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章清除了1977年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规定。新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更加严格。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还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
大会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针对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严肃地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大会确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李先念致闭幕词，号召全党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振奋精神，埋头苦干，一步一步地达到我们的伟大目标。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在党的十二大后两个月，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法，宪法的修改工作由彭真主持。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不但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这就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3年6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新老合作与交替
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十二大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选出了由210名中央委员和138名候补中央委员所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同时选出了由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133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自1980年9月后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们和叶剑英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重要作用。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2年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会场布置庄严朴素，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席台。2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就在讲台下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347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280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人们看到那些三十八九岁，40多岁，50多岁，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同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为全民族的解放建立功勋、如今已满头银丝的老红军、老革命家肩并肩坐一起，手挽手亲切交谈的情景时，一下子就意识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确实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志同出席、列席全会的同志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悦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1700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莫200米张靠背椅。十二大和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70岁以上的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70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领导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70岁的领导同志，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而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一起，盘腿席地而坐。
世界为之震惊
为保持健康，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催促下，邓小平于1979年7月中旬来到黄山休养。7月12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他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盛夏之际，黄山游客众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邓小平登黄山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交谈起来。
峰回路转，拾阶而上，邓小平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
闻名于古今中外的黄山，矗立在东海之滨。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飘拂的云烟，浑然一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难怪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美诗；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书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早晨7时半，邓小平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迎着朝阳，开始步行登山，行程山路60里。邓小平虽已75岁高龄，却走在前面开路。他的腿力很好，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后面……到慈光阁时，身着短袖衬衣的邓小平，红光满面，汗珠涔涔，但兴头更足。他稍息片刻，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精神抖擞地说：“走！”宏亮的声音，顿时增添了大家的力量。每登到比较险峻的地方，他就回头嘱咐大家要当心些。
中午时分，来到古色古香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邓小平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衡。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手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客人。
当天晚上，邓小平住宿在玉屏楼。这里的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
这次黄山行，使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高兴，邓小平身体真是健康。而邓小平却想的是，他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老了，必须尽快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举动开始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要在老干部的帮助和带领下，在群众的监督下，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干部把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完全赞成这个由陈云概括出来的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这个方针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都被明确地肯定下来。
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同志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党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时但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辞职。在酝酿新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革命胸怀，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代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为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
中南海来了年轻人
1982年金秋的一个下午，老一代领导人与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见面。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时刻。
那是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入大厅。中央领导人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书记处的全体领导同志，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隆重而亲切的“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唱名，向中央领导同志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邓小平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同志一样，原地站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人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顶着“造反派”的干扰捣乱，团结广大职工搞好生产、精通本行业务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人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这39位同志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同志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现为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年轻人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递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它表明，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决心亲手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共产党人，逐步担当起无数革命先烈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开创的伟业的重担；年轻的同志决心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传、帮、带”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件毛泽东想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任务。
改革开放全面开展
“包”字进城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而农村改革的成功，又对其他行业的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呈现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态势和格局。
邓小平揭示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决策着眼点：“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从而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发展。
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他明确强调：“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在总结城市改革经验时，他指出：“深圳特区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而实行责任制，又在于把责权利结合起来。“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提出：必须巩固和发展经济体制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逐步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在继续执行现行财政体制和保障企业应有自主权的同时，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继续改革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以推动生产的发展。
十二大以后，工业改革以实行利改税和用改革精神整顿企业为重点。
1984年5月，国务院在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精神指导下，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规定》，扩大了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用、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十个方面的自主权。这对搞活企业、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商业体制、建设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中国城市经济，在改革的大潮下，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基础上，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及时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小型企业和一些亏损微利的中型企业中实行租赁制；在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这无疑是对城市企业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出了号令。1986年以来出台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80年代初期的利润承包相比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更加强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二是更加明确承包企业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三是更加落实了承包经营的主体。正因如此，它一推行就深受企业的普遍欢迎，并引起国内外瞩目。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务院决定下发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