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庆是叔父惟一的儿子，长我两岁。
小时候，我俩整天混在一起，算是穿开裆裤长大的。在学堂上课，我俩坐一桌。中午，在食堂吃饭，他常常把自己瓷盅里的咸菜，分给我吃，而他只吃白饭。看着他被干饭噎得青筋暴突的脖颈，我万分难过。我在学堂受人欺辱，从来都是元庆出来替我说话、撑腰。我被老师罚扫地，也是元庆偷偷帮我打扫。他说：谁让我们是兄弟呢。
我和元庆，都曾有过十分远大的理想。
每天放学后，我们背着背篼，去坡上割草。一到坡上，我们就把割草刀，扔得远远的，把背篼挂上树枝。然后，四仰八叉躺在草地上，开始描绘各自的人生梦想。
“你长大后最想干什么？”元庆问。
“当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时，我正暗地喜欢学堂里的一位年轻女教师。
“当老师有啥子好，臭老九。迂夫子。我长大后，就去当兵，打仗。顺便去北京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元庆说的这些词汇，都是从书上得来的。
初中毕业时，我以绝对优势，考上了当地师专。而元庆，以两分之差，与他填报的志愿失之交臂。中考落榜后，元庆情绪低落，再也不提“理想”之事。那段时间，我曾以各种方式对他进行过安慰和鼓励。可元庆却故意躲避我，不与我见面。面对我，他总觉得抬不起头。若无意中与我相遇，他也只是笑笑，然后，迅速走开，像猫见了老鼠。
我去中师报道那天，全家人都跟来送我。母亲为我缝制了新衣裳、新鞋。父亲走在我左边，叔父走在我右边。那一刻，我在村里出尽了风头，我是我们家族史上的骄傲。村子里的人，都赶来看热闹，七嘴八舍议论着，羡慕中暗藏嫉妒。父亲逢人就说：“娃考上中师了，送去报名，报名。”一边说，一边递烟。脸上的表情，浓缩了他一辈子的兴奋。叔父也在一边既拱手，又搭腔：“感谢乡邻，感谢乡邻。”我走在他们中间，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用目光四处寻找，我希望那天，元庆也来为我送行。我的喜悦，是应该由他来分享的。就像曾经，他分担我的忧愁那样。
但那天，元庆始终没有出现在送行的人群中，他一直躲在村头的山坳上，看着我的身影渐行渐远。直到，泪水模糊视线。
二
我读中师后，回家的时间少了。与元庆的关系，也从原来的亲密变得疏远。入学后，我跟元庆写过几封信，他一封也没回。那些信件，我相信他是收到的。但我从来不期望他的回复，从小到大，很多事，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我也相信，他一定是理解我给他写信的用意的。
元庆并未实现去北京当兵的梦想。
放寒假，我回村看到他时，他正抡着锄头，在田里挖土。那模样看上去，很有一个农民的本色和味道了。
“回来了。”元庆看见我，主动打招呼。看得出，他心里堆积的阴霾，已经消散。自卑的心理，也得到了矫正。
我放下书包，和元庆并排坐在田坎上。我们兄弟俩，终于又重新坐在了一起。那天下午，我和元庆谈了很多关于人生，关于生活的话题。我们谈童年往事，村庄的变化，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些既是我们的心灵秘语，也是一个乡村的心灵秘语。
元庆已然不是过去的元庆了，生活的磨练和锻打，使他从最初的一块毛铁，变成了如今一块纯度较高的钢铁。我也少了以往的浪漫和理想色彩。我们好似两条鱼，同时学会了在生活的深水区或浅水区里游刃有余，知难而进。
元庆说：“当个农民，也很好。自己种粮自己吃，不必操心别的事，人活着，求的就是心安。”我理解元庆这话的意思。生活开始对他起作用了，那是另一种活着的尊严。
我转身，盯着元庆翻挖的那块地，陷入沉思。
元庆，我祖脉上的弟兄。在那块田地里，种高粱、种麦子，也种红苕，和马铃薯。每种一季，他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很难衡量，我在课堂上的收获，和元庆在田地上的收获，孰优孰劣？
元庆说：“只要家里的粮仓不空，未来就有希望，日子就有奔头。”
三
我中师毕业后，被安排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元庆继续留在乡下当农民。原本想，我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会一直这样延伸下去。真到承载人生重量的这列火车，抵达终点站。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未能甘于寂寞，乐守清贫。教师的职业，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神圣和光辉，给我带来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我开始为调动找关系，跑单位。最终，我从一名小学教师，变成了一名县报记者。而元庆，却一直扎根在农村。他把自己全部的人生赌注，都交给了生养他的那块土地。
