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洲人入关的赫赫武功之下，却依然有着对汉族人文化的摧残。
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钅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钅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钅龙，也被“戮其尸”。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顾炎武（1613～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清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贿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羹尧的奏表，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92条大罪。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见。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130余案。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入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28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
《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文字狱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由此可见明清两朝文字狱之盛。尤其是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
顺治康熙时的文字狱主要是明史案。
到了雍正时期，发生了谢济世案、陆生楠案，“清风不识字”案，曾静、吕留良案等。
吕留良（1629～1683年）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吕氏一生一身傲骨，视仕途如粪土，吕氏的民族节慨与反清复明思想，多见于其著作《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吟稿》等。清康熙五年（1666年）他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吕留良是在死后49年时，即清雍正十年（1732年），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野史记载女侠吕四娘为报杀祖之仇，以选妃之名混进皇宫，后在雍正召其侍寝时以短剑将雍正斩首而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江湖三女侠》也取材了这个传说。但是根据史学家的考证，雍正不是死于刺杀。
在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中，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具有一个真实的内核——雍正系猝死，且死因不明。从理论上说，死于非命的暴亡，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自杀或他杀。而对于像雍正这样为所欲为的皇帝，不会是死于自杀，只能是他杀。而杀人者必是他的仇人。这便是吕四娘杀雍正这一传说故事能够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社会基础。这个传说故事编撰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了“文字狱”作为切入点。吕留良确有其人，雍正不仅将他戮尸枭首，又将他的全家杀的杀，流放的流放，使吕家彻底家破人亡，这种家仇，使得他的后人必定与雍正不共戴天。但吕留良后代如何能接近雍正呢？故事编撰者又塑造了吕四娘这一女侠形象，即她能够扮成宫女只身一人深入宫中，如囊中取物一般，轻而易举地提取了雍正首级。
而历史上有没有吕四娘这个人呢？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考证，吕四娘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乾隆时，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所以说，历史上即使确有吕四娘此人，也不可能逃出，大概也是默默无闻了此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