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无疑对张春桥是个严重打击，对张春桥等人的篡权，是一个新的障碍。2月3日，张春桥咬恨吞仇，写下“有感”，叫嚣要“新桃换旧符”准备进行更阴险的篡权活动。
在此之前，上海的街头曾经出现过“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张春桥对此不免有些愠怒。因为这过早地泄露了他的隐私，无异于是给他帮倒忙。张春桥当即下令：马上刷掉！尽管这样，民间的口头文学家们还是不放过这个素材，他们把标语中几个字的位置变更了一下，这就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继2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2期抛出了两校大批判组的第二发重炮《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之后，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梁效的文章，率先提出所谓“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问题。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提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并点出“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3期，抛出署名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文章。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纲领公开亮出了。报纸、电台还连篇累牍地制造舆论，要求所有的干部和群众“转弯子”，同他们一起“批邓”。
邓小平是当时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敌手，但打倒一个邓小平，毕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要彻底打倒邓小平及在世的老一辈革命家，就要砍倒周总理这棵大树。十年来，这棵大树庇护了多少老将老帅，成了王、张、江、姚这些野心家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总理去世了，但他的树荫还在。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仍在给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以鼓舞和力量。从1月的哀思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使王、张、江、姚心寒胆怯。他们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鞭尸。
早在周总理逝世前后的几天之内，王、张、江、姚在上海执掌宣教大权的余党，就在为报纸删改稿件时亲自作了“示范”：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删掉；
“以周总理为榜样”，删掉；
“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删掉。张春桥说：“三次武装起义剩下的好人不多了。”
报社送了几份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批示是：“不发！”
下面这段文字，是3月5日《文汇报》发表3月4日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的删改：
……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的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壮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
文中的黑体字是被《文汇报》删去的，其中“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的题词。
再看3月25日《文汇报》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其中借用了上海市某局一个党委副书记的话，曰：
“……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当时已家喻户晓，是加在邓小平同志头上的专用名词，那么，扶他上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是谁呢？这段干瘪枯燥的文字，没有滑过读者的眼睛。“批林批孔”以来，骂孔丘、骂大儒、骂宰相的文字连篇累牍，连普通的工人、农民，都知道它们的矛头所向。
谢谢《文汇报》给人民提供了这样一个突破口，人民在保卫周总理的旗帜下，可以挺身出来说话了！
成百上千封抗议、责问、声讨的信件、电报，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短途、长途电话，从清早到深夜，打到文汇报社。群众强烈要求《文汇报》的后台站出来，作出交代。有的信中，还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
“四人帮”在《文汇报》的爪牙惶惶不可终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来对付群众的愤怒。老奸巨猾的马天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同伙拟订了一个不成文件的文件，逐字逐句往下灌，以此来稳定上海的阵脚：
现在有人利有《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个意见，全部告诉了各条战线。
《文汇报》迫于群众的压力，还起草了一份千把字的所谓“初步检查”。4月1日，这份打印件送到了“康办”（“四人帮”在上海的首脑人物设在康平路上的办公地点）。在一张特大的办公桌前，主管宣教的那个“四人帮”余党躬着背，眯缝着双眼扫了一遍，又扫第二遍，然后捏起一杆粗粗的“首长铅笔”。他操着上海官话，自言自语：“何必自做惊弓之鸟，让江青、春桥说我们胆小如鼠？”他凝思片刻，挥笔把“初步检查”这样勾掉，改为以上海市委名义给中央的“情况报告”。随即又大加批改，在打印件旁边的空白处，写下“首长铅笔”的字迹：
