他的错误也最少。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为他说话少而严谨，他做人和做事也就特別的严谨，天津人叫‘吃稳’，梅先生可以当之无愧。当然梅先生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在思想上非常之新，在做事的设计方面也非常之新；在个人生活方面，他非常之有条理而能接受最新的知识。他有一种非常沉着的责任感，是我最钦佩的……梅先生是一个外圆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做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做的。他处世为人都以和平为原则，而且任何事总是不为已甚。我对他的为人非常敬仰。”叶公超还在怀念文章中写道：“梅先生是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椿事。”一位智者讷于言而慎于行，他就能慢工出细活，稳如泰山，刚毅坚强而持之以恒。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竭诚拥戴梅贻琦，最根本的缘由就是他处事公平，待人诚悫，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服务精神和服务质量，有一位学者评价道：“在现今条件下，服务有几个信条：（一）要肯做事；（二）要忠于所做的事；（三）要久于所做的事；（四）要专于所做的事。梅先生可谓具备这四个条件。”学者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仔细计算过清华大学的经济账：“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三百至四百元，最高可达五百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一百二十至二百元；助教为八十至一百四十元；一般职员三十至一百元；工人九至二十五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二十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十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学界流行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择校者持之有故，择婿者亦言之成理。北大的历史更悠久，清华的学生更少俊，至于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清华不仅可与北大颉颃[xiéháng，抗衡]，而且后来居上，在全国首屈一指。
与梅贻琦同时代的诸君子“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陈独秀、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自不待言，就是一代宗师蔡元培亦难免遭小人微词、敌手非议，唯独梅贻琦是个例外，世人“翕然[xīrán，一致]称之”，这太不容易了。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收集和研究过相当广泛的文字材料，而且一直抱持“苛求的心理”，搜寻时人和后人对梅贻琦的“异词”和“谤语”，却迄无所获。
清华人对梅贻琦的崇敬非比寻常，用一位校友的话可以概括：“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