我做记者后，曾替元庆在城里找了一份活儿，希望改变一下他的生活境遇。但元庆拒绝了我的好意，他还在坚守他的理想——只要粮仓不空，日子就有奔头。其实，在元庆的骨子里，一直存在一种对抗。他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比我差。从我读中师那天起，这种对抗就在元庆的心中滋生了。这么多年过去，对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他想以他的理想，来打败我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四
元庆来城里找我那天，我刚从一个乡镇采访归来。那是他第一次来城里找我，我感到很惊讶。妻子在城里最好的一家餐馆，特意为元庆订了一桌餐。她对我的这个兄弟，向来很尊重。妻子说：“我很欣赏元庆身上透出的那股自信和坚韧。”
吃饭的时候，元庆很少说话。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丝毫没有过去开朗、旷达。人也消瘦了很多，三十岁不到，却显出老气横秋。
元庆那天喝了很多酒。尽管我一直在劝他少喝。妻子看他如此豪爽，腆着个大肚子，破例敬了他一杯酒。没想到，元庆喝下妻子敬的酒后，哭了起来，眼泪雨滴般滚落。他边哭边说：“看你当弟弟的，都快抱儿子了，我当哥哥的，对象却八字还没一撇。看来，我今后只有等我那乖顺的侄儿，来替我养老送终了。”元庆的话使这顿饭陷入尴尬，妻子在一旁偷偷掉泪。我一口气，喝干了酒瓶中剩余的白酒。
那天中午，我和元庆都喝醉了。
晚上，元庆对我说：“我娘病了，很严重，要住院，要钱。”他这次来，是专门来向我借钱的。
元庆继续说：“等治好我娘的病，我也不想在村里待了，再这样待下去，只有等死。老弟，你不知道啊，我在村子里，越来越孤立。整个村子，没有几个人在劳动了。大量田土，都已荒废。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朝城里跑。留下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独守村庄，和艰难的岁月。离开村子的人，他们宁可去吃城市人的剩饭，也不愿在贫瘠的土地上，自给自食。穷啊，人人都穷怕了。”
元庆曾也想跟着村子里那些外出的人，南下广东，他不想再把自己的人生，耗在贫苦中。可很多次，他都没有勇气使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他是个孝子。他舍不得撇下自己的爹娘，舍不得遗弃自家的土地。他说：再贫瘠的土地，也种庄稼。再苦的水，也养人。
元庆到现在，仍在坚持他的理想。不过，在他的理想里，早已没有了对抗的成份，只剩下对土地本身的热爱和忠诚。
妻子说，他是要做一个乡村最后的守望者。
五
元庆从我这里拿去的钱，还没来得及用到他娘的身上去，我的叔娘，就躺在自家的木床上，走了。
叔娘得的是胃癌。晚期。
我回乡奔丧那天，心上像压了块大石头，整个人无精打采。我深知，我们家族这棵树上的又一片叶子，凋零了。村庄，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变得幽暗或者明亮。也没有像我猜想中的那样，充满悲伤或者沉痛。除了死者的家属，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为逝者哀悼。活在村庄里的人，个个离死神近在咫尺。指不定那天，自己就成了“棺山坡”的新鬼。因此，我叔娘的死，在一个乡村，显得十分冷清和孤寂。
风穿过旷野，穿过老家的屋檐，在堂屋里打着旋儿。元庆跪在叔娘的遗体前，泣不成声。只顾埋着头，不停朝铁盆里烧纸，淡黄色的火光映红他的脸，他的脸枯瘦、蜡黄。从此，维系他生命的一束根须，被切断了。
元庆说：“如果我有钱，或生活在城市里，娘，绝不会走得那么快的。”
为给叔娘治病，他尽力了。家里的猪卖了、牛买了、羊卖了，粮仓里储存的粮食，也被掏空。为减少医疗费用，最初，元庆只能带着叔娘，到就近的镇卫生所就诊。由于镇卫生所医疗条件简陋，加上医生的马虎，将叔娘的病，误诊为胆结石。当我的叔娘躺在镇卫生所破旧的病床上，被医生冰冷的手术刀剖开肚腹后，却又被告之并未发现结石。惊慌中，医生草草地为叔娘缝合了伤口，像掩盖一个不堪示人的秘密。