……据他们回忆，当时删节的指导思想是因邓小平攻击说：“雷锋叔叔不在了”，所以就把报道上一些雷锋式的战士的具体先进事迹尽量作了保留，而把这一段评价雷锋的话删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删节不妥。后来，陆续有读者来电询问我们为什么作这样的删节，也有少数人说我们反总理，甚至要揪后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说明有人就是要干扰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落实，转移批邓的大方向。
这个自作聪明的“四人帮”余党就是这样制造了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抛向写抗议信、打抗议电话的人民群众。这还不够，他当夜又驱车前往《文汇报》，在该报的党委扩大会上给他的爪牙们撑腰打气：“你们夜班工作很辛苦，经受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也就是这个“四人帮”余党，4月20日又对他们在江苏的一个帮兄弟说：“你们（省）要揪《文汇报》的后台，后台就是我，群众写了许多信，你们要看，我们可以给。”为镇压群众提供炮弹。
尽管他们可以玩弄各种花招。但这只不过是用纸扑火，火上烧油。人民群众愤怒的火焰，正以更猛的气势蔓延开来。
在全国，几乎到处都在冒烟。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以及每一个家庭，时时在迸发出愤怒的火星。就连“四人帮”散发的大量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起到了与散发者愿望相反的作用。七机部的一位同志说：“不看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胡耀邦、周荣鑫他们有那么多主张。”这真是极妙之言。使“四人帮”更为恼火的是，1975年夏季的那些“政治谣言”、“政治笑话”有增无减，越禁越多。幽默似乎并非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幽默却达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这是肆无忌惮的高压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相互冲击产生的火花。下面特抄录一则“政治笑话”以飨读者：
王洪文跃升副主席，想讨好一下朱老总，碰到朱老总，他就直呼其名。朱老总不理他，举起拐棍，指指天，又指指地，转身就走了。
王洪文不解其意，去问邓小平，邓小平说：“那还不明白，这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小不忍则乱大谋，王洪文第二次去了。朱老总说：“你接班，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鸡蛋给我立起来。”
王洪文回去之后，冥思苦想了几天，又同小兄弟们横竖摆弄了几天，结果，一个个都瞠目结舌。
没辙，他只好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这还不容易。”说着就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王洪文惊叫起来：“啊呀，你怎么把它磕破了。”邓小平说：“不破不立嘛，你看它不是立住了？”
王洪文懊丧了些日子。过春节的时候，他又想：“我去给那老家伙拜年，看他怎么样。”
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这次不仅接待了他，还让人端出一碗汤圆来款待他。
王洪文高高兴兴的吃完了汤圆，回到汽车里。忽然又直着眼睛纳闷起来。
司机问：“朱老总又没理你吧？”
王洪文答：“不不不，他请我吃汤圆呢！”
司机说：“那就是说，让你滚蛋！”
在无数的“政治谣言”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推“周总理的遗言”了。这份“遗言”，版本众多，虽有出入，但大同小异，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共查出6935份，收缴了3028份，足见其传播之广了。我们在此不妨将它节录下来：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练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惟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这份“遗言”的确是假的，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有人曾经访问过总理身边的两位医生，他们以摇头一笑作为回答。1975年12月下旬，总理已基本上处于整日昏迷状态，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
有人曾经猜测，造出这个“遗言”的一定是个“老家伙”。其实不然！“遗言”的作者，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个23岁的青年工人，名叫李君旭。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同他的青年伙伴们谈论着国家的兴亡，谈论着群众的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准备如果江青、张春桥那伙人上台，就一起去“落草”。他想到，要写出点什么，和“他们”唱反调，而且要有大影响才好；他想到，“若是总理活着，总理是不会同意打倒邓小平的，总理是会出来说话的。有些话可能已经说了，但是被‘他们’封锁了。我偏要使人们记住。总理是赞成他们这样搞的！”于是，在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决意不告诉任何人，一个人躲在单身宿舍里，一挥而就写出了这份“遗言”自己读着读着，也忍不住落了泪。他也没有想到，这份“遗言”会在一两个月内传遍大半个中国；自然，他也没有想到，这还会株连到自己的父亲、同学、同学的姐姐、同学的父母等等，共十余人被捕入狱。
