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余琼林
蛟川走书是宁波乡土气息浓郁、独具风格的一个地方曲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农耕时代镇海、舟山、鄞州、慈溪、余姚一带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蛟川走书萌芽于民间，生长于师徒口口相传，兴旺于民众的喜爱，积淀了丰富厚实的文化底蕴。”大碶街道多年研究蛟川走书的乐炳成先生说。
“宁波民间曲种有四明南词、宣卷、走书等，一般是南词唱华堂，宣卷走庵堂，走书奔农庄。蛟川走书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三至五代有名的艺人多为北仑籍。”大碶退休干部屠明华说。
相传清光绪年间，已有走书出现，一谢姓艺人因镇海县城小南门城墙上有“蛟川”两字，便以“蛟川”命名走书；而另一种说法是，蛟川走书脱胎于滃州走书，称“蛟川”意寓蛟龙出水腾踔太空
农耕时代，饭后茶余，人们也需要娱乐活动，蛟川走书的出现正是顺应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在以前的镇海县（包括北仑）一带，农闲时、节日里，或者大户人家做寿、办喜事，都会邀请走书艺人来唱上几天，热闹热闹。
蛟川走书始于何时，确切的时间已无法考证。因镇海别名“蛟川”，于是这种演唱方式别定名为“蛟川走书”。另据《宁波曲艺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已有走书出现。住镇海县城小南门边的艺人谢阿树（又名谢见鸿），因小南门城墙上有“蛟川”两字，便以“蛟川”命名走书。
镇海区文广局编辑的《蛟川走书》一书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根据1963年柴桥蛟川走书艺人曹仁昌和郭巨汪康章的追忆，蛟川走书是由当时“滃州走书”演化而来。大碶街道乐炳成先生经过多年考证，写了一本书《九峰传唱》。书中写道，清咸丰年间，柴桥村民沃小安到舟山投奔太平军不成，避难马岙，于是编曲唱民间故事，并用双杯相碰伴奏，后来穿村过乡，到处演唱，竟风靡整个舟山群岛。“滃州走书”逐渐成形。
灵岩乡璎珞河头李德法是沃小安的连襟，经常自吟自哼自得其乐，人称“李家自做腔”。李德法去舟山探望连襟，惊叹于“滃州走书”的美妙。回到家乡后，苦心专研，博采众长，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四明南词、宣卷，又不同于滃州走书的新曲种。20多年过去，一部《飞龙传》成为了开山之作。
李德法有谢阿树和朱阿根两大高徒。李德法过世时，祭文中有“蛟川”两字，“蛟”，龙也；川，流水也，蛟龙出水腾踔太空，于是新曲种便命名为“蛟川走书”。
最初的蛟川走书仅一人演唱，既无乐器伴奏，也无后场唱和，艺人只用两只酒盅、一根竹筷，有节奏地敲打、自唱自和。而走书的内容多以演绎长篇大书为主，如《隋唐》《杨家将》《大明英烈传》《七侠五义》《包公案》等等，弘扬正气，也让生活在困苦之中的民众一丝向往和安慰。
过去的走书艺人大多半农半艺，农忙时耕作、农闲时演唱，仅有少数专靠演唱为生。这些艺人很多是为生活所迫而去唱书的，唱书的收入确实也比种田多。走书艺人为数虽不多，但他们凭着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使走书不断地发展，大碶街道退休干部屠明华说。
关于谢阿树的记载甚少，多为老艺人口碑相传。他作为“蛟川走书”正式登台演唱第一人，自然有过人之处。也许后来的艺人中，也有不少佼佼者，但谢阿树唱做俱佳，绝对为当时的名角，红遍了镇海一带乃至舟山地区。
蛟川走书的唱本流传下来的很少，大多为师徒口口相传。名角收徒，为的是不让技艺失传，而继承者也战战兢兢，颇为努力，唯恐有负师恩。在这样最朴素的感情支撑下，100多年来，蛟川走书至今已有了第五代传人。
