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慢”不是傲慢，不是怠慢，不是缓慢，也不是梅贻琦不惜时，不守时，而是指他从容不迫，张驰有度。大革命家黄兴一生教人“慢慢细细”，就是教人慢工出细活，急就章难成精品。
梅贻琦毕业于天津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的前身），是张伯苓门下的得意弟子。1909年，他报考清华首批庚款留美公费生，可谓着时代之先鞭。张榜揭晓那天，看榜人个个心情急切而又紧张，唯独梅贻琦神色淡定，步履轻闲，不忙不慌，不忧不喜，单看他冷静的态度，旁人很难猜测出他是否已被录取。后来，大家在赴美的越洋客轮上聚首了，这才知道他叫梅贻琦。
那年月，中国公费生赴美留学，选修文科者居多，选修理科者次之，选修工科者少之又少。梅贻琦入美国东部吴士脱工业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读电机工程专业，于191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七年后，他再次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一年，获得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一度受聘为纽约大学讲师。美国的工业文明使梅贻琦大开眼界，理性告诉他，在短期之内，中国的发展速度无法由蜗牛之慢提升为骏马之疾，急功近利只会欲速则不达，唯有办好大学教育才能培元固本，奠定现代化的基石。嗣后，他语重心长，告诫行将赴美留学的青年：“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他的意思是：莘莘学子必须克服浮躁的心魔，对各种人文、科学课题精研细究，把工夫做到家，才能有所创获。
曾有人开玩笑说：梅贻琦做任何事都比别人慢半拍。那年月，男人早婚的多，他却偏偏晚婚，三十岁才娶韩咏华。殊不知，梅贻琦为人极孝悌，他晚婚实有苦衷。当年，中国留学生家境富裕的多，贫寒的少，国内的接济源源不断，梅贻琦却是个例外。庚子之乱，梅家到保定避难，天津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家境一落千丈。留学期间，梅贻琦每月必从牙缝里省出钱来，寄回家中，帮助三个弟弟上学。学成归国后，梅贻琦在清华担任教职，提亲者踏破门槛，他仍然婉言谢绝。为了赡养父母，帮助三个弟弟求学，他将自己的终身大事一再延宕。直到三十岁，梅贻琦才与二十六岁的韩咏华结婚，在当年这已不是一般的晚婚了。婚后，他一如既往，将每月薪水分成三份：父母一份，弟弟们一份，自家一份。三个弟弟均对长兄深怀感激之情，幺弟梅贻宝（担任过燕京大学代校长）曾含泪说：“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的教育观一以贯之。他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教育学生，他主张熏陶，不赞成模铸，流水线作业注定培养不出“博极今古，学贯中西”的通才，而只会扼杀“神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天才。他的“从游论”颇具新意：“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qí，极]远哉！”师生从游则不止学问可以薪火相传，品德、情操也可以熏之陶之，化于无形，得之不失。也许为效不速，但结果上佳。梅贻琦曾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这话看似绝对，细细体味它，却很有道理。
梅贻琦所倡导的通才教育以思想自由为基石。1941年4月，借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时机，他发表文章《大学一解》，其中引用了宋代学者胡瑗的一段语录，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易经》艮卦说‘思想不要超出自己的本分和位置’，这正是为了规范当权的人。倘若是学者，就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说，因为他们没有官方的职责，可按自己的心意去做。如果学者的思想也受到限制，那他们就只能在浅陋的学识中自我废弃了。”中国政界有多少个党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流派。这一点与北大如出一辙。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因党见和政见歧异而相害，在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一位教授因为持不同政见或发表反政府反领袖的言论而被解职，这一氛围的形成端赖梅贻琦日复一日的营造和维持。
在多事之秋，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谋，更不寡断，他的“慢”既表现为丰沛的静气，也表现为充足的勇气。即使兵戎相见，军队开进了清华园，也休想扰乱他的方寸。
抗战前夕，北京高校学生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对学生运动警惕性相当高，但他明令部下：巡查清华园，不许动粗。清华大学的学生对军人入校抱有敌意，竟做出过激之举，不仅缴下士兵的枪械，扣留领队的团长，还掀翻军用车辆。这样一来，事态迅速升级。当天晚上，军队荷枪实弹，进驻清华园，引起师生极大的恐慌。为了应付岌岌危局，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位成员（叶公超、叶企荪、陈岱孙、冯友兰）齐聚梅贻琦家，商量万全之策，以求度过眼前的难关。每个人都说了话，提了建议，唯独梅贻琦向隅静默，未发一言，不吱一声。最后，大家停下来，等他表态。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梅贻琦抽着烟，仍旧默无一词。文学院长冯友兰说话有些结巴，他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没表态，叶公超忍不住了，用催促的语气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方案而不说话？”
