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自觉的改造中新生
（2009年10月）
农民增收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焦点，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背景下持续拉大。城市关注农村，是因为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在城乡利益的大格局中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凸现，农村多发的群体性事件，不管动因几何，其深层次问题无一例外不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的利益诉求放在社会利益的大锅里是多，是满足农民利益诉求的机制出了问题，引发人们思考的是改革将以何种姿态持续深入？在政策有利的条件下，农民增加收入的困难在社会背景下更加突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拉动还远不够力量。很多人期望城市化和工业化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快速增加，但事实并非城市化和工业化与农民利益并驾齐驱，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又为何？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在方法和方式上出了问题。
考察农民收入状况，主要看农民普遍意义上的收入来源，如果一种收入来源现象不具备普遍性，或者说不是农村普遍人群能够获得的收入，那么这种收入来源就不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在目前情况下，农民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补贴，农业和进入城市及工业创业务工等三个方面。
政府补贴在农民人均收入中已经占有一定份额，这也是平抑农资上涨后农民收入还能表现出减负性增长的重要原因。2002 年税改以来，随着农业税逐步取消以及农村统提的全面停收，农民负担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减免，也使农民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2004 年开始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又给重负中挣扎的农民获得了较大的收入利益。中央对粮食、油菜生产等一系列直补政策，使传统粮区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直接收入利益。2005 年以来，中央对农村低收入群众扩大保障面，提高保障金，又让农村一部分温饱线以下的群众增加了生活来源，最近两年新型农合以及农村养老金发放，又给农民增加了一点收入。从政策层面上看，2004年以来的5年，农民人均获得的政府补贴从最初的160元左右增加到了450元左右。
农业方面，分散经营决定了农业的低效，土地的家庭承包在保障了农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也决定了结构调整的困难。自八十年代以来农业结构的调整历经了以多种经营，粮食品种优化、特色种植等多次调整，每一次调整农民获益不多，或根本没有获益，调整结构的积极性不高。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使农民收入状况趋于稳定。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价格随着农资价格上涨有一定上扬，但与农资涨幅不可比，这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作为农民收入主渠道的农业收入呈现出普遍性缓慢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不拉大才怪。
农民进入城市及工业创业务工不乏成功人士，但相对于数亿农民还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在城市及工业中获取的还是劳务收入，这种收入因为缺发一体化劳务市场而大打折扣，尽管这些年来外出打工人员较多，但95%以上的打工人员创造的财富仍就很低。去年以来因为金融危机，农民工外出务工遭遇重创，其收入增加就更无定数。在来自政策和农业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形之下，农民收入的差距取决于个体农民来自外业的收入，这个收入差距使得农民收入状况呈现金字塔式结构，七成以上农民收入处于金字塔下部。这个结论大致来自于对农村的经验。我无法得出更为具体和精确的数理结论，但是理性分析这一结论还是十分保守。
应该承认，近年来，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政府作了很多努力，取消农业税，发放各种农副产品补贴，维护农民工权益等，这些措施对于增加农民收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至今没有扭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过去的1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十二倍。数据显示，1978年—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7.5 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 7.3 倍。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 36.3%，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个百分点，同期城乡居民收入相差高达近万元。这样大的收入差距如何来补？由哪条渠道来补？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
农民增收渠道有限。宏观而言，收入渠道包括从业人数及创造财富两个方面，传统增收渠道主要是农业及劳务，这是大多数农民。少数有特长，掌握了管理技术的农民进了城，逐步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进入城市市民行业，次一等的则城乡两顾。由于体制和法律的原因，农民很难从农村资源中脱颖出新的增长途径，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收入稳、增长慢、过得去、不宽裕”的根源所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是以年节余一个铜板叠加的方式增长，而不是经营收入递增的方式增长，所以农民增收问题非体制破题不可见效。
按照现在的做法，直补补不过农资价格上涨，社保、低保、医保在一个时期内无论如何跟不上城市，差距必将长期存在，现在的努力是缩小差距而不是平抑差距。政策的努力只有在统筹城乡社保、低保、医保的前提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直补或者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但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在一个时期内，还必须着眼于完善农村经营体制，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创业增收提供条件。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稀缺与消费需求的矛盾，广大农村人口甚多，资源占有的矛盾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先后对农用土地、粮食销售、林业产权等领域进行了体制改革，对农用地的改革在一定程序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或多或少让农民获得一些现实利益。但农村继续改革的步子太小，尤其是产权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农村土地、农村水资源、农村宅基地、农村房屋等诸多领域理论创新不够。比如农村宅基地能不能臵换小城镇建设用地？按现行法律不行，但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何不可？做大了城镇，活跃了农村经济，节约了农村土地。“小城镇大战略”，这个话中央在十五大就提出来了，到现在落实的不是很好，不发达地区小城镇做不好也做不大，缺乏人气是一个原因，但体制障碍仍然存在。主要是农村小城镇的土地交易问题，是按照城市土地交易还是按照农用地交易，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不仅是一个交易方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让一些有一定资金能力的农民尽快进城的大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农村小城镇用地必须采取城市土地交易办法，这种办法增大土地交易成本超过三倍以上，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是从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其精神实质就是惠农，但由于体制不顺，执行不好，耽误了农村城镇化进程，这是一个大问题。小城镇的作用不可小觑，一部分人进城，这部分人慢慢地就会放弃农村的土地，让这一部分资源转移到别的农民手中。可以说城镇化做得越大，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水平就越高，一方面进城农民开拓了增收渠道，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哪些人也可以从增加的土地经营中获利，这种增收的渠道为什么不可以在体制和政策上作些调整呢？
目前农民对农村资源有权经营的，从法律意义上讲，一个是林地经营权，一个是土地经营权，从政策角度上讲，主要是宅基地，至于农村其他资源农民没有政策和法律保障的权力，一些是情理上的占有，从目前这些资源占有情况看，比如计生超生户，多生的哪些人，为了生存低成本占有，一些是廉价的发包占有，这些于情于法都不公平，要想办法整合农村的这些资源，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重新分配，实现资源分配方式的公平。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遏制农村低生育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市场使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公平，并以这样的公平来刺激生产，这同样不失为农民增收的一个好办法，值得去探索和尝试。
劳动力是农村重要的资源，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两个问题，一个是使农民有更多机会进城，另一个是在城市务工享有平等和公平的收入待遇。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保障，那么所谓工业化带动战略其意义体现在哪？社科院今年发表的《中国城市蓝皮书》指出，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废除对非户籍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允许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农民转为市民。现有的户籍制度在工业聚集地产业增长和就业人口增长的同时，就业人口的家庭居住并没有同步城市化，导致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工业产品需求萎缩，城市经济将陷入灾难性萧条，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失业加剧，农民工群体逆城市化回流，既导致资源浪费，又造成社会不稳。道理都在这，但解决起来不会太容易，不然也不会等到今天来说。现在农民工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是扩大内需又把县域经济拉到了主战场，理论上讲，组织农民开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应该顺理成章，但操作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因为项目招标制好处都给了老板，谁想改也没用，农民有意见也没用。
我相信一点，只要国家在发展，农民增收渠道就会多。理不顺的事总会理顺，说不清的理总会讲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