1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精心挑过的好日子。这个日子是春天，还是夏天，或者其他季节，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这一天谢阿树收了徒弟。现在没有人能告诉读者当时的情景，但大家也能从许多影视剧中感受到当时拜师现场的庄严。
这个名叫舒瑞昌的晚辈为何入了谢大师之眼，原因一般不会太多，一是品行好，二是唱功佳，还有就是能把师傅的技艺传承下去的责任和坚毅。
晚辈舒瑞昌从谢阿树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几个道具、几本唱本，更是师傅眼中的期待和赞许。而师傅谢阿树也为有了继承者而欣喜万分。师徒俩精心打造了《杨家将》，作为蛟州走书的重要曲目。只是这师徒俩未曾想到，经过后辈们的努力，《杨家将》居然传唱了百来年。
舒瑞昌不负众望，经过多年努力，也成为红极一时的名角。而和他同样有名的还有陈忠舫、方阿四、高纶绣、汤阿裕、冯渭长等。
师公舒瑞昌是唱长篇大书的，蛟川走书第四代传人、80多岁的蛟川走书艺人张亚琴说，他是用三弦自弹自唱，唱的是文武走书，也就是弹唱的时候坐着，需要表现的时候就站起来，根据角色的需要做出各种动作。师公最擅长口技，骏马长鸣的声音活灵活现，这是一个绝活，一般人都学不来。他的主要书目《隋唐》《飞龙传》《大红袍》等被蛟川走书艺人视为正宗。
当时还有一位艺人董和塘（音），也唱文武走书，名气也很大，张亚琴说。
上世纪30年代，蛟川走书逐渐演变为一唱一和的形式，出现了手帕、扇子等小道具，伴奏有节奏，也有了“哎哎哩啊”之基本调，音乐和唱腔逐步完整经过谢阿树、朱阿根、舒瑞昌及舒瑞昌的琴师陆祖赓等人的努力，蛟川走书有了“哎哎哩啊”的基本调，音乐与唱腔逐步完整——小起板、赋调、平湖调、一字沙袋、娃娃调、词调、蛟川五更等，一直沿用至今。
张亚琴说，走书的伴奏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太师公谢阿树时是用两只2两的杯子（即燕子杯）和筷子伴奏，师公（舒瑞昌）用了三弦自弹自唱；而师傅陆尧林开始用胡琴和鼓板等。
据介绍，琴师陆祖赓擅长于扬琴，他加入蛟川走书队伍后，扬琴和胡琴合力伴奏，形成走书音乐的一大特色。
而走书的格局基本定型，台上一张桌子，围一桌帏，桌帏上绣着唱书人的名字。唱书人面向观众坐在桌子右首，坐着说唱，根据剧情需要就站起来，用动作表现人物性格。桌子的左首便是后场，扬琴是主调，还有二胡、箫、鼓板等。
据了解，蛟川走书书目和曲调的丰富很大一部分借鉴了四明南词。《宁波曲艺志》记载，四明南词俗称“宁波文书”，其辞章华丽，曲调优雅，为士大夫欣赏，一般不进入书场、茶坊，而多在寿诞、喜庆的堂会上演唱。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过当时的宁波文书，说：“此乃是词，不应是书。”由此宁波文书改名为四明南词。
但四明南词毕竟是曲高和寡，艺人们为了生计，一部分走向农村，改唱了受众面更广的蛟川走书，如舒瑞昌、高纶绣等，他们雅词俗唱、俗事雅说，让蛟川走书既能在田间也能进书场，成为雅俗共赏的一个曲种。
上世纪30年代，朱阿根在江南一带很是有名。灵岩、海晏等地如果能请到朱阿根，那是方圆几里的大喜事了。他的拿手好戏是《大红袍》，据说是师傅李德法亲口传授，也是朱阿根唱书生涯的第一部大书。
朱阿根是小港街道顾家桥村人，比谢阿树小了20多岁。16岁登台演出，自编《紫金鞭》等书。他口齿清晰，刻画人物性格入木三分，并广纳民间小调、戏曲唱腔等为己所用，丰富了蛟川走书的曲调。
朱阿根最早是唱戏的。有一次在妙林庙演《金钱豹》，警察来干涉，戏演不下去了。那次事情闹得很大，妙林村老一辈的人都知道，新碶街道妙林村蛟川走书民间艺人张九虎说，后来朱阿根唱书了，也许和这件事有关。张九虎虽没听过朱阿根唱书，曾听师傅沈云中说过，朱阿根因为会演戏，对书目的理解也比人更胜一筹；而且对角色的理解也很到位。
朱阿根唱书时则运用道具，即折扇、惊木、手帕等，并插科、打诨引人发笑，活跃书场气氛。他唱书前，先用惊木一拍，往往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然后娓娓唱来引人入胜。他唱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乐”，把旧故事唱出新寓意。抗日战争时，朱阿根围上了绣有“蛟川儿女，抗日救亡”的新桌帏，和其他艺人用走书这一形式，来宣传抗日，被称为“走书大王”。