这时候，每隔一秒钟，都仿佛隔了半个月。面对几位同仁焦急的目光，梅贻琦从容作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他要教务处通知有嫌疑的学生，叫他们处处小心，尽可能隐蔽起来。然后他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秦德纯，此人曾是宋哲元的重要幕僚，请他出面说服宋哲元撤退军警。秦德纯应承下来。不久，宋哲元果然下令撤退了包围清华体育馆的士兵。
1936年2月29日，北平警察局到清华大学搜捕，逮走了十几个人。有些学生怀疑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向当局提供了花名册，于是群起而攻之。潘光旦是残疾人（早年因为跳高弄断了右腿），学生抢走他的双拐，扔在地上，这位著名学者只得用一条左腿勉强保持身体平衡，状极难堪。梅贻琦见此汹汹之势，并不退缩，他是一校之长，怎忍让同事和朋友代己受过？他对那些不肯善罢甘休的学生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如果你们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还用沉痛的语气告诫大家：“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做事尤其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要让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掐灭怒火，恢复理性，很不容易，但梅贻琦的耐性臻于极致，在军事当局和学校师生之间，他艰难地找准了一个平衡点。都说要快刀斩乱麻，他却是慢工出细活。多方的体面、利益均须顾及，这岂是急性子能够顷刻办妥的事情？
梅贻琦常常告诫青青子矜“不忘国难”，从不反对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他也在多种场合表明自己一以贯之的救国观和爱国观，“救国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的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清华大学稍微懂事的学生个个能够体谅梅贻琦的苦衷，每次闹学潮，他们都担心自己的过激举动会动摇梅校长的地位，因此必先贴出坚决拥护梅贻琦校长的大标语。为了呵护学生，营救学生，梅贻琦与警察局长多有周旋，学生们的感激方式很特别，他们摹仿梅校长的口吻，编成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顺口溜将梅贻琦在警察局慢条斯理、大打太极拳的意态神情活画得丝丝入扣。
抗战期间，梅贻琦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位“当家人”之一，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常在重庆，国民政府对他们另有任用，西南联大的校务完全倚赖梅贻琦主持。虽然蒋梦麟亮出“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亦能苦心维系大局，但涉及到经费分配等切身利益时，北大与清华难免会有龃龉，每当这种时候，最有力又最有效的弥缝者就是梅贻琦。应该说，与北大相争，清华是吃了不少亏的。如果清华不肯吃这些亏（有的还是哑巴亏），西南联大早就崩盘了。在鸡鸣风雨的乱世，办教育亦如驾船行驶于怒海狂涛之中，一位勇敢睿智的掌舵人绝对是其他船员的保护神。黑云压城，炸弹如雨，西南联大依然弦歌不辍，为国家保存元气，培养出远胜于和平年代所能培养的高级人才，梅贻琦的功德可谓大矣。
抗战初期，物力维艰，西南联大经费奇绌，但为了使梅贻琦行动方便快捷，校方给他配备了一部小汽车。梅贻琦视小汽车为奢侈品，将它毅然封存于车库中，辞退司机，安步当车。若要外出应酬，他就坐人力车代步。若要去重庆出差，只要时间允许坐邮车，他就不坐飞机。坐邮车岂不是要比坐飞机慢得多也累得多吗？梅贻琦却舍快求慢，舍舒适取劳顿。“慢”与“累”后面当然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省”，艰难时期，能省则省，梅贻琦节俭惯了。他总是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他讲的“家”，不是自己的小家，而是国立西南联大这个大家庭。
“尽人事而听天命”，梅贻琦的慢始终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柔韧的太极功夫，而不是刚猛的南拳。
1945年，一二一学潮后，梅贻琦感到非常失望，一度想退避贤路，清华教授会坚决挽留他，使他打消了去意。但他已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左派”日益坐大，清华教授会已从内部产生裂痕，很难再采取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五四以来形成的“教授治校”的原则和权威已丧失殆尽，“民主堡垒”的光鲜面目骗得了外人，却骗不了自己。
梅贻琦那手“文火煲靓汤，慢工出细活”的功夫放在抗战期间尚能足敷所用，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后，全国上下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情绪，他原先的慢半拍变成了慢三拍，很难再利济清华，走和留的问题就摆到了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