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
我从十一岁到十六岁这个时期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农村。我不是厌恶农村，我依恋农村的父母兄弟，依恋给予我乐趣的赣江，依恋给予我美食的鱼塘，依恋给予我怀想的赣中小平原。可是农村太苦，我更加向往城市的品位和情调，我更加羡慕城市人的尊严和优越。
农民可怜。南瓜茎和叶现在成了城市人偶尔品尝的美食，可在六、七十年代农村人常常吃这种东西，滋味并不好受，几近猪食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南瓜茎和叶的做法并不讲究，少了油就全然没有了它的风味。农村人的穿着十分简朴，因为贫穷，买不起好的衣裳，因为农事的繁忙，没有时间顾及穿着，穿暖是他们的目标，打扮便是一种奢侈。农村人住的十分简陋，且不说住房的紧，就说农村的居住环境也没人去配套。农村人的行“举步惟艰”，城里人走的是国家出资修的水泥大马路，农村人就没法享受，现在修的水泥路，也是国家出一点，农民自已集一点修起来的。什么是城市人什么是农村人，用不着认真去探究。城里的男人撸起裤管，白净的腿肚子上长满细细的绒毛，农村人的毛发并非就不发达，可黄泥的粘连，把他们的腿毛连根也拔了。
中国传统文化把农民人格锁定在一个如牛马一般勤劳，如牛马一般负重，如牛马一般受同情的位臵上。一部《红楼梦》写尽中国封建上层社会的喜和悲，几多人物的纠葛，几多人物命运的演变，大作家曹雪芹浓墨重彩，写的是栩栩如生，可刘姥姥着笔不多，却无比鲜活，让人过目不忘经久不忘。刘姥姥是一典型传统农民，受了官僚地主远亲的一点点恩赐（也就是一些官僚地主穿过的旧衣裳，弃去的旧家什，还有一些在姥姥和她的孙子看来好吃的东西）就千恩万谢，说不尽官僚地主的好话。刘姥姥是个可亲可怜的老农民，这样的农民形象在中国泱泱大典中不知可以找到多少。
物质生活的差距，精神生活的贫乏，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农民对自身人格有一个认知，这种认知在他们的心里烙下了人格低贱的印记，在他们的血液中滚动着人格低贱的遗传基因。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哪一场不是被逼揭杆？陈胜、吴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又何尝不是？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工人运动，可没有农民的参与和牺牲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毫无疑问，农民对自己人格的认知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处在社会下层的农民无法改变。这就是国家制度的残酷。制度对农民人格的设定也许是统治的需要，也许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许是上流社会和富人世界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也许都是。封建社会制度设计的不公平，哪是因为它就是一种不平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设计的不公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建国以来，国家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的设计上又给了农民实实在在的伤害，行政上采取的户籍制人分二种，城里人和乡下人，又一次给翻身作主的农民在人格上注下了灰暗的一笔。经济上采取的农副产品剪刀差，给本来就苦的农村和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压榨，尽管摆脱了地主欺榨的农民有了为国家奉献的觉悟，可是他们的人格演义并没有在全体国民中升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使农民得到了切实的利益，钱袋子开始有了几个实实在在的现金，可农民收入在全体国民人均收入中的水平仍然最低，农民不能够平等地和城市国民享受改革的文明成果，其人格提升仍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和制度设计的阴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殴打、欺压农民的事情仍然是此起彼伏，寡不鲜见。人们不禁要问：这社会到底怎么啦？农民人格在党和政府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吗？
中产阶层对农民人格的扭曲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利益趋使的。被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难道不是一个被扭曲的怪胎？曹禺先生《红日》中四姑的悲惨命运难道不是一部中产者的经典作品？如草一般低贱的农民可以肆意被践踏，这是历史，封建的历史。在共和国法律授予农民平等权力的今天，这样的历史应该被诅咒被改写。然而还是很难！利益的趋使使一些中产者做起坑农的事来，良心上并不觉得难受，他们有钱可以变着法子玩着财富的骨牌，企图把天下的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有农民工工资问题，假种子、假农药问题，等等。尊严的趋使使另一类中产者做起欺压农民的事来，身心感到无比畅快和满足，他们拿起权力的魔杖，企图把天下权力攘括在自已的股掌之中。所以有农民服毒事件，集体围攻乡镇事件，等等。
传统以为，人格地位是由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所决定，究其实，并不尽然。对人格地位的理性认知才是最重要的，每一阶级每一阶层都是如此。农民阶层中缺乏的就是这种人。刘邦当过相当现在的村小组长，他是农民，朱元璋操过农事也是农民，还有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地位的变迁，以及后来统治的需要，逐步从农民阶层中分化出来，他们代表的不再是农民阶层的利益，更多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农民阶层做过好事，比如朱元璋的减租减税。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来自农民的******是个例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始终记着农民的利益，但当时国家太穷，民族工业太落后，只有暂时牺牲农民的利益。然而，当时制度的确立其影响之远绝对超出了他老人家的估计。
这是领袖级人物。实际上，芸芸农民中不乏为自己人格利益拼死斗争的勇士，尽管他们对自身人格地位缺乏理性认知，但他们懂得以国家法律和党的宗旨为依据去争取自身的利益，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出现的一系列农民“维权”事件，最终引发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反思和一系列政策的重大调整。这是不入流的农民为自身人格地位作出的努力。入了流的农民的后代为农民人格地位所作的努力同样没有停止。许多来自农民的大小官员，他们没有忘本，踏踏实实为农民做着许多有益的事情，上书总理的湖北省的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是有良心和良知的一代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痛恨人治，期待人格的平等，他们忠实执行党的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方略，把改造人治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光芒。因为任何好的制度都是人去执行的，毕竟人治是中国的精粹，为许多天天念着“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中产者所梦想。
二十多年前那个梦想离开农村的我，现在农民眼中也是入了流的他们的后代。深夜，我坐在乡镇党委的办公室写着这样一个令社会学家头大的问题，我没有太多太大的力量，我只想跟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