大碶街道乐炳成先生说，他曾听父亲说过，1948年，大碶湖塘村一户人家造房子上梁，有幸请来了朱阿根。朱阿根连唱三天三夜，唱的就是《大红袍》，别说是同村的男女老少，周边村的村民都慕名来听书。那个热闹啊，没法用词来形容。多少年后，乐先生的父亲还在念叨。
朱阿根个子不高，但嗓子极好，生旦净末丑，学什么像什么，特别是用“里音”（假声）演唱，更是惟妙惟肖。大碶街道退休干部屠明华说，解放初期，朱阿根仍是大腕。有一年，风调雨顺，村里请朱阿根来唱书。不仅出场费高得惊人，乡亲们还用大摇篮把他抬到村里，并争先恐后争抢一家一日的“轮转饭”。朱阿根来唱书，村里就像过节，热闹非凡。晚上汽油灯挂起，朱阿根身穿长衫上台落座，折扇一摇，后场奏起长过门，朱阿根惊木一拍开唱：“静木三声书长篇，走书要唱《紫金鞭》。”全场马上安静下来，台下的观众很多是周边村的，走了几十里山路，就为听朱阿根这一唱。
观众的情绪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喜而悲，而朱阿根往往是“要紧关头顿一顿，明晚再来听下文”，于是一天又一天，大家每天晚上去听书，把一部书听完了，才觉得有点过瘾，再期待下一次听书，屠明华说。
记者到过朱阿根的老家小港顾家桥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听过他的书，但由于年代久远，朱阿根少年时就外出唱书，对于他的生平，很多人都说不出来。
上世纪40年代有名的走书艺人还有舒瑞昌的徒弟陆尧林，祖籍也是北仑大碶。他会唱《杨家将》等大书，更擅长演唱小书，如《日月琴》《白鹤图》《玉连环》等，多为儿女情长的故事。他擅长于表现女性人物性格，经常惹得女性听众抹眼泪。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16岁的女孩子登台唱走书，成为蛟川走书第一名女艺人。她拜陆尧林为师，是蛟川走书第四代传人
张亚琴是大碶和鸽村人。她的哥哥是盲人，为了养活自己，就去学唱新闻。每次哥哥去唱新闻的时候，张亚琴都陪伴着他。那时张亚琴才七八岁，也不识字，但记忆力好，哥哥唱过的，她大多能记下。有时还能帮哥哥提词。但不幸的是，哥哥有一次到河边洗碗，一脚踩空，落水而死。那年张亚琴12岁。
张亚琴爱听书。当时，名角朱阿根红极一时，他唱到哪张亚琴就听到哪，是朱阿根的忠实粉丝。朱阿根看到这小姑娘天天跟着听，就问她听了多少。张亚琴记了很多，也唱了几句。朱阿根觉得她底子不错，建议她唱书。
但真的要唱书，可不是说说那么容易。唱书也有规矩，也不是想唱就能唱。而且哪有女孩子唱书的，母亲坚决反对。张亚琴性子倔，一心想唱书。哪个地方在唱书，她都跑去听。听多了，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就在家里学着唱，倒也像模像样了。
16岁那年的春天，算山开庙会，张亚琴正式登台。她说，尽管在私底下不知唱过多少回了，但面对众多的观众，上台还是很紧张，心跳得厉害。那天她唱的是《日月雌雄杯》，字正腔圆，初出茅庐便赢得阵阵掌声。
这样一唱就是3天。3天的报酬是150斤谷子。这让张亚琴信心百倍，而她也因此出名。于是周边地区如果有行会、庙会等，都会来请她。作为蛟川走书第一个女艺人，张亚琴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这样断断续续唱了一年。第二年，张亚琴在唱书时，警察来了。她很害怕，要求把三天的书唱唱完。谁知警察也未十分为难她，只要她走一趟。3天后，她惴惴不安地跟着警察来到镇海县城，但警察把她送进了当时名角陆尧林的家里。
当时的张亚琴唱书属于无门无派，是自身修炼的独门武功。陆尧林告诉她，她这样唱书，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一未加入唱书人协会，二没有师傅传授过。
陆师傅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聪慧的张亚琴马上领悟了。她谢过陆师傅，马上出门到南货店，买了礼品，再登门陆家，低头就拜师。
