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北京城内处处火光冲天。在这个文化鼎盛的都城，义和团有了新的进步：更多的神仙被他们创造出来。其中的一个叫洪钧老祖，据说只在夜里出现，是驾着火光自天而降的。一般是降临到庙宇中，身边俱是神女，舞蹈着，召唤着更多的神仙下凡。这些神仙不仅能让枪炮里面的子弹和炮弹根本不能点燃，而且，他们伸手向空中一指，就有大火燃烧，腾腾烈焰，直窜敌营。当然，这些神仙，刀剑更不能伤害。义和团仗着这些神仙的支持，把北京人害苦了。北京人只要碰到义和团，便被命令向东南方向叩头。没有敢不遵命者。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真是大显神通。
尽量躲避着义和团们，并有重兵开道，军机大臣荣禄坐在轿子里，怏怏地朝家中而去。长期以来，这位政府首脑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在将近半年的御前会议记录中，找不到他的名字。当此动乱之秋，人人都想沽名钓誉，发疯似的挤向讲坛，或提出建议，或慷慨陈词，或互相指责攻击。但荣禄大人，一次也没有登上过讲坛。他一次又一次地请假，说他嗓音微弱，不宜发言。但在实际上，他的谦让别有用心。他在计算力的平行四边形。天平总会摆动。决定性的发言要拖到最后关头。要先搞清楚鹿死谁手。别轻举妄动。别过早暴露自己的立场。别捆住自己的手脚！眼下局势还不明朗――是前进还是后退；等着顺风再去弄潮，暂时先把船停靠在安全的港湾。
但今天晚上，我们的荣禄大人就要弄潮了。否则，我们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第一次御前会议没什么结果。反对宣战的人太多。事关国运。看来太后也不会轻下决断。这时，命运的天平上缺少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而这个砝码，要由荣禄加上去。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兴衰，真让人感到一股宿命的味道。怎么会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就在这犹豫难决的重大决策期间，就在这扑朔迷离的夜晚，一只命运的手臂，把国家的命运，交给最不该交的人！局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人人感觉到山雨欲来，但总算还没有造成国破山河亡的后果。就是朝廷中的主战派，包括慈禧本人，仍然觉得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的人数不够众多，不够果敢，不够大胆，还不敢与西方一决雌雄，甚至有人开始议论退却与和解。载漪等人好容易搞起来的阴谋，面临流产的危险。在这当口，命运――最有才气的诗人――在颤颤忽忽的天平上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敢情该由荣禄来点燃地雷！
说来真巧。就在这天晚上，荣禄“收到”了一封“洋人照会”。据说，那照会是一个负责压运粮食的粮道罗嘉杰弄到手的。那照会的内容共有四条：
1.由西方各国指明一地，让中国皇帝居住。
2.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收管各省钱粮。
3.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掌管天下兵权。
4.西方各国勒令：圣母皇太后归政下台。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学家至今为这份“洋人照会”的来源与真伪争论不休。它太重要了。庚子国变的突然转折，就在这份照会上。
一则重要的史料是太常卿袁昶提供的。这位反对与西方贸然开战的大臣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译文）：
和战未决的时候，粮道罗嘉杰给荣禄相国送来一封信，说洋人要挟我大清，共有四条。（日记中自注：荣禄相国曾将此“照会”出示，其中的一条是要太后归政，不知确否？各国公使决没有这样的说法，难道是西方的各水师提督给北洋的照会吗？那么，为什么北洋不把它呈给朝廷，而由一个粮道罗嘉杰这样草率地交给政府首脑荣禄呢？这个人真是祸道呀！）这当然大触太后之怒。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启秀正在力主与洋人开战，见此照会，天平立刻就倾斜了。推断一下，这大祸的起源，粮道罗嘉杰秘密秉报给荣禄的这四条照会，是6月17日至19日（本书作者注：指此后召开的三次御前会议）太后被激怒的原因，也是众多的王公贝勒的感情被激化的原因――战争就这样骤然爆发了。然而，罗嘉杰所说的照会，既不是各国提督照会给荣禄（直隶总督），也不是天津各领事馆传播出来的，而且，李鸿章、刘坤一等先后来过电报，奏道：各国的外交部决没有这样的说法。相反，各国外交部都已经声明：“此次向中国调兵，系为保护各国使馆人员，帮助中国政府剿灭乱民，决不干预中国的国家政治家法。”当时，战事未开，西方用什么来要挟朝廷？由此可知，罗嘉杰提供的所谓照会，妄诞不经，荒唐无据，轻率密秉，实为祸魁。我一定要请旨，把他革职拿问，讯明惩罚。
