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最令世界瞩目的是我国这5年来加快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扶贫步伐，仅1996年一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就减少700万，使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5800万。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不足1/20.
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感受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对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四大以来，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民的文化生活活跃，城市居民社区服务和医疗保健进一步发展，卫生防疫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据统计，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钢琴由1992年的0.5架增加到1996年的0.85架，照相机由1992年的24.32台增加到32.13台，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电视机由1992年的11.74台增加到87.97台。1992年全国出版图书92148种、63.4亿册（张），到1996年增加到113482种、70.8亿册（张）。一些说明我国社会人口素质提高的指标，也在十四大以来有了明显的变化。平均每1万人口中，1992年的大学生数量为18.6人，1996年增加到24.7人。
中华大地遍吹文明风
两手都要硬
在本世纪末叶的中国人词汇中，“精神文明”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
从当初的“五讲四美”到今天蔚然成风的“讲文明，树新风”；从最早的严禁随地吐痰，到如今一个个争奇斗妍的文明城市、模范村镇，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心灵的革命和文明的洗礼。
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引起世人惊叹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清醒而务实地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中国人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在党的十四大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1994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落实“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项基本任务。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规划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时，强调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和重要措施。
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精心部署，一次次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使中国城乡在短短的五年中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互相促进，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决心走向世界前列的中国。
爱国主义作为一面旗帜
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在凛冽的寒风中，几万男女老少静候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旭日东升，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曙光升起。
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如今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来京人员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爱国主义”像波涛一样撞击着人们的心房，引起所有中华儿女的巨大共鸣。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千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决定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1994年8月，中央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工作重点和教育方法作了基本规定，从而实现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如今，你只要走进中国县以上机关的重要会议室和会场，都能看见规范插挂的国旗。为了给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固定场所，各地普遍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风景胜地和展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成果的重大建筑工程等，都为群众参观瞻仰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中宣部公布的第一批100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力地促进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各级教育部门努力贯彻有关纲要的要求，制订了各学科的爱国主义教育计划。宣传、教育部门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故事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国中小学生开展了看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唱百首爱国主义歌曲和读百种爱国主义图书活动。各地学校普遍建立了升旗制度，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运动会等活动中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红军长征60周年、建军70周年及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从中央到地方都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激励人们勿忘历史，振兴中华。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式多样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是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落到实处的有效方式。十四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这一伟大创造，不断总结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思路。
五年来，全国广泛开展了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的创建文明村镇活动；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的创建文明行业活动。以“三大创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多彩，高潮迭起。
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从街道和社区抓起，重点抓好“创三优活动”，即：从治理“脏乱差”入手，搞好市容绿化美化，创造优美的环境；从市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入手，抓好市民文明公约的遵守，增强人们遵纪守法的观念，加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综合治理，建立优良的秩序；从转变服务观念入手，提高整体服务水平，搞好优质服务。在这项创建活动中，涌现出张家港市、三明市、天津市和平区、大连市、上海市、厦门市、西安市等一批文明城市典型和100个文明社区、文明街道示范点。
在创建文明村镇活动中，从农户这一社会细胞抓起，通过“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万村书库”活动及各种形式的移风易俗活动，促进广大农村健康、科学文明新风的形成，并涌现出湖北省竹山县、河南省林州市、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等一批创建文明村镇的典型和200个文明村镇示范点。
在创建文明行业活动中，通过“为人民服务，树行业新风”“社会服务承诺制”“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质量的提高，涌现出了烟台社会服务承诺制、济南交警文明执勤、石家庄出租汽车行业等先进典型。公安、民航、铁道等十大行业和民政、医疗卫生等20个部门和行业共推出600多个文明行业示范点。
5年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了党政各部门、驻地部队、社会各界、各行各业齐抓共建的格局。“军民共建”“警民共建”“工农共建”、双拥活动深入开展。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的送温暖、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的“双学双比”活动，团中央组织开展的“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手拉手”活动以及全国科协组织开展的“讲、比、建”活动发挥了整体优势，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卓有成效的活动植根于亿万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为伟大祖国胜利迈向21世纪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先进人物将会影响几代人
通过电视屏幕、报刊文章和无线电波，中国人认识了一个个可亲、可敬、可学的先进模范人物：孔繁森、李国安、徐虎、李素丽、王廷江、王启民等，以及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二大队、河北农大教师群体、徐州下水道四班等先进集体。他们如同当年的好战士雷锋、好书记焦裕禄，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崇高的人格力量，将会在几代人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十四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告诉全党，树立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用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好人好事来教育群众，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方法。这五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都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努力用这些先进人物的事迹和思想，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社会舆论氛围，引导人们自觉地以先进人物为榜样，抵制一切不正确的思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了讴歌先进人物的事迹和思想，各有关部门通过举办报告会等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出先进典型。各级新闻、出版、文艺、理论等部门加强合作，形成合力。特别是新闻单位让这些先进人物报上有名，屏幕有形，广播有声，使他们成为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明星。
各地在宣传先进典型时，十分注意把握这些典型的时代特征，在这些普通人物的普通劳动中挖掘他们的闪光点，让典型可亲、可敬而且可学，并注意引导人们把学习先进与敬业爱岗结合起来，促进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建设。
大张旗鼓地提倡，实事求是地宣传，使新时期学先进具有了鲜明的特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今，不但孔繁森、徐虎等先进人物的名字在全国叫响，而且在神州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徐洪刚式的好战士、赵雪芳式的好医生、韩素云式的好军嫂、谭彦式的好法官、邱娥国式的好警察……中华大地见贤思齐、见义勇为、崇尚先进、争当模范渐成风气。
为了使精神文明建设更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中央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这也是党中央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开创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新局面。
反腐倡廉获阶段性成果
坚持不懈惩治腐败
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1993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部合署办公，把中共中央的机构和国务院的机构合二为一。反腐败被确定为这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后的第一工作重点。在1994年11月，经中共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总局。至此，中国反腐败斗争的行政格局基本形成。从近年来中国反腐败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中不难发现，优势兵力的集中和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协作，是突破大案要案的成功经验之一。
1993年3月中纪委明确提出，把查处案件作为反腐败的突破口，并明确查处的重点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执法部门及工作人员。
6月，原河南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中和以及原平顶山市副市长王乃斌等因腐败问题相继落马。1993年的1至7月，全国共查办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90件，卷进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党政官员计有1942人被查处。
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到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五年间20000多名县处级以上官员，1600多名地厅级以上要员因违法犯罪受到党纪政纪的查处。
查处大案要案，首先需要的是敢于碰硬的精神。中共的最高层在这方面始终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江泽民在1993年8月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查办一批大案要案，要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
1992年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廉政法规的健全和完善可以说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车子到孩子，从房子到票子，中共为了反腐倡廉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法规。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与中纪委等部门下发的此类文件近20个。这期间，确实也不断有人由于触犯了这些条例或法规而丢掉了乌纱帽。
特别应该关注的是，1997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全面的党的纪律处分规定。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共的纪律处分进入了规范化阶段。
已经有媒体将中共近年来出台一系列的廉政法规，形象地称之为“反腐败关口前移”。显然，防患于未然是中共反腐倡廉的又一个明智之举。反腐败必须要“利剑”和“防线”并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共的反腐败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正如江泽民在1997年1月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反腐败“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畏难止步，决不能松懈斗志。”
制定法规制度深入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