陆尧林很看好这个功底极好的小女子，马上答应愿收她为徒。几天后，陆家置了酒席，邀请各位说书名角，介绍他新收的弟子。
师公舒瑞昌当时60多岁，性格开朗，他很提携年轻的张亚琴，每次出去唱，都带着这个小姑娘。她为师公伴唱，敲敲古板。师公把自己全部的唱本都教给了张亚琴。张亚琴不识字，师公讲的时候，她就让人记下来，一次两次，也就慢慢地识字了。开始的时候，她只唱开片（即与剧目不关联的小故事），慢慢地变成。师公唱上半场，下半场张亚琴代师公唱。就这样，书目越唱越多。
后来张亚琴自己主唱了，师公退到了后场。唱书一般是在下午，上午师公就给她讲内容，下午她就唱上两个半小时；吃晚饭时师公再讲，晚上再唱两个半小时。张亚琴嗓音宽厚洪亮，演唱的多为公案、武侠、演义等长篇大书，如《飞龙传》《杨家将》《兴唐传》等，就是受师公的影响。唱书时，分口（唱书有连贯性，每天唱前，先把以上唱过的故事简单地概括几句，即使是新来的听众也能马上领会）清爽，也得益于师公的教诲。
师公、师傅的扶持，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张亚琴出名了，后来后场伴奏的人也多了，最多的时候达到7档（即1个唱加6个伴奏），走书的曲调更加好听。张亚琴的身价也不断提升，最多时唱一天的报酬是200斤谷子。
而对张亚琴来说，她的演唱取得真正的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宁波朱桂英（宁波走书），镇海张亚琴”的美誉。她唱历史书目，也唱现代故事，走遍全县每个乡镇，也收徒弟传技艺，都是为了让蛟川走书能够传承下去。“文革”时被批斗，至今腰部仍有伤，下放农村时因村民要求也会在田头唱上几句。“从艺68年，一生都献给了蛟川走书。”在2012年7月4日的收徒仪式上，张亚琴激动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由于政府扶持，蛟川走书老书目被改编，内容更加健康向上，艺人们还配合新形势，创作了许多优秀现代曲目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蛟川走书最有名的艺人是“五公座”，即谢庆法、陆尧林、费仁金、胡继堂、虞文兴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万象更新，走书艺人也在迷惘中寻找着生存之路。师傅陆尧林去了上海，张亚琴说，师傅擅长于唱情感类的小书，也许上海更适合他。张亚琴也应师傅之邀，去上海唱过一段日子。上海唱书多为“地摊”形式，即唱完后，由小童敲着锣在全场转悠，由听众随意给钱。
除了五公座外，对蛟川走书作出很大贡献的还有虞友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虞友甫对旧书加以改编，又创作许多现代曲目，让蛟川走书焕发新的光彩。
虞友甫是大碶扎马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一直在外做小生意，母亲因操劳过度眼睛近乎失明。虞友甫10多岁便到宁波学做裁缝，学徒还要干杂活，每天要到老虎灶去打热水。打水要经过老江桥，老江桥桥面是钢板，夏天太阳一晒，就会发烫。虞友甫家贫，买不起鞋子，他提着热水打着赤脚，每次走过老江桥，脚底被烫得几乎脱层皮。老虎灶旁有个书场，经常有艺人在说书，虞友甫经常听得入了迷。
虞友甫天生一副好嗓子，常学唱民间小曲。于是就去上海拜师学说唱，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回到故乡。后又拜朱阿根为师，师傅悉心传授，虞友甫唱书技艺大长。