袁昶熟悉外事，对中国政府的官场程序更是一清二楚。因此，他正确地分析出：所谓“洋人照会”，纯系伪造。然而，他再也想象不到：此一关系国运的伪照会，究是何人伪造？
是端王载漪伪造的。这不是冤枉他。因为后来，荣禄在朝廷已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即将攻破北京城的时候，突然“查明”了这一事实。
载漪为什么要伪造“洋人照会”？很简单。他要激怒慈禧，以售其奸。
对权势的倾注，会使许多人失去平衡，载漪也是其中之一。贪得无厌、穷凶极恶地不断要求升腾，不断地渴求扩大权力范围，再也做不到太太平平、恬然自得地过日子。掌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柄，多带劲儿：可以自行裁夺，发号施令――征集军队，发布文告，不管那些犹豫迟疑的同僚，作出大胆的决定，控驭全国，在世界命运大赌台上决一胜负。自从他的儿子成了大阿哥，自从他从荣禄的手里接过了虎神营，尝过处理军国重事的滋味，他那不安生的追求刺激的心智便觉得什么都不值一提。谁一旦大赌过一场，便不能满足于小打小闹。野心勃勃的载漪神经质地、狂热地左顾右盼，一心寻找适当的任务：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把洋人从中国赶出去，以便他的儿子早日登龙！但他看出来了：如不能迅速而坚决地行动，他的愿望有永远拖延下去的危险。
问题是：荣禄大人看不出这是载漪的拙劣的伪造吗？一个太常卿袁昶都能看出这其中“有鬼”，以荣禄的精明，竟会识别不出？这决不符合“外交照会”运转程序的“照会”是怎样到达荣禄的手中的？他为什么如此着急，在“收到”它的当天夜里就立刻禀呈太后？而在形势不利于载漪的时候，又忽然“查明”它是载漪的杰作？
全都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事情过去了多少年，荣禄在庚子国变中所起的作用和形象仍然笼罩着神秘的阴影。历史似乎永远无法识破这个捉摸不透的人，永远无法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意念。
无法识别便不再识别。荣禄在康子国变中所扮演的这个秘密的“突然出手”的角色，在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浮泛的著述中，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多数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他确实都未登场。他的工作更为艰巨，在幕后进行。他是导演，他不表演，他指挥表演，他排戏，帮助演员排练。然后，在不再需要这些演员，并需要这些演员成为他的掩体的时候，便无情地出卖他们。
这样一个角色，的确难以发现。但并非没有独具慧目的历史学家。有一个人通过深入分析，感觉到了荣禄的积极存在。此人即庄练先生――台湾的历史学家。他公开地、恰如其分地把荣禄称为庚子国变中的“阴谋魁首”。
如果荣禄大人不暴露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政客。这决定了他必然有一个悲惨的毛病：太热爱权力。因此，当权势渐渐离他远去的时候，他必得再把它赌回来。
自从载漪成了未来的太上皇，他，荣禄，政府的首脑，眼瞅着自己的权柄一天天被削弱了。他看到，慈禧太后对他的态度也大不如前，似乎觉得，没有你这个荣禄大人在前面执鞭提蹬，她的马儿一样跑得好。虎神营给了载漪。这没什么，是他荣禄用它来换载漪的交情的。但外交部（总署）也给了载漪，这可不是他荣禄情愿的。很快，紫禁城的五门提督官职，都给载漪的哥儿们拿走了。如今是载漪掌管着紫禁城的钥匙。再这样下去，他拱手交出全部军权的时候就要到了。这一切，都是慈禧对他的信任度减弱的结果。
这可不好。这很危险。这简直是要荣禄的命嘛！历来只有政变，只有风云变幻，才使荣禄青云直上。所以他若无其事，矜持自重，不动声色；他慢慢地、深深地呼吸，仿佛摔跤运动员面临着搏斗，等待着他出手的时刻。
机会终于来了。他“收到”了那封“洋人照会”。他一眼就看出了那是伪造的照会。但他更看出了那照会的利用价值。是的，罗嘉杰是他荣禄的人，这样重要的信息是他荣禄派人打探来的。他荣禄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漫不经心，可是太后啊，你瞧，我的这颗心，不是永远都在你这一边吗？
他想到过他这样做的后果吗？应该想到。但在他心中，一个国家的沉浮，远没有他自己的沉浮来得重要。这是政客的悲剧：他在政治阴谋中可以显露非凡的智慧，但却永远缺少一种品质，一种关键性的最崇高最纯洁的品质――为了国家的命运暂时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
好啦，不必再说下去啦。这是大清朝的宿命：当它需要一个能够决定命运的大臣，有一种决定命运的品质的时候，它发现，它得不到。命运不再保佑它。它被这个神秘的偶然因素用力一推。它看到了前面的深渊。