今天，或许有人仍会对这个青年人的做法提出批评，然而，恰恰是这份假造的“遗言”，在1976年那些悲愤交加的日子里，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感动得掉泪。它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这份“遗言”中所表现的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缅怀先烈，还为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感到难过的心情，总理那种为党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那种对同志、对战友的极其真挚的情意，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符合总理的思想的，这是“遗言”打动人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遗言”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生活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明确地要小平同志承担更重的压力和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符合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愿望。
“遗言”的传播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因为这对于逐步升级的“批邓反右”是极为不利的。
“遗言”作为“政治谣言”，成了“四人帮”压制民意的重要把柄。然而，与此同时，《文汇报》的白纸黑字，也成了人民反击“四人帮”的重要依据。
石头城揭开“四五”序幕
断断续续的细雨，像白纱一样笼罩着江南。清明节，似乎提前来到了南京城。
3月下旬最初的两天里，雨花台烈士陵园出现了南京新医学院献给周总理的花圈。缎带为一个摄影者取下了。消息辗转相传，人们出于对“上海帮”的反感，这消息成了上海派的人取走了缎带。于是，南京新医学院于3月24日在南京闹市区的新街口银行，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大标语。这无异于在石头城的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中文、历史三个系的学员，联名写信给《文汇报》编辑部，责问他们3月5日删去总理的题词是何用心。
3月的南京大学校园，春雨洗过的冬青树正在抽长鲜嫩的新叶。一位播火者一次又一次地召集着公开的、半公开的会议。他就是数学系的青年教师、团总支书记李西宁。
他激昂慷慨地宣传着自己的政治观点，冷静缜密地筹划着自己的行动方案。他和他的同伴们，决定要利用那帮坏蛋还不敢公开反总理这一弱点，大张旗鼓地号召悼念总理，而且要快。他们觉得，曲高和寡，调门可以先低一些，为的是发动更多的人。他们作了周到细致的部署，并得到了学校党委两位书记的支持。
3月28日，不准去梅园新村，不准去雨花台的禁令透露出来，事不宜迟了。李西宁说：“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果断地决定，抢在禁令尚未传达之前，连夜刷出海报，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29日，几位学生干部领着南大400名师生，高举周总理的巨幅画像，抬着大花圈，列成了几路纵队。高大的梧桐树下，“光辉永照后来人”的大横幅，作为这支队伍的先导。他们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庄严地向梅园新村进发。交通警为他们开放绿灯，车辆或者停驶或者绕道，各路口水泄不通。成千成万的南京市民，伫立街边，用泪眼注视着这支肃穆的队伍。这支队伍，使人民被压制着的悲伤和愤怒重又涌动起来了！
同日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及对面，贴出了两幅振聋发聩的大标语：“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革命先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次日，宣传栏上又贴出了《文汇报》给南大三个系学生的复信，上边是“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同时贴出三个系学员的题为《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大字报。
南京起火了！火势迅猛，从校园向全市扩展，连续性的爆炸震动了整座石头城！
29日晚7时，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一行人，手拿排笔、墨汁，腋下夹着纸卷，疾步奔向南京火车站。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车站工人问道。
“我们来刷大标语，让那些小丑知道，反对周总理，人民不答应！”几十名学生争着回答。
“好，好极了！快进，快……”
出口处的铁门打开了，候车大厅的门开了，行李房的门开了，学生们一拥而入。
站台上正停着一列开往成都的32次车。同学们闪向车厢两侧，刷的刷，贴的贴，短短几分钟，几条醒目的标语就出现在一节节车皮上。
“《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
“《文汇报》向何处去？”
“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旅客们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外观看，向学生们拍手叫好。
11点，学生们又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在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上了同样的标语。
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用电话向镇江询问情况，镇江站回答：405次车一到镇江就被扣下，正在冲洗标语。
人们更加震怒了。第二天，当南大学生再次来到车站的时候，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单位的同志也赶到了车站，而车站的职工则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水氯松、油漆和柏油。
看看那帮家伙怎样冲洗！
在南来北往的一列列客车上，刷上了这样的标语：
“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此时，学生们，车站工人们，旅客们，已经融为一体，情绪达到了沸点。人们哄笑着，无所顾忌地嘲骂着张春桥和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