“父亲也得益于舒瑞昌老先生的教诲。”虞友甫的女儿虞庆娣说，那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舒老先生总是一早过来，给父亲讲书，晚饭后，舒老先生才回自己的家。舒老先生为人忠厚，对父亲悉心传授，把《隋唐》、《金枪传》《杨家将》《飞龙传》都传给了父亲，而父亲也很敬重舒老先生，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舒老先生还把陪伴自己多年的三弦传给父亲，只可惜后来丢失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虞友甫的才气渐渐显现，他不但会唱，而且会改编。比如他改编了《隋唐》，一稿二稿三稿，数易其稿，女儿虞庆娣帮着抄写，光稿本就有20多本。他最拿手的还是《包公案》。1953年，他代表镇海曲艺界参加浙江省第一届民间音乐演唱会，演唱《包公案》中的“捉拿落帽风”一折，获演唱二等奖。由于虞友甫皮肤较黑，在台上表演包公判案的时候，好似包公再现，每次赢得阵阵掌声。作为省曲艺家协会理事，虞友甫的成就有目共睹。
时代变了，蛟川走书的内容也在变化，不全是长篇历史故事或儿女情长之事，而是出现了新时代的内容，比如《婚姻法》《养猪姑娘》等。解放初期，唱书的内容是新老结合，而听众还是很喜欢听老书，一般是先唱新书，再唱老书。
195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镇海曲艺队成立，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在当时的宁波地区是首家，采用工资制，赢利留作集体资金。至“文革”前，镇海曲艺队配合政府中心工作，创作了不少现代书目。艺人们背着铺盖，下乡去演唱，张亚琴说，那时很辛苦，但也很快乐，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除了在本地唱，曲艺队还到舟山去唱。张亚琴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在沈家门的红旗书场，正好是渔民捕鱼回来，900多个位置卖出了1100多张票，许多听众是站着听书的。还有舟山状元桥书场、道头书场，他们都去演出过。
1958年，虞友甫在柴桥体验生活，根据贺玲娣的事迹，创作了《抗台英雄贺玲娣》（张亚琴演唱，获省首届曲艺调演一等奖）。虞庆娣说，大约是在60年代初期，当时宁波红宝书场评书《野火春风斗古城》很是红火，她每天去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偷书），每次听完回来，就说给父亲听，父亲就记录下来。他再根据小说，结合蛟川走书的特点，有了自己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上台一唱，很受欢迎。
听众也渐渐喜欢上了现代书目，除了内容新，还能听讲政策，学到知识。“父亲把自己改编或者创作的书目都无私地给了同事们，看到同事唱得好，他很是开心。那时能进曲艺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虞庆娣说，她刚进曲艺队的时候是14元一个月，满师后是21元，以后凭能力逐步定级。父亲对年轻人很严格，要求他们既要学演唱，也要学乐器演奏，做个多面手。虞庆娣学乐器就是在父亲的监督下学成的。
1963年，镇海曲艺队出资建造了百花剧场，有500个座位，这在当时的宁波地区轰动一时，而农村如柴桥、骆驼、庄市等地都有书场，大大满足了百姓的娱乐需求。而虞友甫的创作也上了新台阶，他深入农村体验生活，自编自唱了《桥隆飙》《黑凤》等现代书目，还有《血榜记》《红灯记》《夺印》等。196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虞友甫在三山蹲点一个多月，创作了双档走书《三山创业记》。
“文革”开始了，虞友甫却被诬为黑线人物，多次被批斗，后来被下放到邬隘老家。多亏乡亲们对他很好，也没让他多做农活，他也度过了一段暂时宁静的生活。但是还有人不放过他，他最后一病不起，在1967年5月去世，才45岁。他的遗物全被抄走了，包括道具、奖状等，一件也没有留下，说起这些，虞庆娣非常伤心。
和虞友甫同时代的北仑籍优秀艺人还有余宝发、曹仁昌、夏瑞宝等人。余宝发的儿子余鹏鸣告诉记者，1961年，镇海县评出蛟川走书一类艺人5人，他们是虞友甫、张亚琴、余宝发、高礼刚、沈云中，前三人都是北仑籍的。
余宝发是霞浦人，曾师从费仁金，后又去上海学艺。1961年余宝发被下放到柴桥后所，便和弟弟余宝夫（擅长弹凤凰琴）、余金夫（擅长拉胡琴，当时还不到20岁）同台演出，长兄唱书，弟弟们唱后场，余氏兄弟的走书曾红遍北仑农村。