1900年6月17日，凝聚已久的乌云终于迸发出雷电。看到“洋人照会”的慈禧立刻召开了第二次政府首脑扩大会议，是为第二次御前会议。
群臣是被“急诏入见”的，地点不变，仍然是在仪鸾殿。除了载漪和荣禄，没人知道会议的主题。而慈禧撕掉了一切掩饰，会议开始，立刻宣谕：
刚才，我得到洋人照会四条：
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就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反正不过是灭亡，一战而亡，不是强于等死吗？！
朝中大臣，过去很少看到太后如此激动，却又不解：她说“洋人照会”四条，为什么只念了三条？但在领袖如此意志、如此情景面前，朝廷大臣，除了赞成，还会有另外的选择吗？
所有的大臣呼啦啦全部跪倒在地，齐声高呼：“臣等愿效死力。”
甚至有人哭出了声。
太后也忽然泣下：“我本不要他们的命，此前还允许洋兵入城，保护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他们。他们竟这样报我！”
声音也高昂起来：“如此，拼死一战，强于受他们的欺侮！”
这时，徐桐迟到。他家居东交民巷公使馆附近，义和团已经包围了使馆，他刚刚逃出来。太后一见，贺其平安。载漪的兄弟载澜乘机奏闻太后：“臣适才发现，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大帝降临。请太后奖励拳民之神功。”
慈禧大喜，道：“当年，则天武后当国之时，玉皇大帝也曾降临，与今日之事一样。既有神明护佑，我大清不难灭尽洋人。”
群情激昂，声言决战之声，震撼殿宇。
太后于是高声宣谕：“今日之事，你们各位大臣都听到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群臣再次叩首，同声宣誓：“臣等同心报国！”
《剑桥晚清中国史》在归纳这次御前会议的结果时说：“中国在过去的冲突中甚至无法打败一个西方国家，而现在根本不可能顶住西方列强的联合远征队。但是，当事件成为一个有关慈禧太后名誉的问题，实际方面的考虑已经降居其次。”
当天，义和团烧毁了京师最繁华的地带：前门。大火冲天，延烧一日，据说是义和团烧大栅栏外国药店引起，遂致延烧甚广。前门一带，银行商店，俱成焦土。一位已退休在家的官员在日记中写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他似乎已经预见到大清朝最后的噩运。
然而，这一天，清政府并未发出《宣战诏》。
它还在等什么？
颐和园内鬼见愁，慈禧迷狂义和团
慈禧在等待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明：义和团神功确实能把洋鬼子打败。
在她的内心，向洋人宣战，已成定局。但义和团似乎尚未证明他们在洋人面前战无不胜的能力。长期以来，她关注着义和团的所有信息。朝廷士大夫们纷纷向她献策，都认为义和团“奇货可居”，是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杀手锏。高居领袖位置的人，似乎永远难以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当领袖已经流露出一种确定的倾向时，下属的进言便多是谄媚逢迎了。慈禧正是走进了这样的心理误区。御前会议上的逆耳忠言，她再也听不进去。士大夫们的谄谀干进，她觉得正确无比。
一个叫曾廉的知府和一个叫王文龙的编修，向太后贡献了三条计策：“义和团的神功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可以攻占东交民巷，杀尽外国大使，这是上策。以义和团的力量，废除洋人过去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命令洋人今后按照我们说的办，这是中策。下策嘛，当然是先战后和，这就没什么意思了。”对这样的疯话，慈禧认为，“还是中策最为有力。”
御史徐道昆上奏：“朝廷担忧洋人进攻，又会先占天津大沽炮台，挟我就范。有了义和团，这就不用担心啦。洪钧老祖已经在北京发出神谕，命令五条巨龙，封锁大沽口。倘敌舰胆敢进攻，五条巨龙，会口吐光芒，光亮闪处，立消敌舰于无形。”义和团有如此神功，慈禧大感欣慰。
长期以来，史学界几乎统一的说法是：慈禧对义和团仅仅是利用而已。这结论似乎有失偏颇。实际上，慈禧敢于同列强宣战，与她深信义和团“法术可恃”密切相关。
这当然是一时的迷狂。但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倘若其一时的迷狂恰恰发生在最不该迷狂的时候，国家命运便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西方人的仇恨，非自今日始。多数情况下，慈禧并不糊涂，至少懂得不能把鸡蛋往石头上碰。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首先需要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自强――以经济建设为纲，增强国力。20年前，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西方，向慈禧辞行，二人有一段对话：