从死亡线上逃脱的叔娘，回到家后，病情逐渐恶化，伤口感染流浓。元庆挖空心思，四处筹钱，设法把叔娘带去城里的医院，再作检查。可叔娘死活不去，她说：“就是把房子卖了，恐怕也治不好我的病。”
苦于钱的压力，元庆只好听从叔父的意见，采取土办法，每天上坡割老虎刺、挑夏枯草、挖麦门冬等草药，熬水给叔娘喝，试图让生命出现奇迹。哪晓得，叔娘喝下草药水后，周身出现浮肿，肚皮胀得亮堂堂的，像快吐丝的蚕子。越到后来，叔娘连水也喝不下了，说话都吃力。元庆这才硬着头皮，东借西凑，揣着钱，带叔娘到县医院查病。检查结果，宣判了叔娘死刑。
安葬叔娘那天，元庆在叔娘的坟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傍晚回到家，夜饭也没吃，就躺在床上睡了。睡到半夜，我听到他的哭声，断断续续，如夜风低泣。
叔父两眼闪着泪花，拍着我的肩说：“劝劝他吧，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样劝说元庆，他是一个不需要别人来拯救的人。在元庆心里，他的悲痛，不仅在于母亲的死亡，还在于比死亡更可怕的一种东西。那种东西，一直潜伏在乡村内部。或许，也可以称作“癌”。
谈及以后的生活，元庆说，他惟一的愿望，是想办法把给叔娘治病欠下的债，尽快还清。然后，有时间，就多陪陪我的叔父。“只有这样，我才能让娘的在天之灵，获得安慰。”他说。
年近三十的元庆，一直过着单亲生活。
六
二00七年春节过后，在叔父的苦心劝说下，元庆终于离开了村庄，去一个偏僻小镇，替人守煤矿。
可谁也没想到，元庆这一去，竟然结束了他下半生的生活。叔父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片好心，换来的却是永久的悔恨。我更是没想到，我的堂兄元庆，一个憨厚、诚实的农村青年，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强奸犯。
事情发生在元庆到小镇半年后的一天下午。
元庆像往常一样，为来拉煤的车装完货，就朝煤厂背面的池塘走，煤灰糊满了他的身体和脸。他想去池塘里洗个澡，消散暑热。每次装完货，他都要去池塘，洗洗身子。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有时，他心情不好，或是想家了，他也会去那个池塘，赤身裸体泡在池水里，所有的烦恼和孤寂，统统被清水过滤了。那个池塘，成了元庆一个人的天然沐浴场。
那天下午，当元庆光着上身，来到池塘时，他发现池塘里，有一个人，正在游泳。待他仔细一看，是个姑娘。姑娘是煤厂老板的女儿，在县城读初中。放暑假才回家几天，就背着父母，偷偷地跑去池塘洗澡。
元庆看清池塘里游泳的是个姑娘时，他显得有些紧张，周身血脉贲张，身体像着了火，憋得难受。那刻，他没有返身回去，而是躲在池塘边的树林里，一步一步向池塘靠近。直至将那个小姑娘，像拖一条鱼一样，拖上了岸……
以上细节，是我在派出所的审问笔录上看到的。我是第一个知道元庆被捕的人。当警察要求通知元庆家人的时候，元庆把我的手机号码，提供给了警方。这个跟我从小长大的兄弟，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想到了我。
不知道，他是真把我，看作最值得信赖的兄弟，还是，不希望他被捕的消息，过早地被我叔父知道。
七
元庆被捕后，我多次去监狱看过他。
那段时间，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元庆上诉的事情中去。我去他守煤的小镇收集证明材料，找最好的律师代理案子，调动我可能调动的一切人际关系，希望帮元庆减少刑期。可元庆却并不配合我所作的努力。代理律师几次去狱中，希望他重新提供有价值的口供，可他总是缄口不语。我也曾多次到监狱，劝他重录口供，他也不予理睬。
最终，法院以强奸幼女罪，判处元庆有期徒刑七年。
元庆入狱不满一年，我的叔父也去世了。元庆得知叔父死讯，万分悲痛。理智崩溃的他，试图越狱，见叔父最后一面。结果被狱警当场抓回，加刑一年。
我再次去探监时，元庆已瘦得不成样子了，神志恍恍惚惚，跟一个傻子没有区别。我没话找话地跟他攀谈，想缓解他的悲痛，也缓解我的悲痛。可元庆对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均无反应。他只呆呆地坐着，低着头，搓他的两根手指。每次都是我的话刚说到一半，他就起身回狱室去了。
越到后来，元庆根本就不愿见我了。仿佛一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被囚禁的世界里。