余宝发的拿手书目是《平阳传》，一般能唱2个多月，还有《水浒》《隋唐》《残唐》《乾隆下江南》《血滴子》等。说起父亲的书目，余鹏鸣如数家珍，他还记得《残唐》结束语是“梁唐晋汉周，不满五十秋，八姓十三帝，一统归大宋”，父亲唱得回肠荡气，接下去的书目就是赵匡胤的故事《飞龙接金枪》了。
余宝发演唱作风文雅、大气，功底扎实，嗓音清亮，说表唱都带有上海地区吴语之温软味，体现出“海派艺人”的表演手法，拥有一大批忠实的听众。后来他进了镇海曲艺队，也演唱过《51号兵站》等现代书目。
上世纪60年代，配合当时形势，艺人们演唱了不少现代书目，如《红岩》《晒场斗敌》《海岛女民兵》《三根扁担》等。“文革”开始，蛟川走书就被禁止了，余鹏鸣说。
除了专业艺人，还有许多民间艺人活跃在农村。他们农时务农，闲着唱书。在娱乐活动贫乏的偏僻乡村，他们给村民们带来了欢乐作家李建树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听阿雪先生唱走书》，说的是白峰小门、上阳一带很有名的一位盲艺人。
阿雪先生有白化病，又因双目弱视几近失明，平时走路依赖竹竿。他平时以算命排八字为生，或赶场唱走书。他用胡琴自拉自唱，唱的都是《三国》之类的大书。
半农半艺的走书艺人活跃了农村的业余生活，大碶退休干部屠明华说，新中国成立后，民间走书艺人有大碶的乐大俊、贺善良，还有新碶高塘的胡财发、柴桥的梅起球（音）等，都是比较有名的。镇海曲艺队虽也下乡巡演，但一个一个乡镇过来，轮到某一村庄不知要多长时间。民间艺人就在身边，兴之所至，随口唱来，虽是业余的，但唱功不亚于专业演员。比如他们唱的《紫金鞭》《七美图》等，上了年纪的人是记忆犹新的。
郭巨的汪康章现年69岁，是滃州走书、蛟川走书两栖艺人，也是如今能唱滃州、蛟川两种走书的唯一艺人。他从小视力不好，兄弟姐妹多，为了以后能养活自己，父亲就请来舟山六横滃州走书艺人沃阿定，让汪康章拜其为师，学唱滃州走书，那年他13岁。师父一边教他，一边在郭巨一带唱书，汪康章就从后场伴唱起步学艺。4个月后，他学会了《金顶白鹤图》《金龙鞭》等，由于他嗓子亮、音域宽，又会拉胡琴，上台一唱，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听众。
19岁下半年，汪康章跟着师傅到虾峙、六横、马岙等地演唱，技艺长进不少。第二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在郭巨书场唱，有时也到轮船、茶行等处去唱，靠大家乐助，一天也有五六元的收入，而当时一个工人的月收入也不过20来元。名气大了，就被邀请到霞浦、柴桥一带唱书，朱塘、方戴、洪岙等村，都去唱过，汪康章说。
后来，汪康康拜艺人高礼刚为师，学唱蛟川走书。高礼刚为人正直、和善，擅长唱《平阳传》《八巧珠》等，经常到郭巨等偏僻山区演唱。从高礼刚那里，汪康章学到了不少书目。他说，师傅是很讲究舞台艺术的，唱男唱女都惟妙惟肖。
“文化大革命”前后，农村虽然也有了露天电影，但走书仍然很有吸引力。汪康章跟着师傅去大榭、三山等地，一般是师傅唱上半场，他唱下半场，书目有《平阳传》《双阳追狄青》《紫金鞭》等。《紫金鞭》一部书，就要唱上45天。
他也唱过现代书目，如《红岩》等。汪康章至今还背得出《红岩》的一些片断：“天苍苍，地茫茫，高山古城哀悲伤；寒水扑面卷冰霜，心如刀绞痛断肠……我满怀信心来相见，谁知你一腔热血洒战场。曾记得长江岸边高山上，红旗下是你介绍我入党；曾记得你领导罢工卷巨浪，昂着挺立最前方……”这是江姐听到丈夫噩耗时的心情，唱的时候听众也会被感动，汪康章说，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些词，但现在是没有用了。
1966年，迫于形势，汪康章改行卖大饼、开小店。1976年以后，到80年代初期，汪康章又重操旧业唱了几年，最远的还到过慈溪三北、温岭等地。白峰的张先生说，他是听汪康章的走书长大的，最喜欢听的就是《紫金鞭》。走书主要是被电视剧打垮的，那时电视里播放《霍元甲》、《陈真》等，连老年人都被吸引了，走书慢慢地就没人听了，汪康章说。