曾纪泽：“我们中国的大臣也罢，人民也罢，都恨洋人，这是不用说的。但最根本的事情，是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发愤自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决不是烧毁一座鬼子的教堂，杀几个西洋人，就算作是报了仇，雪了恨的。”
慈禧：“可不是吗！我们和洋人的这种仇恨是一天也不能忘记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我们自己慢慢地自强起来。你刚才的话，说得很明白，决不是杀一个外国人烧一间外国房子就算报了仇的。”
当年明白如此，今日却中风疾走，原因何在？
很简单。当年，慈禧能忍耐的是“公仇”，是国家的仇恨，这时，她的理性在指导着她的行为。而今天，她不能忍受的是“私愤”，是她个人与西方的仇恨，这时，她的理性忽然泯灭，她的冷静忽然消失，她被感情主宰了。“公仇”能忍，“私愤”不能忍――晚清中国史上一次接一次的中外战争，我们是否都能看到这样的特征呢？
那一时的迷狂就是这样产生的。慈禧本来就是个迷信的人，但在过去，那迷信不过用于宫廷的占卜，用于对自己个人命运的抉择，而今天，迷信却用于对国家命运的定夺，用于制定国策，其危险可想而知。
应该说，慈禧的这种迷狂，她的大臣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是个深居简出的人，最多的时候，不过在颐和园内那艘永不航行的石舫前郁郁徘徊，幻想着它总有一天乘风破浪，成为驱赶帝国主义的战船。是大臣们报给她的一系列有关义和团的信息，使她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幻想，而是马上就可以实现的现实。
义和团一心灭洋并且可能战无不胜的信息显然鼓舞了她。
义和团最讨厌的洋货，如洋灯、洋瓷杯，只要看见，就怒不可遏，必毁之而后快。他们进入北京后，每天闲游市中，只要见到有销售洋货的，看见有穿着紧衣窄袖的人，甚至看见有模仿洋式的物品，或者虽然是中国的东西，但上面却有洋字――所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人，都一律毁之杀之。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只有洋钱。香烟是西洋来的，眼镜是西洋来的，洋伞、洋袜，也是西洋来的，只要看见有人使用，东西毁灭，人抓起来，“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义和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有一个人，“带有洋书两箱”，也被义和团众用刀砍死。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一家八口人，一律被砍死刀下”。对慈禧来说，当她听到看到这样的对西洋生活方式的破坏，内心生发出的是喜悦，还是对愚昧行为的不解？显然是前者。她要让自己统治下的意识形态一统江山，破坏得过头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义和团的揭帖每天都送到慈禧的面前，她看到，义和团所声称的是，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都不饶放”。至于铁路、火车、电线、机器，更是他们首先攻击的对象。她欣慰地看到，在这个大清国，这么多年来，只有义和团最坚决地表示了与“洋”决绝的行动。它体现在中华民族在修辞学方面的爱好――为“洋名称”改名：“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成“鬼钞”，“洋炮”改称“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其意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其意为“服清”也。这在今天看来可笑而不合时宜的行动，在当年是革命的行动，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又一次接一次地重演。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破坏，也不能让人放心。在革命的破坏之后，慈禧还期待着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看来义和团也可以毫无困难地送给她。例如“战胜外国侵略者”。即使在颐和园中，她也能听到义和团们如此鼓舞人心的“诗歌”：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