汪康章很想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但没有人肯学，包括他的儿子。作为一个民间艺人，他虽还保留着原来唱书时的一些东西，有时也会唱上几句，但年纪大了，心境也不同了。现在生活好了，不需要靠这个养活自己了。
“文革”后，蛟川走书重现舞台，也出现过一批优秀的演员。蛟川走书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继承，但艺人队伍在萎缩。如今的传承者开始用网络视频、微博推介走书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镇海曲艺队招收了一批年轻艺员，成为蛟川走书第五代艺人，其中北仑籍的就有江亚华、李丹艳等人。
江亚华是柴桥后所人，自幼喜爱文艺，边干农活边业余学唱蛟川走书。年轻时的江亚华很会吃苦，那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她是后所山林队队长，10分正劳力。采茶时节，她双手采茶，最多时1小时采了181.3斤。平时干农活，闲时学唱书，她所在的后所宣传队拿出的节目不亚于县级剧团，江亚华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镇海曲艺队、文艺队到后所巡演，一些老演员看出江亚华是个好苗子，把她编入镇海县文艺小分队去全县各地演出。70年代初期，她和同事演出双档走书《共产党员雷英》崭露头角。1979年江亚华被特招，进了镇海曲艺队，拜张亚琴为师，正式成为专业艺人。那时，母亲很是舍不得，不让她去，毕竟镇海距后所有不少路，交通也不便。江亚华不听，就骑着自行车到了柴桥，再从柴桥坐车到镇海城关。在曲艺队，江亚华每日吊嗓子、学琵琶，先后学会了《杨家将》《五虎平西》《大红袍》《隋唐》等传统书目，并跟着队里的老前辈上山下乡去演出。
整整一年，她没回过家。有一天，她在电台录制《杨家将》，外面有人喊，一看是哥哥，她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连夜跟着哥哥回了家。母亲见她一切都好，也就放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江亚华返回镇海城关，但还是被扣了15元工资，因为是私自回家。
江亚华跟着张亚琴到处去演出，去过石浦、舟山等地。有一次到沈家门唱书，张老师身体不适，江亚华上台代唱了一段《杨七郎打擂台》，这是她第一次单挑，在1979年的下半年，江亚华说。
从这以后，张老师也放手让徒弟登台。江亚华也不负众望，每个书目力求唱得尽善尽美。去省、市比赛，要么不去，去了总能得奖，如《阿春摆摊》《戴口罩的姑娘》等。到江亚华这一代，现代剧目多了，艺人们都希望走书有新的内容。江亚华嗓音好、功底扎实，她演唱的《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等现代书目曾经红极一时。
上世纪80年代初，是蛟川走书最繁荣的时期。江亚华说，1982年，她担任镇海曲艺队队长后，致力于蛟川走书的改革，她改编的长篇走书《一代名旦筱丹桂》名噪全省。曲艺队体制也开始改革，演员的收入与演出业绩挂钩。每一部书目，尽量用双档，音乐都定腔定调，并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让走书更好听更好看。江亚华回忆起那一段日子，充满了自豪。
但进入90年代后，娱乐活动丰富了，走书不知不觉衰落了。1997年，由于工作关系。江亚华回到家乡北仑。10多年来，她没有忘记蛟川走书，每每有重大活动，她都会应邀去演出。2007年，她代表镇海区去参加省曲艺会演，一曲《炮魂》艺惊四座，获得了省群声奖。江亚华说，这部书目，她与编剧、音乐及伴唱等多次切磋，多次排演，才有这样的成绩。现在江亚华已退休多年，但说起蛟川走书，她仍然充满激情。她希望蛟川走书后继有人。“这是我们地方的东西，失传了是很可惜的。”她说。
保护和传承蛟川走书，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北仑蛟川走书传承者乐静说，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人喜欢听，但都上了年纪。
乐静是大碶湖塘人，出生于艺术之家，在上海长大。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她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一出戏中客串女儿，演得情真意切，赢得众多掌声。那年她才8岁。
由于诸多原因，乐静从上海到了北仑农村。她开始在农村简陋的舞台演出，有小戏、表演唱、对口词等，也有蛟川走书。后来她向汪康章等人学艺，并博采众长，从此她的生活便与蛟川走书紧密相连。
作为民间艺人，为了开辟广阔的唱书空间，乐静远走舟山、鄞州、余姚等地，有了很多忠实的听众。她嗓音圆润，咬字清晰，表白通俗易懂，插科幽默含蓄，表演人物恰到好处。她不但唱老书目，还把民间故事等进行二度创作（即做书），让自己的看家书目更加丰富。她整理创作了《麻将的由来》《虎逼精丹》《割肉还娘》等，发表在各级刊物上，并把自己多年的心血结集出版，那就是《奇葩留香——乐静演唱作品选》。
如今乐静虽已年过花甲，但还活跃在走书舞台上。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好结束了在红联的演唱。她是北仑区蛟川走书传承人，从28岁开始唱蛟川走书，已经快40年了。她整理了很多传统书目，如《包公案》。她认为传统书目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也有糟粕，需要净化，包公并不是一出生就能断案的，而是逐渐成长的，把他的成长故事唱出来，肯定是有新意的。她把一些优秀艺人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说是让大家都知道蛟川走书是很美的。她还开通了新浪微博，和走书爱好者交流。
乐静说，以前走书艺人都从后场做起，三年学徒四年半档，经过严格的训练才上场，既是艺人，又是导演和编剧，还要懂得后场音乐。除了会唱传统书目，还要根据所处时代，改编和演唱新书目，比如她唱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都深受欢迎。说起蛟川走书的传承，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去年她在北仑9个乡镇巡演，一些听众反映，听过之后，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次听书。如果能开辟电视书场或者广播书场，影响会更大。
目前北仑蛟川走书最年轻的艺人是张晓琴。张晓琴是大碶石湫人，她的奶奶和爸爸都是甬剧演员，她从小就受到熏陶。她曾听一位走书艺人唱《小红袍》，觉得很好听，平时就学上几句。21岁那年她专门去学了走书，但当时走书已经走下坡路了。直到6年前，她参加了大碶文化站举办的蛟川走书大汇演，有幸成为张亚琴老师的弟子，并得到指教。
张晓琴在北仑、鄞州一带唱书，一般都是人家邀请，一唱就是一个月。她唱的书目有《飞龙传》《杨家将》《大明剑侠传》等，有几部书还是张老师给的。张晓琴说，现在的听众还是喜欢听老书。去年她代表北仑区去参加宁波市曲艺汇演，她的《星星跟着月亮走》获得二等奖。她说，她每去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听众，但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多为60岁以上的。也有一些40几岁的，但毕竟是少数。
据了解，蛟川走书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重又兴起，一些乡镇的老年协会经常请艺人来演唱，而主管部门也有意识地引导作家们创作新书目，还组织各类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区文化馆有关负责人说，北仑有这样一个民间曲种，传承了百年，希望能够再传承下去。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孙红军摄影或翻拍）
（2012年8月23日4——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