一概鬼子今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瞧，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呀！当然，义和团曾经杀官兵，但他们并非真要反叛朝廷。慈禧更加欣慰地看到，义和团根本不是有意和她的朝廷过不去，简直就是在帮助她清理朝廷里面的蛀虫，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多么地令人感动呀：
是一帮赃与污，竟把清朝弄坏，
不料城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材，
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
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
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
而且，这次民众的暴动，意然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义和团根本不想要大清的江山。有一次，载漪带来的一帮义和团为她进行降神附体的表演，其中一个义和团员扮演的是慈禧最喜欢的《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她听到关云长愤慨地说道：“那洋人欺压我大清太甚！”听到这里，慈禧简直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看到了义和团的旗帜，上面写的是“奉旨义和团”，已经是向朝廷挂号后的正式组织。他们是那样的大公无私，一心一意地就想干一点有利于大清江山社稷的事情，干完了，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回老家去继续种田：
我皇即日复大柄，
义和团民是忠臣。
待等逐尽洋人后，
即当回转旧山林。
史载：“慈禧太后见义和团如此奋勇，甚为惊异。”虽然义和团在北京搞得太闹了，太吵了――“太后现移居宁寿宫，因外面喧嚣之声时达西苑，不能安睡也。”――但她的心中却对义和团充满了由衷的期待。
这天是1900年6月18日，她“第三次召见王大臣等，议和战”，仍然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但她已经不在乎朝廷大臣们怎么议、怎么说了。她的心中已经有了定盘的星，只等待义和团把他们的神通证明一下，便可以有恃无恐地向西方世界宣战了！
真是天从人愿。义和团居然把他们可以打败帝国主义的证明送来了。
是直隶总督荣禄送来的。今天，6月19日，正在朝廷为战为和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荣禄送来了《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况折》，其中转述了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的一份《照会》。这份重要的《照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原文，只有荣禄在奏折中的转述：
奴才于本月二十一日（公历6月18日）接到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各国现驻大沽口外水师提督、统领等，托由该总领事转致公文一件。因为时刻促迫，来不及译成华文，其要意，乃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我们于明日早晨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他们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那么，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就会以武力占据。
在这份告急奏折中，荣禄还特别指明，杜士兰奏折“注明是二十日发出的，但二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照会内容说，今日（18日）早两点钟把照会交给我们，但照会到达时，已逾时刻。这是他们的狡诈呀！”
据军机处档案载，荣禄此折以“六百里加急”到达北京，“呈上慈目”。我们已经知道，在此之前，16日、17日、18日，慈禧已经连续3次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战守事宜。但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未最后确定下来。照会的到来，更坚定了慈禧与列强决裂的决心。因此，当天，朝廷给西方驻京使馆的照会说：
中国与各国向来友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使馆牟兵等妥为约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
同日，清廷以八百里特快公文寄谕直隶总督裕禄，称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